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子霖：六四问题不是车祸不能个别解决 (图)

天安门母亲丁子霖

六四二十二周年临近之际，六四难属群体―天安门母亲5月31日发表公开信，悼念亡灵的同时，披露：自今年二月以来，北京公安部门首次与某位难属接触，私下沟通。但既不谈“公布真相”，也不谈“司法追究”，只询问要给多少钱。天安门母亲团体在公开信里，对政府当局22年来首次打破沉默表示欢迎，但是认为不能接受目前这种个别接触、私下了结的做法。天安门母亲团体发起人、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丁子霖通过电话向我们阐述了难属团体协商之后达成的立场。

天安门难属群体的三项基本诉求

丁子霖：我们从95年开始就要求和政府对话，提出三项诉求：要求政府当局公布六٠四真相，向每个受难者家属就死者做个案交待；第二，要求依法赔偿；第三，依法进行司法追究。简单说，就是六个字：“真相、赔偿、问责”。

我们（这位）难属当然坚持这三项要求，不可分割。来人就说：真相，这么多年了，不好办，当年很乱；追究呢，也不好办，现在有的人死了，有的人还活着―当然是指李鹏吧，我想。（来人）就跟我们的难友讲：你看多少钱。

到底他们有没有用“赔偿”两个字，我现在不太清楚。让她回忆，她也模模糊糊，就是多少钱合适解决（六四问题）。

那当然，我们不能接受这种谈的方案。

今年中国国内人权状况倒退到六٠四以来最恶劣的的状况，尤其是茉莉花革命以后，简直就是全面封杀，重判刘晓波，现在又秘密关押艾未未，各种声音都被封杀了。这种情况之下，怎么2月20日开始，几乎每个月一次找我们这家难友，盯着她不放来谈。而且，孤立的谈要多少钱合适。还不让她和我见面。

六٠四问题不是车祸，不能个别解决

丁子霖：我们经过商量，觉得：我们回避不得，必须正面回应。

我们的态度是：对话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但是，我们必须正告政府当局，第一：派人来谈，可以，需要是政府相关部门，有正式授权来谈。绝不能让十几年、二十多年监控我们的公安人员，和我们这些被监控人员来谈。这本身就不对等，本身就缺乏诚意。第二：谈，就要堂堂正正、公开地谈，摆在桌面上，跟难属群体谈，不要私下勾通。第三：谈，应该有广泛性，不能盯着一家难属：想干什么？我们那么多家难属呢！要谈，可以选择谈，可以和我们群体谈―我们有对话小组。可以多找些难属谈，广泛听取意见。不能暗箱操作。六٠四问题不是某项车祸，不能这样个别解决。

法广：假设有这种可能：他们接受与天安门母亲以团体的形式对话，但是，只谈赔偿问题，你们会接受吗？

丁子霖：这个问题现在并没有摆到现实面前，我不能回答你。我们难友要商量。但是，我可以谈我个人的看法：我想，这个问题不太现实。为什么呢？赔偿，因何要赔偿？是车祸撞死人赔偿，还是开枪打死人赔偿？

当然，对方（公安）也很狡猾。他就说多少钱合适，他也不用这个词（赔偿）。

金钱和压力不会摧垮和化掉天安门母亲团体

法广：二十二年来，六٠四始终是官方媒体禁谈的话题。您觉得六٠四这个话题在中国人的记忆里是不是已经淡漠了？

丁子霖：没有。所以，我们祭文里的第一部份内容是献给我们亲人亡灵的。我们首先要告诉他们：二十二年了，时间不短了，但是，尽管八٠九、六٠四这些词眼都被当局屏蔽、淡化，但是，中国人没有忘记，尤其是北京人没有忘记，香港那么远，香港同胞也没有忘记，海外的很多同胞―不管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没有忘记。我们要告诉他们：人们永远记住他们。再有，我们也要告诉他们我们的态度：我们始终认为，中国的八٠九是一场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不管世道如何多变，不管中共当局怎么打压，我们认为它伟大就伟大在于它是和平的请愿，和平的示威，和平地表述自己的意愿。我们认为，我们的亲人是为民主死的，为自由死的。他们为我们中华民族、为世界的进步事业献出宝贵的生命。尽管我们被打压，但是，我们始终以他们为自豪。

他们（中共）想用钱来化解我们天安门母亲，来抹杀六٠四大屠杀的罪孽，是做不到的。

丁子霖女士表示：“天安门母亲这个苦难的群体是在我们亲人的鲜血、尸体堆上站立起来的，我们的群体是我们亲人的鲜血和难友们的泪水凝聚在一起的。我们已经过了二十二年了，最最艰难的时候我们都熬过来了。亲人突然离去是我们最最难熬的时候，我们都熬过来了。我们一块儿相互扶持，走到今天。既然站起来了，我们就不可能趴下。不是金钱，不是压力能把天安门母亲摧垮、化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