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6月22日,地处西陲的甘肃省敦煌莫高窟发现了藏经洞,其中堆满了数万件4至11世纪的古代文献,这一发现震惊了世界。这些被称为敦煌遗书的文献包括汉文、古藏文、回鹘文、于阗文、龟兹文、粟特文、梵文等多种文字,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宗教、文学、民族、民俗、语言、历史、科技等多领域。
北京国家图书馆就专藏了这批敦煌遗书中的16000多件,约占全世界敦煌遗书存量的四分之一。目前英国图书馆藏13000余件,法国国家图书馆藏5700余件,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10800余件。
敦煌文献书写年代从公元4世纪到10世纪。各种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原料的纸张,为研究中国造纸术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珍贵资料。采用不同装帧方法装订的敦煌遗书,展示了中国古代书籍初期装帧形式的演变过程。因此,敦煌遗书堪称为中国古代文化的百科全书。
在修复整理敦煌遗书的过程中,工作人员发现有些文献明明是一整卷,却被人为撕成10件,这是为什么?原来敦煌遗书刚被发现之时正值国家多难之日,消息传开,引来英、法、俄、美、日等国所谓“探险家”前来,采用不正当手段,将大量敦煌遗书及壁画雕塑掳掠运往国外。1910年,经多方文化名人奔走,清学部命甘肃学台将藏经洞内所有遗存悉数运京,藏京师图书馆。结果,当时负责押解的官员和沿途关卡监守自盗,致使大量国宝流散民间。盗走国宝后,为了让文件的数目能保持原样,就生生将一卷文献拆撕成多件。1911年,运抵京师图书馆的敦煌遗书为8738号,每号中包含数件文献。
敦煌遗书命运多舛。20世纪30年代初,华北局势紧张,全部敦煌遗书和其它部分贵重文献被装箱南运上海,秘密藏于英租界中。直到1950年才陆续运回北京国家图书馆。后经私人捐赠、国家调拨和国图采进,敦煌遗书数量逐年递增,马叙伦、顾子刚、周定宣、丁宝铨、王敏及郑振铎(其旧藏由高君箴捐)等均向国图捐赠过敦煌遗书。其中著名的有陆机的《辩亡论》、唐代初年的《尚书》、孤本《李陵变文》等。
几十年来,一直有一种误解,认为敦煌遗书的精华部分已经被外国探险家掠走了,国图所保存的是一批价值不大的糟粕。通过整理发现,这种看法大谬不然。例如当年大批得到敦煌遗书的英国人斯坦因是考古学家,不懂中文,完全没有能力挑选。后来经过数次劫掠之后,还剩下大量的社会经济文书、文学作品,甚至是说唱话本,为各学科的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49年后,相当一批当年流散在旧官僚、旧收藏家手中的精品也重回国图。例如经过罗振玉收藏的《老子道德经》、马叙伦收藏过的《天请问经》,还有新881号《尚书》等,都是质量极高的敦煌文书。这一批入藏的敦煌遗书中还有众多名家的钤印、题记等,使遗书的文物价值更加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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