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乱

我没有任何统计数据，只凭主观感受，我怀疑“稳定”这两个字有可能是过去一年来中国一些官员最常用的词汇，代替了往昔的“发展”。因为翻开报纸，打开电视，我几乎每一天都能看到不同地方不同级别的政府人员左一个“稳定”，右一个“稳定”，仿佛稳定就是指导他们施政的至高原则。

如果说前几年大家还是很相信“发展就是硬道理”，那么今天的硬道理大概就是稳定了。当然我已经说过，这是一个很不科学的片面感觉；可是我仍然有点担忧，一个国家把“稳定”当作最重要的课题，到底说明什么呢？

大家都明白，谈稳定是因为我们都怕“乱”。中国人这三百年来真是经过太多磨难吃过太多苦头了，而过去这三十年还真有点承平安稳的意思（是否“盛世”我还不敢说），自然谁都不想乱。可是我们心底那团抹之不去的阴影，那个我们念兹在兹的“乱”，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

仔细再想，便能得到一项有些荒谬的发现：原来那个驱动我们把稳定树立为最终目标的对象，原来那个让大家从早到晚担心的“乱”，是种从未经过公开讨论因此也未曾被全社会共同认定的模糊状态；其内涵不明，其边界不清，它就真的是团朦朦胧胧的乌云。至少直到目前为止，我都还没听过那些常常将稳定挂在嘴上的官员，清楚界说作为稳定对立面的“乱”究竟指的是什么。

我们也可以进一步辩称，“乱”是种你定义不了但一看见就能把它辨认出来的事态。一般而言，人多就已经构成乱的必要条件了，尽管它还不是充分条件。所以马路边、广场上，一有人群聚集，相关部门便会马上升起“乱”的预感。假如那个聚集的时机是个敏感时机（比方说某些会议和活动期间），那个地点是个敏感地点（比方说某个政府部门前的广场），就更有必要在乱象出现之前防患于未然，告诫乃至驱散有可能集合成群但往往只不过是站久一点的游人了。

这种情况我都可以理解。问题是，有时候相关人员太过尽责，太过紧张，只要看到人多，就自动从乱的必要条件联想出乱像一定要出现的结论，然后几近是本能地强硬反应，最后把一个可以不乱的事搞出乱的结局，使一群平顺百姓硬生生演变成难驯刁民。

举个简单的例子。最近我和几位朋友去了某座城市的公共图书馆对谈，谈的是文学文化，一点也不敏感。没想到读者很热情，人数远超预计，有的甚至早在两三个小时前就赶到了会场排队。进不了场的读者这么多，乃至于堆成门外群众。活动结束之后，他们还是不愿离去，就算进不了场，他们也想和我们说几句话，讨论一下问题。当地的保安人员一面“护送”我们离开，一面驱散人群，理由正是怕乱，甚至引来公安协助。后来我听说，有些其实斯文得可以的年轻读者告诉保安：“我们只是想听讲座，拍几张照片。”可是保安人员很强悍地回应，喝问他们是不是想闹事。久峙之下，终于有些读者耐不住脾气，高喊“我们就是要闹事！你怎么样？”

这是小事，却是常见的小事。叫我难过的是，它其实有九十九种妥善解决的方法，比如说让我们留下来和大伙多说一会儿话（这正是我们几个朋友的要求）；可是最后它却走上了最坏的那条路，弄得人人都不太高兴。

对我而言，这件事其实可以看作一则有关中国人对待“乱”的态度的预言。其悲哀在于，人群形成有无数种理由，但我们认知它的方式却只有一种，处理它的方式也只有一种（姑勿论人群是否一定要有处理的必要）；那些公安保安，他们也只不过是想做好工作，深怕“万一”有事，自己担待不起（你我都晓得“不怕一万，只怕万一”乃是根深蒂固的决策选择）。

改装一下鲁迅关于国人色情联想的那段名言，我们如今也可以说，中国人只要一看到人群，就马上联想到聚众闹事打砸抢；一想到聚众闹事打砸抢，对付它的方式就自然是不由分说地花力量驱散。结果在不少“群体性事件”里面，“乱”成了自我实现的预言。

至于我们为什么会从人群的偶然出现，联想到几百年来种种导致“天下大乱”的历史事件，并且统称之为“乱”，那就是个待解的难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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