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朗在白宫宴弹掺杂《英雄赞歌》的《我的祖国》，愤青们赞为民族英雄的一次成功奇袭，这当然是党文化的邪恶思维和情绪的表露。理智地看，郎朗确实对美国搞了一次奇异的偷袭，而他在这次偷袭中扮演的只是胡锦涛的政治猎枪。
据魏京生说，郎朗在白宫的国宴上装傻冒将美国比喻为豺狼公开羞辱，结果他在美国即刻变成了臭狗屎。这是朗郎万万没有想到的。郎朗实际上是美国的养子，他这种侮辱善待他的养父养母的态度太丑陋，违犯了做人的起码道德，招来美国人以牙还牙，也是他咎由自取。报应来得快，还祸不单行：原订于1月29日郎朗在美国纽约州水牛城的演奏会被“因病”紧急取消，“将延期至7月”。
叫我看啊，郎朗可能要无限延期了。当然，喜欢求异思维的争辩者会另有说法，尤其是不考虑道德因素的时候，人脑就像中了病毒的电脑，总是离奇的异动。但思维如果借助道德跳板跳过三维空间，进入四维时空以上，郎朗这件事的本质就呈现给慧眼看了：郎朗这支音乐牌的政治猎枪，成了胡锦涛在白宫晚宴上的一次性筷子。佐证是：当郎朗做时迁被抓获之后，胡锦涛根本就没有宋江的义气。
魏京生问“中国”政府豢养的外交问题专家：为什么不事先警告胡锦涛和戴秉国不要玩火，这样一出外交丑闻显然是在激怒一个强大的对手，为什么犯这个傻？其实啊，“中国”专家和主席（总书记）如果是真傻，也成不了专家和总书记。是吧？可显然专家和总书记是干了傻得冒烟的事，这就只好说是天意了。
天意这个说法，唯物论者和无神论者是非常不以为然的：“说不清（不能以科学知识或经验常识清晰解释）的事就说是天意，这是弱智。”唉，其实恰恰相反，说不清的事以天意来解释，是人的明智：明知自己说不清，就不瞎说八道，不强词夺理。牵强附会地找解释，必定漏洞百出而显丑。不露捉襟见肘的窘相，就是明智。说天意，表明自己所知有限，不知道更为微观的道理是什么，不以力所不及的谬论误导人步入歧途做坏事，虽糊涂却不妄为。这种明智是守德。
共产党的官僚是不守德的，因此他们就不可能明智，而习惯于胡作非为的强权和强词夺理的霸道。所以，“中国”外交专家事先不会想到让郎朗在白宫当“猎枪”是玩火，而会觉得是机智：打你一个冷不防，反正我没唱出歌词来，让你（美国）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至于后果，去想也能想到，问题在于：霸道者认为世界就是强盗霸主的世界，根本懒得去想。另外，即使这些强盗专家考虑到了后果（有考虑就有顾虑，也就做不了强盗专家，这个考虑仅仅是假设），戴秉国和胡锦涛也会不顾后果地先实践了再说。这是共产乱党邪教的本质决定的。
共产党首先是个乱党。一群历史安排的小人痞子唯恐天下不乱，使命就是结党营乱，把“天下大乱”当作事业来经营。瞧毛泽东：由去安源鼓动罢工到秋收暴动、井冈山落草为寇、江西反AB团窝里斗、陕北放冷枪搞掉刘志丹、甘肃借敌手除掉张国焘的主力部队、抗战时期借日军力量削弱国军、借国军力量除掉项英，延安整风“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以确立毛的思想政治的绝对权威，国共内战借全国生灵涂炭之际民众厌战欺软怕硬、欺善怕恶的心理来“赢”得民心。1949年战乱基本结束以后，又以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反右跃进、四清文革等不断的红色恐怖给人制造一种感觉：总有人要反对它，它只得乱搞；如果不想它乱搞，就最好乖乖听话。毛泽东做制乱卖乱的老板很成功。戴秉国和胡锦涛所以会效仿。
共产党还是个邪教。《九评共产党》就此论证得非常细致和系统。共产党在人世间由有七情六欲的人性弱点的人组成，在宇宙时空中却有旧的势力安排的、以暴力为阳和谎言为阴的邪魔本性：专与人间正道对着干，以“邪、骗、煽、痞、间、抢、斗、灭、控”九大基因合成的党性奴役人性，思想行为反自然、反人性，在全国画地为牢，进行罐头似的马列邪说洗脑，以附体政府的社会机制呈现其无所不在的奇异状态和无所不能的魔术力量，借助军警的枪杆子力量搞强制，挑动群众斗群众，让全民活在恐惧、畸爱、邪斗、人妖的精神异态中，活得像鬼怪。
在全民皆是邪教徒的大井冈山山寨或共工部落大酋邦里，戴秉国和胡锦涛最初也只是个普通的以党为图腾的邪教徒，因历史安排和特殊根基而逐渐坐到现在这个位置，人的道德意识和善性良知已荡然无存。所以策划郎朗这件事时，他们都不会考虑是不是会丢脸，是不是无耻？根本没丢脸和无耻这两个概念。他们会认为这是敌对斗争中的机智，是对“收买”奥巴马而签的买波音飞机的经济合同所滋生的不爽心情的合理补偿。这就好像一个强盗，迫于警察的强大被迫释放人质之际，却在人质的隐私处掐些青紫伤痕一样，觉得这样做了才能解气、顺气。
这样的国家主席是共产党极权专制下、红小鬼•红卫兵掌权时代的特产和极品。郎朗成为偷袭白宫的猎枪，显露一个极其重要的信息：老潘冬子和老红卫兵的最高才智也就是当猎人搞偷袭。如此愚蠢是天意拨弄，“中国”列车已奔向悬崖。而这种危险信息又让你知道，看你是否分辨正邪？是不是“三退”跳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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