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不为人知的事情

在我看来，中国大陆去年被低估的两本传记中，一本是《我和父亲季羡林》，另一本引进台版书《巨流河》虽然被列入榜单，但却因被“静悄悄删改”了许多而少了几分成色。

按理说，有公正心的评委们都应该注意到《我和父亲季羡林》的价值，也确有几个书榜初评还用它点缀了一下。知情人称，对季承先生这本书的打压出自高层。想象得出的理由无非是，它戳穿了又一个大师神话，还原了有缺陷的季羡林的人生图景。这当然不合舆论控制者的口味，点到为止的“封杀”已经算网开一面了。更重要的或许是，大众也不买季承的账——他们不愿意接受平平常常的伟人，因为那太不传奇，太缺少仰望的高度。仔细想想，“仰望”这种姿态似乎是从小就有的，对课本上的每一个铅字，老师都教会我们匍匐。在很长一段时间，那些被国家钦定的字词，仍然对我们发出强硬的指令。

季羡林先生是一个真性情人，在精研学问之外，也有一点点虚荣心，甚至不乏随波逐流的机巧。但被传媒数道脂粉数道柔光处理之后，不免高大完美起来，一些各有所图的鼓舌者，言之凿凿地编排出一串又一串佳话、轶事，他们以为如此便可以封闭通向真实的道路。令他们花容失色的是，季承先生拿出了自己用心写的文字。《我和父亲季羡林》一书因为爱而显得残酷，便给某些人留下了恶意发挥的余地。

季承先生文字平实，将所见所想娓娓道来，清新可读。他所讲述的季羡林先生的故事，其实是文化撕裂的必然结果：不止一代人丧失了人生的正当目标，在意识形态的强力塑造下，或积极迎合或消极配合，最终大都丢失了人性。描述父子之间的不和谐，难免有讥讽，但基调仍是惋惜和痛惜，他不愿意一个正直、有才华的父亲就成了这个样子。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曲人性的挽歌。坦率地说，我从季羡林先生身上看到了自己不愿意正视的人格缺陷。

新年伊始，季承先生又推出了《那些不为人知的事情》。这可以看做《我和父亲季羡林》的续集，讲述季羡林先生的日常生活情景，他的生活习惯——看报、散步、饮食等等，读来令人颇感亲切，但读到他饲养的那些猫的结局，和“季荷”的枯寂，则不免让人叹息再三。里面描述他的吝啬与豪气，一直埋在心头最后时刻才曝光的异性情缘，以及与胡乔木等政治要人的交往等等，比第一本更细腻和深刻。他对毛泽东“一分为二”论的批评，以及临终前所做的绞杀秦始皇的梦，似乎展示了其内心深处那股不驯服的性情，格外令人遐想。

更有意思的是，在讲述季羡林先生文章背后的故事之余，季承先生首次点评父亲的为文与为人，他坦诚而独到的评论远胜那些谄媚者的恭顺“解读”，可以帮助读者重新打量季羡林的那些传世之作。如果把这两本书放在一起，被刻意遮蔽的季羡林先生一下子就活在我们眼前。接受一个从“国瑞”符号变为活生生的人的季羡林，对许多人而言，还有一道心理坎要过，跨过去了也就知道感谢作者了。

台湾齐邦媛先生的自传《巨流河》，惨遭无情阉割，仍算得上一部光芒不减的真挚之作。作者一生艰辛，目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家国沦丧，故土难再。行将走完生命历程，猛回首，却发现满目疮痍，心无所归。“到了晚年，常常幻想在北国故乡，若是还有祖居三间瓦房多好。春天来时，也许会有燕子来到屋檐筑窝。”读之令人涕泗滂沱，悲情难抑。不啻为中国文化和中国人之心灵悲歌。由此看龙应台女士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就不免情绪过剩，有点文艺女青年腔了。家仇国恨，贴得太紧了，就极易扭曲人的情感，变身怨妇。

作为台湾2009年“1949历史热潮”畅销书中唯一在大陆成功出版的作品，台媒为《巨流河》成功“登陆”而额手称庆。“让台湾观点西进大陆，让不同的声音能够被重新听见。”报道称，作者甚至刻意将简体版书封名字改成正体字签名体，希望以此表达她的立场。但牺牲可谓“巨大”：简体版相较于正体版，减少了15%的篇幅。豆瓣网友细心对照，给出了一个阉割列表：总共删去一整节、20余段又8句，替换更改数处，以“解放军”代“土共”，以“蒋介石”代“蒋总统”等等。“删减”基于某种可意会的政治考量，也不乏神经过敏之处——本欲删除书中描述台湾文学发展篇章，但在作者坚持下才最后获得保留。

其实，为了“还乡”，作者已经做了非常大的妥协：执笔重写了第十章《台湾、文学、我们》，同意用河流写意图替换轰炸重庆做封面。“我确是用了时间和心力在读一校稿，希望减少编者的困难，也不伤我文学作家的骨气。”她甚至表示可以“体谅与同意”“删节”。大陆本着力所删削的除了“反共文学”介绍外，便是对大陆文学界在国际交流中打压、抹杀、边缘化台湾文学行径的控诉。

“删节”其实不是问题。有删节传统的中国，一直有自己不成文的做法。删可以，但至少要告诉读者在哪个部位下手，删了多少不齿之字。远的不说，2009年6月出版的《浦薛凤回忆录》就是照此办理的。出版者黄山书社光明磊落，在出版说明里一一注明自己的“技术处理”原则：去中华民国化——民国纪年改为公元纪年，台湾当局有关单位名称加引号；处理政治立场——删节并注明所删字数。采用此处删去几字的方式，尽管有劳读者云里雾里猜，但终究知道个方向和轻重。人家能如此处理，自称有良知的三联书店为何不置一词，难道汝视读者为草芥乎？

似乎是好面子，怕读者小瞧了自己，实则乃奸商作风，担心读者不买阉割后的产品。在互联网时代，此种掩耳盗铃之术还是少用为妙。

马英九先生最近指示，要称“中国”为“中国大陆”，既有扳民进党“去中国化”之意，也有回应中国大陆矮化拒斥台湾之力道。“一个中国”，对某些缺乏平等理念的人来说就是，中国由大陆和台湾构成，大陆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也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大陆不是台湾的一部分，他们潜意识里的这种东西或可名之为“不可逆共生关系定律”。当我们立场与别人不同时，别人得无条件修改自己的言论。前不久，我在新华书店无意间看到了并排躺在一起的两本台湾作者的著作，一个在作者前标注“中国台湾”（《台湾史》），另一个只注明“台湾”（《大撤退》），这反映出大陆在处理台湾作者身份时的无奈与尴尬。

被处理是共同的命运和待遇。格式化了的作者观点，总让人怀疑是假的，思想的连贯性、思维的逻辑都会嘎然终结。大陆读者享受的或可称之为“猜谜式阅读”：读的全是许可的观点和事实。谁都似乎没有办法——政治正确就可以做到这一步。为什么那么多读者在大陆看到一本台湾作者的好书，就下意识怀疑被阉割了呢？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