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共为复辟专制制度而施行教政合一、强化思想统治
如导论第一章所述，近现代任何专制复辟政权无不将强化思想统治作为实行专制复辟统治的最重要手段之一。然而，在中国，民元之后，由于袁世凯、张勋的帝制复辟瞬间败亡，北洋军阀又不得不在“共和”的名义下以推动复辟，一九二七年之后重建的中华民国南京政权，在本质上又是一个正在实行训政的民主政权，因而，中华民国作为一个共和国家的基本性质，便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延续和保证。由是，中国人民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持续地保有思想、言论、新闻、出版、集会、结社的相当自由。所以，不论是袁世凯还是段祺瑞，亦都只能提倡“尊孔读经”，而不敢强迫“尊孔读经”。北伐成功后，国民党即便为了接受袁、张和北洋军阀复辟的教训，而要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时间内实行“训政”，直至围剿持枪反叛的新旧军阀和中共，然而，共产书刊报纸，共产作家联盟，以及在种种名义掩护下的共产社团，仍在相当程度上和相当范围内拥有存在和发展的自由。王若望等许多共产党人，曾一再声言他们是在国民党的监狱里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着作才崇信共产主义的事实，便是明证。02
第一、取缔一切思想文化自由，强化马列毛绝对思想统治
由于教政合一之极端专制政体的特质乃是教权至上，政权次之，而教权统治又以宗教思想的统治至上，所以，维护正宗教义，反对宗教异于，排斥甚至是绝灭其它一切思想，包括思想和思考行为本身，就成了实行教政合一式专制统治的至上法权。所谓“你思考，你就不是一个忠实信徒”的宗教名言，所谓“共产党员必须做党的驯服工具” 的“党员修养”，都是中世纪欧洲教主们和当代共产教主们，实行教政合一式专制极权统治的不二法宝。因此，由取缔一切思想自由，包括取缔对共产教义作出任何不同解释的自由，而导致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组党自由的全面取缔，便成为“教政合一”之极权专制政体，维护其绝对思想统治的不二法门。中国共产党正是以此为最高统治原则，才在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国大陆，全面地、并且是彻底地取缔了人民的上述种种权利，将民元以来中国人民已经享有了三十八年之久的基本人权，剥夺得一干二净。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教育、文化、学术、新闻、出版以及各个上层建筑领域实行全面的党治，而且还要在上述一切领域，将任何一种思想文化方面的活动，均纳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之下，将一切的思想文化学术研究工作，均要变成对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作为绝对真理的证明，说明和解释。即便是自然科学领域里的一切研究工作，包括体育比赛和文艺表演，也都要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进行之，其成果都必须贴上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标签，以证明这个主义和思想“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性”。中国共产党以此来否定人类历史上除马列毛以外的任何思想和思潮，不论其进步还是反动；中国共产党更以此来排斥和反对当代世界在人文科学领域所获得的一切成就，亦不论其反动还是进步。由是，不论是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或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稍有离经叛道，或仅仅是对马列毛思想的解释、证明或歌颂，与中共、甚至是与毛本人稍有背离或偏差，就立即要遭遇批判、斗争、政治处理、判刑劳改、直至处以极刑。即便是与中共一起发家，或为中共及毛的发家有过重大“理论贡献”的共产党人亦不能免。前中共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的遭遇，就是千千万万的例证之一。此与中世纪教权统治下的欧洲相比，其教权的至高无上和教权的无孔不入，及其血腥和残酷，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第二、取缔宗教自由，毁灭宗教文化，压制宗教发展
中共自一九四九年夺取政权以后，虽然在宪法上明文规定人民拥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但在实际上，却毫无余地地剥夺了人民的这一自由。如果说文革开始前，和尚、尼姑尚允许存在以装点江山的话，文革中，除马教之外，所有宗教在“破四旧”革命口号下均被取缔和打击，所有宗教建筑、宗教古迹均被捣毁和破坏，所有和尚、尼姑均被批斗或还俗，中共所谓宗教文化政策的底牌遂暴露罊尽。文革以后，中共虽然开始修复寺庙，
重建宗教“队伍”，但是，也正因是重建，所以，才又趁机输入了自己的“新鲜血液”，在宗教界建立了党政级别，即按照中共的官本位为寺庙划等级，为和尚尼姑定待遇，所谓“处级寺庙、科级尼姑”每遇而皆是，屡见而不鲜。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大陆人民虽然因对马教、毛教的普遍抛弃和彻底厌弃，而开始自己选择宗教信仰，并促使了宗教活动的迅速发展，却又因为立即造成了中共的“大不安”，而立即遭遇和正在遭遇中共的广泛镇压与坚决“法办”。显然，要想在中国大陆回归中华民族五千年宗教自由的文明历史，无疑尚需要一番极其艰难的奋斗历程才能实现。
第三、设定反革命罪、反毛泽东思想罪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罪
中共在夺取政权后，为厉行镇压设定了反革命罪。所谓反革命，一是历史反革命，即历史上曾作为共产党敌人者，或曾寄身在敌人阵营里面的人，并且不论这个敌人是否真的反对过共产党，是否帮助过共产党，或为起义者和投诚者，或在实际上竟是抗日的民族战士。二是现行反革命，即在一九四九年以后，有反对共产党言行者，或仅仅在思想上表现过不满或表示过不同意见的人，或仅仅是被共产党“认为”有不满者。由于对大量的思想上的反革命，无以设定硬性的界限，因而，思想上的反革命罪，就成为一种“欲加之罪”，即“反党、反社会主义罪”，此为中国大陆“最为普遍的政治罪行”。一句话，一个字，有时不过是对一个党员或一名干部的一点不满或意见，甚至仅是个人在日记上写下的一两句有情绪的话，或被认为是有情绪的话，有时竟是在党的动员下向共产党表的忠诚、提的意见，有时却完全是因为笔误，诸如将十月一日写成了十月十日等等，均能构成反革命罪，或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一九五零年中共因发动土改而随意将地主视为反革命并将之枪杀者，即达二百万人以上。一九五一年因中共发动镇压反革命运动而成批枪杀的反革命分子，总数达四百万之多。一九五七年因中共“引蛇出洞”而被打成右派者，竟占全国知识分子总数的五分之一强。其中更有一些人在被打成右派之后，又被判为历史反革命或现行反革命罪而被逮捕或判刑。03 从一九六六年中共文革伊始到一九七六年四人帮垮台，因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罪而被判刑、枪决者，和被逼自杀身亡者，难计其数。一九七八年之前，在成批枪毙死刑犯的刑场上，在人满为患的中国大陆各地监狱中，其中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者，均为形形色色的反革命犯。一九七九年前后中共为维护统治，收拾人心，曾“与民让步”而平反冤假错案，其被平反者，基本上是反革命犯。曾容纳过数十万反革命犯的青海柴达木盆地诸劳改农场瞬间为之一空。时至一九八零年，仍然有人仅因一句“政治民主化”便被判刑十数年。殊不知“政治民主化”之一语，早在一九四五年便被写在国共两党的“双十协定”上，一九四六年更被公布在中共也参预修改和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上。一九八九年中共的天安门大屠杀，无非是一次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公开大屠杀罢了。
然而，正是这种对反革命罪的大量罗织，才绝对有效地维护了中共在思想上的极端专制统治，使神州大地“人皆不敢言其想言，人皆不敢想其愿想”。诚如蒋介石所言﹕“在死的恐怖面前，人民除了听从，还有什么办法？”（参见本卷第二章）中共教政合一的极端反动政治体制，正由是而得以建构、巩固和维系。
第四、中共为中国漫长的专制历史补上了最为血腥的一课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建构“教政合一”的极端专制统治，委实为它在中国大陆建立一个“绝对专制制度”，带来了专制权力在结构上的根本保证。它既是中共在专制复辟统治的手段上，对“苏化”后中世欧洲教政合一政体的照搬和发展，又是对中国漫长的专制历史在统治方式上的一次血腥大补课。因为中国历代王朝和历代帝王，只借助宗教，利用宗教，却从来没有“为独尊一家宗教或思想而灭绝一切宗教或思想”。即便是董仲舒要在统治哲学上提倡“罢黜百家和独尊儒术”，也既未扫荡得了百家，更未在中国真正建立起一个至高无上、即高过皇权的儒教教权统治。儒家思想仍然只能作为一种被皇家利用的统治思想和学术思想，而非必须顶礼膜拜的宗教统治权仗，更不能高高地悬挂在皇冠之上。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们，虽然常常独尊儒术，但从来都能允许“儒、释、道”三家并存、并尊，甚至是并用，以使互补和互约。即便是某个统治者要独尊某家，他也绝不会为了此家而杀尽彼家。独尊佛门的梁武帝竟能与反佛者“开台辩论”，虽失败而绝不加害，足见其没有为佛而杀人。由是可知，漫长的中国封建、君主专制社会，正因为允许数教并存，互相牵制，在政治上既没有将专制统治推向教政合一、即在思想上实行全面专制的极端境界，却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和相当范围内，予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以“思想思考的自由和文化创造的自由”，因而，才不致因罗织种种思想罪而为教杀人，也才有可能造成“百家争鸣”和“百花齐放”的思想文化局面，并在数千年之内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产生了不朽的思想成就，为思想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历史条件。甚至为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绵延难绝，造就了思想文化的基础。即便是历史上曾出现过的几度“文字狱”，也只是几个君王所制造的几个个案而已。这就较之由教政合一血腥统治所导致的、中世欧洲封建专制统治的“短命”历程，，既显示了它在文明发展上的历史进步性，又带来了它绵延难绝的历史落后性。
有必要指出的是，在所有殚精竭虑地要探讨中国君主专制历史为何如此绵延而难衰的研究中，有些成果虽然对如何造成中国专制历史之所以如此漫长的诸种原因，都有切实的论证和睿智的发现，但是，却又都因为对中国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和宗教的关系鲜有探讨，而不能揭示出它的根本原因何在。更何况就全世界范围来说，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社会究否太长，亦大有值得讨论的余地。再者，世界历史的发展，虽是大同小异，但各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却不可能完全步调一致。因此，仅仅因为在近现代世界从专制走向民主的历史进步中，我们中华民族稍慢了一步，或曰稍稍落后了一点，我们便只想从讨伐自身的历史弱点出发，甚至走向对民族历史、民族文化、直至对自己民族的完全否定，即将中共的复辟专制之罪完全归咎于中华民族的民族“劣根性”，这固然是中共在思想文化上绝不允许任何自由、更不允许否定现实的一个恶果，说得直率一点，怕也是某些人，因怀有不敢、甚至是不愿否定现实的心态，才使他们硬要将中华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拉来为中共的犯罪现实作替罪羊罢了。这在实质上，无非是为中共在大陆的极权专制统治，作了一种“软性的辩护”。其实“祖宗何罪，罪在中共”。这大约也是一句应该提出来共勉的 “实话”吧。
三 中共为实行全方位专制复辟统治而建立严密的权力结构
第一、“两会制度”是中共表演共和的舞台与厉行专制的框架
如前所说，中共是在革命的名义之下，假以三权分立的样式，建立了它所谓的根本政治制度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会议制度的，却在实际的权力结构和实际的政治操作上，又为中共中央及其各级党委所一统。因此，这个根本制度就成为表演共和的舞台，而非实行共和的机关。它非但没有成为组成共和国体的根本权力结构，相反，倒成了厉行专制极圈统治的如意框架。
第二、中共教政合一的极权政治体制是以军事独裁作为其统治基础的
如果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政治协商会议制度只是在表面上装潢与表演共和的舞台，那么，撑持着这个大舞台和作为整个专制统治权力之根本支柱的，却是号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中共党军。自中共一九四九年建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上，就只有中共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和中共党军，而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军事委员会和国家军队。八十年代初，为了做样子，才由邓小平同意“多挂一块牌子”，即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多做了一套“国家牌的制服”而已。加之中共的党章又规定党的主席，或曰第一把手，必须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因此，毛泽东便任此职至死而不放，邓小平亦在不担任任何党和国家职务之后仍继续担任该职，直至由他来指定接班人担任这一关键职务。因毛、邓既是中共造反军人出身，又是中共军队的最高统帅，是故得意时均着军装以显威。毛泽东则更是在十数年中常常穿着军装，以逼迫人民对他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在他所独有的四个伟大称号上，有一个便是“伟大的统帅”。他们与希特勒一样，既是党的元首，国家的元首，又是军队的元首，因而，也就使政权本身具有了军事独裁政权的性质。如是，中共党指挥枪才是假，相反，枪指挥党才是真。文革开始，全党内讧，全民遭殃。有人亦数度想在军队烧一把火，玩一回造反的把戏，甚至想夺军权，毛泽东便立即指责这是要“毁我长城”。当文革之乱已经乱到了无以收拾之时，毛泽东便派出军人“支左”，实际就是武装镇压，并因此而稳定了局面，也巩固了他重新到手的独裁权力。而当党的会议上出现反对他的意见和倾向，其地位与权力受到挑战时，他则干脆用军队包围会场，迫使他的党人在他以军队作底的淫威之下就范。可以说，毛泽东的数十年横行无忌，胆量便是来自他军权在手。毛死后，胡耀邦的被迫辞职，赵紫阳的被逼下台，邓小平用的也是同样的把戏。
“中国人民解放军”，作为一支在前苏俄直接命令和指挥下，以公然背叛北伐和叛变中国国民革命为“奠基”的农民造反军队，在它于一九四九年为中共夺取了中国大陆政权之后，亦与历代农民造反军人一样，人人都必须弄一个官做做。是故，其军事人员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便被转业到地方担任各级党政领导，并且形成了传统。这既在无形中使中共各级政权仍为军人所掌握，使军队的专制作风得以在地方政权中传承和发扬，同时，亦使得各级地方政府在构成上出现文化素质极底的特质。尤其是公、检、法系统，至今仍几乎为转业复员军人所把持。其文化素质之低，军人作风之强，骄悍脾气之盛，足以使各级本来就无法可依和有法不依的公、检、法机关，“蛮横无知和无法无天”。所以，如果说中共实行的是教政合一，倒不如说中共实行的乃是“教、政、军合一”。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实际上乃是一党一姓的军队，岂但与国无涉，而且与民作对。一九四九年后，中共曾无数次调动人民解放军以大规模镇压人民的血案，固然为外界所难知；一九八九年中共公然调动人民解放军进北京屠城，终于使世界震惊不已。中国共产党正是靠着这样一支由它绝对掌握的私家军队，为其打天下，又为其保天下，更为其杀天下，才有力地巩固和维系了它的专制复辟政权。
有必要指出的是，中共的这堵“长城”和这根“柱石”，却在中共数十年权力斗争和政治风雨的剥蚀之下，特别是在一九八九年之后，开始了分化和裂变。近十余年来，解放军里的知识分子军官和作家们，特别是新一代解放军军史研究家们，他们在对解放军历史的反思中，所得出的大量“反认识”，和他们对国民党军队英勇抗战的“痛苦认知”，无疑为推动中国大陆的现代历史反思运动，起到了不容忽视的重大作用。至于新一代有文化的中青年军官，他们而今对“党指挥枪”的巨大怀疑和不满，以及他们渴望自己能够成为国家军队的迅速民主觉醒，实已使得中共面临着军权的最大挑战。诚如海外一位报人所言，而今，“解放军还要解放何人” 呢？他们剩下的唯一任务，就是解放自己了。中国共产党想依靠这一支党军来维系它摇摇欲坠的政权，来达成它“千秋万代掌权”的愿望，最终怕也只能落得个“天上人间”式的悲哀罢了。
第三、全方位实行党政合一是中共将全社会纳入教政合一体制的具体形式
众所周知的是，中共不仅实行教政合一，而且实行党政合一，即将党政合一当作教政合一的具体形式，无处不以党权指挥政权，使中央及各级政权机关，包括政权机关中的各个部门，均置身于同级和同部门党权的控制之下，以党凌政和以党控政。同时，中共还将中世欧洲教政合一的组织形式，即教权对于各级政权的控制权，和教权对于各级政权的结合权，发展到了政权以外的全社会。即在全社会的各行各业各单位中，皆视其级别和规模，设立党的权力机构，将其领导权力政权化、级别化，同时还要建立行业、系统、或跨行归口的党委领导机构，以求党权至上，统领一切，重在控制思想和掌管人权。其中工会、妇女、体委、文联（包括所属各协会、特别是作家协会）、共青团等被中共宣布的“五大群众团体”，均归中共中央即各级党委的宣传部直接领导和控制，如同八个“民主党派”权归中共中央及各级党委统战部直接掌控一样。由是，从中央到地方直至全社会，都建立起了一个个蛛网式的和等级化的“封建庄园”，并且还要视其在蛛网结构中的地位和大小，或成纵向归属，或作横向牵制。其每个庄园的庄园主便是这个庄园的党的最高负责人。这个负责人由是而获得了其领属范围内的一切生杀予夺大权。这样一个严密的权力结构，不仅使得全社会政权化，而且使得全社会党权化；不仅使得整个国家专制化，而且使得整个国家封建化。因此而成为中央集权与封建专权的高度结合，即全方位极权化。
由是，全社会所有行业和所有单位，其内部自上而下均层层设立包管一切的政权式机关，又同时设立控制一切行政权力的党权机关，并设置党委书记，党总支书记，党支部书记等职。其作为同级行政领导的领导，便理所当然地掌控了指挥行政的全部权力。由是，人民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读书做工，包括休养生息，便全部被置于党权指挥下的“行政权”之下。中国大陆全体人民，在实际上便成了奴隶制度下的，无任何人权与民权的奴隶而已。
八十年代中共为自救而实行改革开放之后，虽然上述统治开始出现了软化迹象，但是，其基本的党政体制既未改变，党政亦根本没有分开，由党管人的人事制度虽然高喊改革已达二十年之久，却至今没有任何具有实际内容的改革。全社会各行各业中的党权，虽在少数领域有所削弱，如工厂厂长负责制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的一再较量，个体经营中党权问题的亟望解决和尚未解决，以及由“人心不党”而产生的对党权的抵抗和排斥等，但其中绝大多数领域，党权基本上没有被触动。尤其是在一九八九年之后的教育、新闻、出版、学术、科研、文化等上层建筑领域中，反而有进一步强化的明显趋势。一度在高等学校实行的校长负责制，终于又退回到了“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但是，中国共产党为复辟专制制度而苦心建立起来的这个严密的权力结构，毕竟因为时代的进步和中国大陆人民民主意识的觉醒和复归，以及它为自救而推行专制经济改良所产生的巨大“负面”作用，不仅开始出现全面的松动和松散，锈蚀和腐蚀，而且其最高权力所面临的权力危机，亦在人心思变的基础上，使得它的整部统治机器已经在根本上发生了衰朽。由是，中国共产党所建立起来的这一部严密的和高精度的专制权力结构，也就势必要面临着“一朝崩溃”的危险。苏联及其它共产国家的瞬间自垮，及其权力结构的转瞬即崩，已经为中共昭示了它同样的下场和结局。只是中共将垮得更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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