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八年八月我到锡盟草原插队，次年十月第一次匆忙赶回家，因为我的反革命父亲与我母亲、十六岁的弟弟和十四岁的妹妹，即将一同被遣回四川老家。草原没有车，我步行十天到达北京，可是父母和弟弟妹妹已离京。我只得冒着严寒返回草原，路上险些冻死。
父母落户在荒山野岭中，房无一间，地无一垅，没吃没烧，陷入前所未有的绝境。弟弟上山打柴，掉下万丈悬崖，幸被一棵树挡在半山腰，折断一条胳膊。妹妹多病，数次病危，乡民用滑竿抬几十里山路到乡村卫生院抢救。生活如此无望，母亲数次自杀未果。
父亲曾是中共地下党，打入国民党军队内部，送情报，策反，刀光剑影血雨腥风，母亲跟着没少担惊受怕。1949年后，父亲从地下走到地上，成为第一代反间谍公安战士，破获不少大案，美蒋特务一个个落网。母亲本以为父亲会飞黄腾达，没想到等来的却是一副冰冷的手铐。有人诬父亲贪污、通敌，经调查，纯属子虚乌有。领导以父亲有历史问题为由，迫其退出公安队伍，自谋生路。
父亲开了一家铁工厂，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不久公私合营，父亲被分到一个濒临倒闭的残疾人福利厂当工人。他自告奋勇搞革新，搞销售，福利厂起死回生。厂子有了油水，上级开始安插亲信，派个女厂长瞎指挥，厂子迅速陷入亏损。父亲看不过，跟厂长吵了几架。此人的丈夫是宣武区公安分局局长，于是轻而易举地把父亲打成双料反革命（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锒铛入狱。
父亲在团河、清河、天堂河、新都暖气机械厂等几个臭名昭著的劳改场辗转劳改。大饥荒的三年，母亲一人靠加工零活、干临时工维持生计。五个孩子要交学费，要穿棉衣，实在没辙了，母亲就去偷着卖血，养活一家八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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