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大陆人游台北忠烈祠的体悟(williamhill官网 )

忠烈祠外部

2009年6月我携ＬＤ和幼子回中国时顺便去台湾。老友庄兄嘱咐我要是有机会，去台北忠烈祠寻访他的舅舅的牌位。我当然是责无旁贷。

还是在大学同窗时，庄兄就告诉过我他舅舅是国军七十四师的团长，孟良崮战役中与他的上司七十四师的师长张灵甫一同自杀身亡。从我自己家庭在文革中的遭遇得到的体会，我猜想他的父母因此会有许多麻烦。庄兄告诉我他的舅舅一家是磨难不断；但这桩关系到是并没有给他的父母增加更多的麻烦。庄兄的父亲四九年从美国留学归来，文革中成了反动技术权威，又有美国特务嫌疑，受的折磨多了。

过去因为信息闭塞，我们都不知道台北忠烈祠里供奉着国军阵亡将士的牌位。近年来，大家才知道这个事实。但台北忠烈祠里是否供奉着庄兄舅舅的牌位还待证实。来美虽已二十年，庄兄一家仍持中国护照。持中国护照去台湾可就麻烦了。所以这去台北打头阵的事就正好交给我了。

我和庄兄几乎研究了网上所有关于七十四师，张灵甫和庄兄的舅舅周少宾的资料。两人互相分享和讨论各种我们所能发现的信息。周少宾是黄埔军校第八期步兵科，陆军大学第十七期正则班毕业；湘西会战时是国军73军15师副师长兼参谋长；孟良崮战役时是整编七十四师第五十七旅第一七一团上校团长。1947年5月16曰殉职；1947年7月30曰，民国南京政府追赠其为陆军少将。

ＬＤ和我研究台北之游的细节，所有重要的观光景点排下来，两，三天的时间确实比较紧。实话说，她对忠烈祠没有什么兴趣。但碍于庄兄的面子，我又保证时间不会太长，所以得到了她的同意。儿子倒是没有什么怨言。

六月十九日是星期五，上午十点左右我们来到忠烈祠。走在忠烈祠内的广场上，我内心激动不已，除了寻访周少宾的牌位，或许我能替庄兄和他的母亲找到关于他舅舅周少宾的一些档案资料。内心的激动不免流露出来，ＬＤ开玩笑说又不是你的舅舅，你瞎激动什么。我回答说我激动不仅因为他是庄兄的舅舅，而因为他是抗日的英雄。我并不确切是否能在这里找到：周少宾在六十二年前生命最后时刻的过程细节，以及遗体埋葬的地点。但我确信能找到周少宾的灵位并为其拍照。

我知道我需要找到在忠烈祠内的工作人员来答复我的问题。忠烈祠前站岗的卫士旁有穿着整齐，身材魁梧的值班官员，但他们因为要替卫士檫汗，照料并检查卫士的状态，问他们显然不合适宜。我看见忠烈祠内的广场上有一些三三两两穿警察或保安制服的人在游荡，他们应该能告诉我管理人员在何处。

我径直走向广场上三个穿着制服，面庞上有着日晒痕迹的年轻人。与他们致意后，我递给在前面的那个高大的年轻人一张周少宾的简历并简单地问他在何处我能找到关于”他”的信息。年轻人看后挺直身板轻声回答说：对不起，这个我们不知道。你得去问管理处的长官。我说哪里是管理处呢？他们三人热情地为我指出不远处管理处的办公室。以过去在大陆与政府公务人员打交道的经验，我很担心办公室因故而关门，因而白跑一趟没能完成庄兄的咐托；不放心地问到：办公室不会没有人吧？他们说一定不会的。我才定下心来。

管理处的办公室形似中国的传统建筑，但大门及其两侧是玻璃。我拉开大门走了进去，管理处里面，中间是中堂，摆着三张沙发－我想这应该是会客厅；两边是耳房－似乎左边一间是会议室而右边一间是办公室。室内没有空调，只有一台笨重的老式的落地电扇在嗡嗡作响。中堂里没有人，我走近办公室看见靠近门口的左边有一张空着的办公桌，桌上名牌上写陆军上校王ＸＸ。顺着右边往里看，里面有三，四个互相隔开的小办公间。

我站在门口略提高嗓音问到：请问，有人吗？一位三十岁左右，瘦削的女军官走了出来。我们互道你好。我递给她周少宾的生平简介并告诉她我想找到他的信息。女军官接过简历后叫我等一下，她要去电脑上查一下。我转身回到了会客厅。

管理处内温度很高，我身上汗水立刻就出来了。我觉得奇怪台北这么热，为什么管理处的办公室里没有空调呢？我猜想这大概是因为忠烈祠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修建的，当时是不可能装有空调的。而且在这里工作的都是军人，政府对军人的要求是能吃苦耐劳，所以在台湾的经济发达之后，军队的办公室还是没有空调。或许与印度一样，连国防部里也没有空调。

女军官从办公室里出来递给我一张访客登记表请我填一下。我从身后的背包里取出一支活动铅笔开始填写。表格的主要栏目是烈士姓名，来访亲友的姓名，住址，电话号码及电子邮箱地址。

我因为不会写“宾”字，又不想用宾字，先空在那了。在填亲友信息栏目时我稍微迟疑了一下，然后填上我的姓名，住址，电话号码及电邮地址。

在我填表时，一个穿运动短装的年轻男子带着一包便当及一些饮料走了进来，问侯你好后，他问我需用帮助吗？我告诉他我已得到帮助了。我又告诉他说我不会写繁体（忘记说正体了）的宾字，请他帮我直接填在表上。他没有推辞。然后拿着便当及饮料进了办公室。我将填好的表格交给女军官。

几分钟后，女军官在办公室里高声问我：请问烈士的籍贯是哪里？我亦大声回答是湖北沔阳。我想她是在最后确认电脑里的信息与我要找的是否是同一个人。随后，女军官走出来还给我周少宾的生平简历，并告诉我：请你再等一下，我们这位弟兄马上带你去烈士祠。

我郑重道谢之后，问她这里是否有关于周少宾的任何资料，例如他最后阵亡的过程及细节，以及遗体埋葬的地点。女军官显得略为尴尬，她回答说：我们电脑系统里只有烈士的简单情况以及灵位的位置编号而已，没有更多的信息，所以你所问的这些我们都不知道。我这时突然希望那位坐在办公室门口的王上校在就好了，至少他能知道何处以及通过何种手续能找到周少宾的资料，譬如说国防部某机构。为了不使她难堪，我没有再问她任何问题。

与女军官交谈时，我始终是注视着她的眼睛，没好意思盯着她的肩章和她衬衣上的名牌看，所以不知道她的官阶和姓名。不过从她的年龄来看，她大概是个上尉。而那个穿运动衣的年轻人应该是个少尉。从这两人的国语听来，他们应该是四九年来台的那批外省人的后代，应该是孙子辈的了。

几分钟后，年轻的”少尉”吃完了他的便当，出来问我是否可以去烈士祠了。当我们离开办公室的时候，汗水已浅浅地浸湿了我身上的Ｔ恤衫。

在前往烈士祠的途中，正值卫士换岗。众多游人上前围观，ＬＤ和儿子也前去观看。形式对环境气氛和人们心理的影响非常重要，若看过美国阿灵顿国家公墓荣誉卫士和台北中正纪念堂卫士换岗，就知道我所说的意思。想到形式，我禁不住好奇地问”少尉”他为什么能穿便服。我的潜台词是：为什么他在烈士祠这样严肃的地方工作却没穿制服。他微笑着一本正经的回答我说：这不是便服，是训练服。这仍然使我不解。唯一可能的解释是他利用工作休息的时间出外锻炼并买早点，结果正在此间来了访客。

忠烈祠

烈士祠是由主殿以及其左右两侧的文武烈士祠组成。武烈士祠在主殿的右方。祠内供奉国军烈士的牌位，台湾叫灵位。牌位有两种规格的，将级军官是单人牌位。校尉级军官每百人分享一个较大的牌位，也叫百人牌位；官阶是以阵亡时的为准。士兵的名字是每一万人写在一个灵册上－就象是花名册一样，灵册是放在柜子里面。牌位的排列是根据东征，北伐，剿匪，抗日及戡乱几个时期来组织的，按时间顺序，在空间上是从右至左。文烈士祠在主殿的左方。祠内供奉文人烈士的牌位，时期分为：开国，讨袁，护法，抗日和　戡乱。烈士中有秋谨，林觉民，宋教仁及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等。

少尉带我走进武烈士祠。周少宾殉职时是上校军衔，所以他的名字是在百人牌位上。少尉指给我周少宾牌位的位置，并告诉我他要先上去把它请下来。请下牌位之后，他轻轻地将牌位放在武烈士祠左侧的供桌上，然后退后几步恭恭敬敬地鞠了一个躬。我急不可待地上前查找周少宾三个字。找到之后，我默默地注视着牌位上的周少宾三个字，良久之后才对少尉说，没错，就是他。我毕恭毕敬地给牌位鞠一个躬，心想这个躬既是代庄兄和他的家人所鞠的，也是出于自己对参加湘西会战的抗日英雄的敬意。

随后我问少尉是否可以拍照，他回答说当然可以。我从背包里取出像机开始拍照。因为是阴天，室内光线很暗，正面拍摄时闪光灯在牌位上反射很强。我知道没有三脚架，不用闪光灯会使图像模糊。所以多数近景照片都是偏转一个角度用闪光灯拍摄的。

周少宾及同仁的牌位拍完后，我觉得心中一片轻松，算是给庄兄及他的母亲有了个交代。我问少尉他是否知道周少宾的上司（或许应该说是长官）张灵甫的牌位在哪里。他告诉我说他不知道。我多少有些惊奇，便又问他是否知道张灵甫是何人？他回答说因为烈士太多，他不知道张灵甫是谁。我不免有些感慨，告诉他张灵甫是国军精锐整编七十四师的师长，一九四七年在山东孟良崮战役中，与周少宾上校及另外两位同仁一同自杀身亡（我没有用成仁）。少尉对我说抱歉，让我等一下，他马上回办公室去找张灵甫牌位的位置。他问清楚张灵甫是哪三个字后就离开了。

我想戡乱时期阵亡的将官的牌位不太多，应该能很快找到。果然我很快就将张灵甫的牌位找到了，他的旁边就是他最忠实的部属及好友，一同自杀身亡的湖北天门籍的陆军少将卢醒。但他的副手及另一位好友，湖南常德籍的副师长陆军少将蔡仁杰，以及同役阵亡的湖北浠水籍的陆军少将明灿则不在一起。我顺便还观察了一下武烈士祠内的其它牌位，找到了张辉瓒，王铭章，黄百韬，邱清泉及戴笠的牌位。在烈士祠入口一侧的墙边有一排玻璃陈列柜，里面有著名烈士的生平简介和照片。张灵甫和戴笠的生平简介和照片都在其中。

少尉回来时，我正站在张灵甫的牌位之前。我顺便告诉他张灵甫和周少宾都是抗日英雄。少尉有些不解，他对我解释说他们是戡乱英雄。我只好说：对，他们是在戡乱时期阵亡的，但他们都是了不起的抗日英雄。

不知武烈士祠内同一时期里的烈士灵位的具体排列是以何为据，似乎与年代，战役联系并不大。如我前面所说，张灵甫的牌位与其同役阵亡的部属，陆军少将蔡仁杰，明灿并没有排列在一起。另外，周少宾的名字在百人牌位上的位置的排列又是根据什么？问少尉这个问题，但他不知依据是什么。

少尉站在张灵甫的牌位前，深深地鞠了一躬。他双手取下牌位，恭恭敬敬地将张灵甫的牌位轻轻地放在供桌上与周少宾等的牌位并列。并对两个牌位再次鞠躬行礼，然后他对我说请随意。我真诚地感谢他，他真心实意地说这是应该的，便离开了。

若大一个武烈士祠内就我一人，安静地似乎能听到自己心跳的咚咚声响。我站在张灵甫和周少宾等的牌位前浮想连翩，心潮起伏。他们是国人的骄傲，民族英雄啊。八年抗战，枪林弹雨中多次负伤都活过来了。没想到抗战胜利后，因信仰不同，死在国共同室操弋，兄弟间相互残杀的内战战场上。可惜啊！想到张灵甫在万家岭大捷后与记者的对话的最后两句　－记者问张：抗战胜利后，你会做什么呢？张答到：那时候，我已经死了。想到此，觉得更是痛心！

再次想起青年才俊周少宾为什么会选择自杀身亡，其时他年仅三十三岁。副师长蔡仁杰，旅长卢醒是从1937年就和张灵甫一起作战的弟兄。如抛开政治因素，他们选择与张灵甫同一命运，那是兄弟情谊。但是周少宾是1946年1月才调任第74军参谋处上校处长，到1947年5月16日阵亡。他与张灵甫等人共事仅一年零五个月。他为什么会选择这条路呢？我和庄兄一遍又一遍的讨论过，如果周少宾没有选择取义成仁这条路，而是象师参谋长魏振钺（魏振钺被俘后不久后到华东军政大学任军事教官－文革中受尽批斗侮辱，后病逝）一样，他后来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呢？手中照片上的周少宾身着戎装，却显出一副书生意气；其双目清澈，但深不可测。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在人生的最后时刻，他是怎样做的决定。

我慢慢地退后几步，站直身体，对张灵甫和周少宾等的牌位三鞠躬。表达我对两位抗日英雄深深的敬意。正在这时，ＬＤ走了进来，问我寻觅周少宾的过程是否顺利？我告诉她此行不虚。然后取出像机最后为张灵甫和周少宾等的牌位拍照。

离开忠烈祠时，空中仍然是云雾低迷。我心中思绪涌动，感慨中对ＬＤ和儿子说：老庄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ＶＥＲＹ　ＰＲＯＵＤ　ＯＦ　ＨＩＳ　ＵＮＣＬＥ。这是我那天所说的关于忠烈祠，张灵甫和周少宾最后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