中共“大三公”祸害弱势群体
百姓痛恨“三公”，北京当局为安抚民心，几度出手处置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共汽车私用。但是，这“三公”不过是“小三公”，一年花两三千亿并不算多。为祸更烈的是“大三公”，而且百姓不易察觉。
何谓“大三公”？即公共资源配置、公共资产交易、公共产品生产，通俗举例可分别指铁路建设、国土资源出让、金融经营许可。
党官不腐败成为极端个案
在“大三公”领域里，任何一个有权经手大小项目的人，大到刘志军那样的中央部门要员、小到工地上的项目长，是无法推拒贿赂的。一旦有人推拒就会被周围的人指为“坏事者”，乃至于背上破坏项目的“道德指控”。因此，就在铁道部长刘志军被查之后，宁杭高铁项目还是出了“钢筋竟然瘦身 拉细拉长再浇注混凝土”的丑闻。由于该丑闻涉及面太广，浙江地方紧急灭火，对企业处以几十万罚金了事。
有体制内专家指出：中国高铁建设至二○二○年将达一点六万公里，总投资达一点八万亿人民币，称之“一亿一公里”十分贴切，“一公里腐败一千万”亦属正常事情。在全国高铁建设工地，“纤维袋子提现金（行贿）”是正常现象。“要是弄个一号大信封之类的袋子送钱，顶多是求送点砂石料什么的。”铁道部第十三工程局一个工地项目长，如此对朋友坦言。有北京民间经济学者测算：二○一一年度全国政府采购规模将达到一点二万亿，其中腐败规模至少有一千四百亿。
前年（二○○九）的政府采购规模为七千四百亿，其价格水平超过市场均价百分之三十七。官方内部辩称“用的产品质量相对较好”。但知情人士指出：天价采购在政府采购中普遍存在，回扣率少于百分之十二几乎不会成交。因此，一些仰中共鼻息生存的“民主党派”对此十分不满，但又不敢直指问题本质，只说“国进民退”不利于经济发展，云云。当然，从高铁建设到政府采购其主体交易大多在国企内部完成，因此大大排拒了有相应资质的民企。对“低端供货”者的选择，国企宁愿与民间“无照经营者”合作，而不愿与正规的中小民企合作。
促消费不见效的谜底
由于“大三公”派生利益难以向整个社会均匀发派，其庞大的货币流量不可能有较大的比例形成消费者支出。所以说，“大三公”一方面是“腐败压制了市场，权力破坏了消费”的表现；另一方面也为害国际，以至于国际社会悲叹“中国消费者不合作”。
“大三公”利益向小众群体而非平民百姓发派的最好例子是国土资源交易。国土资源销售收入完全用于各级政府维持日常开支或建地方项目，形成百姓福利的部分尚不足交易额的百分之五。为了从国土资源交易中牟取高额收入（尚不计其中的腐败规模），地方政府往往以“倒指标”方法操作。较为经典的做法“赶农上楼”──压缩农村住宅占地而转化成城建用地指标，由于制造了太多的社会矛盾而停下来。但是，编造荒地复耕、闲置工业用地再利用数据，则是各级政府骗北京的不二法门。
“政府囤地”已经成为“中国特色”重要元素，而囤地三年赚到收购价的十五至二十倍乃正常现象。广西桂林七星区彭家岭村与黄莺村被区政府强行征走土地共九百余亩，地款被拖了三年尚不付清，而区政府已经在出售土地中获利十七倍。有村民气愤地对媒体说：“这哪里是征地？完全是抢劫！”
“吃国家”乃成功标志之一
不少国外媒体采访本文作者时，对作为公共产品的公园里出现高级私人会所大惑不解。其实，这是中国历史积累而成的腐败政治文化的延续，即“吃国家”是社会公认的个人成功标志之一。在中共统治里面，这一点更为明显，从官员家属吃空饷到富豪变相占有公园会所，其现象不胜枚举。“吃国家”的实质是吃社会公众、吃弱势群体，而能吃著的小众如几千万中共党员不以为耻，反而安之若素。因此，当中央出台一些遏制“小三公”的政策时，基层官吏大多是如网络跟帖“我笑了”那样的讽刺心态。
对公共产品生产进行暗中的利益抽取，在金融方面表现尤为明显，并造成了难以弥合的社会鸿沟。比方说，全国的城市和农村信用社系统约有两万亿的资金被其内部权力人士导入民间高利贷市场，其中以佣金表现的腐败规模今年将突破三千亿。另一方面，民间中小企业告贷无门，或是等待倒闭或是被高利贷套住。内蒙古包头市的富翁金利斌自焚事件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而且金利斌在被高利贷套住之后竟然也成了放贷者。
中共统治时期的猖狂“吃国家”习性还大大地破坏了本来就脆弱的法制，尤其是警察腐败已经是许多社会矛盾暴力化解决的直接引爆点。即便没有形成暴力事件的警察涉案经济犯罪也产生了恶劣的社会后果。比如，大庆油田上半年爆出的盗油大案，牵扯出大庆市公安系统的多名警官──油田分局局长、明水县局政委、肇东市（县级）局长。
中共欠百姓多少债
中共反蒋时期，动辄称后者欠下人民血债。现在，不提众人皆知的血债问题，只以中共利用“大三公”剥夺弱势群体（假定为十亿，其实更多）的经济利益为标的，而称之为“水债”，来算一下大概账目：从○七年初到一○年底，每人每年大约被“大三公”剥夺的利益在四千到六千元人民币之间，但这些损失百姓看不见摸不著。
有些经济学家曾提议将国企盈利的一部分作为红利向全民发派，想法固然不错，但是，吴邦国等中共顶尖权力人士明白，一旦发派红利就意味着承认私有化的可能性。因此，他们要坚决反对私有化，并以堂皇的政治口号维护中共继续盘剥弱势群体的制度体系。可以预见，未来的历史学家以符号代称腐败，必言“中共”，如同说能臣言“诸葛”、说“权奸”言秦桧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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