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后坐在沙发上，听着帘外雨水潺潺，随手翻着袁枚的《随园诗话》，读到“月下秧歌四起，方知桃源风景，尚在人间。”不禁又要合上书，做一番冥想了。说实话，很难把这印象中的巴人之音与月下桃源联系起来。这也难怪，因为虽然秧歌在中国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但当代秧歌自1949年以后，便成了“此是人民新国庆，秧歌声里万旗红。”之另一幅面目了。自然在此后生长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也无从知晓49年以前乃至宋代时“秧歌”的原貌了。
据记载：“农者，每春时，妇子以数十计，往田插秧，一老挝大鼓，鼓声一通，群歌竞作，弥日不绝，是曰秧歌。”这种舞蹈最初起源于农业劳动，广泛流传于中国北方，早在宋代就有农事中唱秧歌的记载。人们在田间辛苦躬耕，劳作之间在田间地头敲锣打鼓唱上几句，或是收工之后在自家小院庭前，载歌载舞跳上一段，以表天伦之乐。而后来，秧歌更是从村头田间唱到了闹市华都，若是逢着年节喜庆之日，更是只有秧歌才最为热烈，此时所有的雅乐圣颂，或梨园杂技都派不上用场，必要一队红火的秧歌舞者把街头巷尾闹遍，就是天子见了，也定会龙颜大悦道，“天下大理，万姓欣然，此太平之盛业，朕所望哉！”人们用秧歌的喜庆来表达幸福与感恩，因天地人和而喜，因五谷丰登而喜，感风调雨顺之恩，感天地好生之恩。
记得有一次看到一个关于商河鼓子秧歌的介绍，说其表达了黄河儿女们征服自然的决心和收获的欢乐。其实对于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标注，我早见怪不怪了。秧歌表达的本是感天敬地的喜悦，在本朝被改良为战天斗地的狂热。在这种变异之下，秧歌的从内涵到表演自然也就因悖天而行从而走向没落。在秧歌中，再也听不到《道古人》、《劝善歌》的哲理，也听不到“送郎送到三里池，水边石榴花满枝，有花堪摘当须摘，莫待无花空折枝”情意。只听到大秧歌一路唱来，唱过打土豪分田地，唱过生产合作社，唱过承包责任制，且还要边唱边谢，被一道户籍令划为最底层贱民时，要谢党恩，高呼着亩产3万斤的狂乱中要谢党恩，饿殍遍野易子而食的恐怖年代还要谢党恩，这样一步一磕头的谢到今天，今年菜贱要伤农，去年米贵也伤农，逢着荒年要伤农，遇着丰年还要伤农，在这种在世界其它任何一片土地上都不曾有过的悲哀中，农人们却还要穿红戴绿的扭秧歌，唱赞歌！不要怪80后的人不传统，不要说70后的人太小资――这样的秧歌的确很难令这些没领略过秧歌原貌的当代人所理解。
也许是剥极必复。秧歌真韵在中东失落半个世纪之后，自今年初竟出现在全世界各大顶级剧场。首先是在美国纽约的林肯中心，在世界一流艺术团――神韵艺术团连续十场的演出中，大秧歌成为这视觉盛宴中的一道大餐。同时，神韵艺术团全球巡演又将此东方神韵带到世界各地，令各族裔的人们一饱眼福。想见那台上舞者腰间红绸若龙蛇飞动之态，左右腾挪的步子舞得三分醉意，七分酣然，我多么希望神州中东早日再现秧歌风采。而我亦能亲尝细品这秧歌百味，譬如陕北秧歌的阔达、河北秧歌的健朗，东北秧歌的活泼、山东秧歌的豪放，并欢欣而感动于这敬天崇德的质朴古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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