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工作者出国访问，交流学术，今天是很普通的事情。然而三十多年前，情况却大不相同。沈善炯院士当时的一次出访，就让人感到五味杂陈。
沈先生是生物学家，1950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获博士学位，当年回国，曾任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副所长等职，在抗生素研究和固氮基因研究领域有重要的成就，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后，各国外宾来华多了起来，其中包括不少科学家。文革期间中国科学家出国访问曾经停顿多年。来而不往非礼也，回访提上日程。1976年，中国科学院根据与英国皇家学会和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的协议，派分子生物学代表团赴英法两国访问。团员由北京遗传所、植物所、微生物所、上海生化所各出一名，沈善炯担任团长，加上科学院外事局的翻译共六人。当时选人重政治，轻学术，让沈先生这样的专家任团长，是中科院生物学部副主任过兴先力争的结果。出国要先在北京集中进行培训，规矩很多，比如不能一人独自外出，至少要三人同行。如果外国人问起唐山地震，要说死伤人数约七万人，我们完全可以自救，不需要外援。
代表团一行9月7日启程，8日抵达伦敦，第二天赶上毛泽东逝世。英国皇家学会要宴请中国代表团。使馆说，可以参加宴请，但谈起毛主席去世应当表情沉痛。宴会上英国有多位皇家学会会员出席，每位团员身边安排一位英国科学家。沈善炯虽然是留学美国的博士，但多年不说英语，也不看书，与英国科学家交谈已感到缺乏底气，另外几位代表团的成员更不具备语言交流能力，所以大家只顾吃饭，一句话不讲，“致使旁边的英国科学家无法与之交谈，他们只好隔着中国人伸长脖子与自己人谈，而且谈得很热闹。”后来几次宴会，其他代表团成员仍是只顾闷头吃，或者偶然笑笑。后来诺贝尔生物医学奖得主勃伦纳，在席间侃侃而谈，但一字不提科学，也不问中国科学工作的状况，似乎已经看穿，知道我们在科学方面没有什么可谈的。沈先生感慨，中国并非无人，而是有人不用，或用者非才。我真为自己的中国感到难过。
参观的日程排得很满，因为其他团员都不提问，不讲话，沈先生作为团长，为了顾全面子，只好提几个问题。但和外国人说了什么话都要向使馆汇报，于是沈先生只好逐日把当天的情况记下来。别的团员可以逛街、采购、游览，沈先生却要准备给使馆的汇报提纲，十分疲乏，在团内显得十分孤立。他向使馆派出陪同的三等秘书戚德余诉说了自己的苦恼，不料戚说：“你们这个代表团的组成，事前没有经过认真研究，如果没有你在许多场合顶住，那就真的要出洋相。”沈先生自忖：我也不知道我顶住了些什么，我只感觉我们展示不出中国在科学上的成就，相反的却受到别人的鄙视。
结束访英行程又到法国访问，正好赶上10月6日国内粉碎四人帮。代表团10月21日离开巴黎，经贝尔格莱德回国。在机场，驻南大使张海峰专门约见沈先生，告诉他到布加勒斯特后，同机将有一个教育代表团，团员有张铁生及“梁效”成员等，出国时张春桥曾送行。原拟访问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已经访阿，现在他们不准备访罗了，要从布加勒斯特打道回府，让他注意。沈先生到布加勒斯特感到气氛果然紧张，四周都是荷枪实弹的军人。在飞机上看到了体格魁梧的张铁生。“24日上午10点左右抵达北京。一出机场，这些所谓教育代表团的人就都遭到逮捕。我因为坐在前排和这些人在一起，所以杂在他们中间走下机舱，空中小姐把我推开，叫我慢点走，对来捕人的警察说‘这个不是’。”
以上情节见之于熊卫民整理的《沈善炯自述》，今天读来别有一番滋味。如今，国家财政状况与三十年前已经不可同日而语。科研经费十分充裕，中外学术交流已如家常便饭，参加交流者也不需要战战兢兢，句句汇报。但一些外行官员冒充科学内行出访，甚至官员团队以学术名义公款出国旅游，仍然屡见不鲜。在外国人的眼里，成为另一道不光彩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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