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万五千里长征 到处掳掠焚城(williamhill官网 )

文章摘要:半个多世纪以来，汗牛充栋的中共党史、军史、教科书中一再渲染“长征的胜利”，却刻意隐瞒以下事实：(一)国军胡宗南部大败毛泽东徐向前部，十万红军埋骨葬身于松潘草原，毛泽东仅以身免(二)国军关麟征部追击至甘肃大炉子时差点活捉毛泽东，红军仅剩一百人将毛抬走(三)关麟征在晋西苏家庄大败林彪红一军团，林彪落荒而逃。

长期以来，中共的党史、军史以及教科书喋喋不休地吹嘘“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取得震撼世界的胜利”，还以大量文学、戏剧、电影、电视作品渲染这一“胜利”。

七十年前，毛泽东写过一篇自吹自擂的文章，称：“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驱两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流窜十二个月损兵二十余万

果真是这样的吗？最近香港文化艺术出版社推出《长征——神话与真相》一书揭示：据档案文献记载，在历时十二个月的长途追剿中，共军损失了二十余万人马，朱德红一方面军逃窜至陕北时，仅剩两千五百余羸卒。沿途打败仗毙命的有中共第二任总书记瞿秋白、闽浙赣苏区主席方志敏、中央苏区政府执委何叔衡、胡海、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贺昌、红三军团参谋长邓平、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负责人谢子长、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刘伯坚、中共中央审查委员阮啸仙、中共中央军委二局副局长钱壮飞、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夏曦、粤赣军区司令员蔡会文、湘鄂赣军区司令员徐彦刚、红四军政委曾中生、红五军长董振堂、红八军军长李天柱、红十四军军长赵博生、红廿军军长蔡申熙、红廿五军政委王平章军长邝继勋吴焕先、红廿八军军长廖荣坤刘志丹、红廿九军军长兼政委陈潜、红一师政委黄苏、独立师师长毛泽覃、独一师师长侯梯云、红四师师长张锡龙、独五师政委谢维俊、红六师政治部主任曹其灿、红九师师长段德昌参谋长王炳南、红十六师政委陈寿昌、红十八师师长张振焜、红十九师师长寻淮洲、红廿六师师长程克纯、红卅四师师长陈树湘、红七十五师参谋长毕士第等等；在三十年代叛变中共投降国民政府的中共文武高官有：陕甘甯边区政府主席张国焘、红军总司令部代总参谋长龚楚、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央执行委员兼秘书长黄达、中共中央局秘书长兼中央军委秘书长涂振农、中央执行委员孔荷宠、刘士杰、中共南方局宣传部长郭潜、中共福建省委书记曾洪易、中共中央军委总动员武装部长杨岳彬、中共湘赣边特委军委书记苏先骏、中共闽赣省委委员红四军政委彭祐、红九军军长何畏、中共湖北省委书记余洒度、闽赣军区司令员宋清泉、湘赣省委书记陈洪时、红廿二军政委罗寿南、浙南红军总指挥红十三军军长胡公冕、十七军军长张涛、闽浙赣军区参谋长倪宝树、红九军团参谋长张冀、红一方面军独四师师长兼政委龙普霖、红三军团第二师师长郭炳生、红军步兵学校校长中央教导师师长周昆、独立第三师政委旷朱权、红十军团十九师参谋长王如痴……等等，其中仅大军区与军一级干部叛变者就超过十人，师团级更多。一九三三年前，变节原因多为党内肃反扩大化及被俘。一九三四年广昌战役失利后，叛将剧增，此后三年游击战争叛变的团以上干部，多不胜数，有些部队甚至全部主官都叛变，如湘赣军区独立第四团团长、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全部叛变；湘鄂赣军区红十六师的师长、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也都先后投降国军。前述涂振农任中共中央局秘书长时，毛泽东连总前委书记都被撤了。红军时代兵员最多时不过卅万，现存纪录的师以上高级将领就有数十员叛变，那是相当高的比率。

半个多世纪以来，汗牛充栋的中共党史、军史、教科书中一再渲染“长征的胜利”，却刻意隐瞒以下事实：(一)国军胡宗南部大败毛泽东徐向前部，十万红军埋骨葬身于松潘草原，毛泽东仅以身免(二)国军关麟征部追击至甘肃大炉子时差点活捉毛泽东，红军仅剩一百人将毛抬走(三)关麟征在晋西苏家庄大败林彪红一军团，林彪落荒而逃。

到处掳掠焚城大伤民族元气

所谓“长征的胜利”又是付出什么惨重代价才取得的呢？(一)在赣闽湘等“苏区”，由于枉抓滥杀，人口大量减少(二)红军所经十一个省，到处掳掠焚城，留下了颓垣败壁的房舍及鹑衣百结、面黄肌瘦的老人和妇孺伤残，农村普遍破产(三)因国力消耗，大伤元气，致使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国土大半沦为战场，公私财产损失(以战时币值计)逾一千亿美元。

至于中共各苏区内部的“肃反”、“长征”途中的自相残杀以及斯大林乘机在海参崴逮捕关押处决华侨华工，更是数以十万计。

中共放弃盘踞六年的江西苏区，是因为广昌失守，门户大开，不得不向西南方赣粤边突围，既无固定目标，又同抗日扯不上边。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在黔北建立根据地；次年一月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又决定渡过长江在川西建立根据地；六月份红军一、四方面军在川西懋功会合，双方都想在川陕甘三省立足，伺机西进新疆以便取得苏援。然而由于在松潘草原败于国军胡宗南部，红军被迫出川；十月逃窜至岷县哈达舖，从当地邮局劫掠一批报纸获悉国军在陕北围剿上万刘志丹部红军，中共中央才决定踅向陕北投奔刘志丹。中共发表《抗日救国宣言》已是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在陕北的政治姿态，以抗日作为争取民心的口号。总之，“红北上抗日”一说是中共流窜十一省到达陕北后才编造出来的。从中共当时领导人的言行举止看，他们根本从来没打算抗日。例如一九二八年五月三日，日寇制造济南惨案残杀中国军民一万一千人，激起全国性反日怒潮。但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瞿秋白对反日运动态度冷淡，认为中共的任务只是实行暴动推翻南京国民政府，而日军的行动是打击国民政府的，如果中共卷入这个反日运动中去，无异帮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忙。那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掌握决策大权的李立三竭力主张要求苏联出兵东北、外蒙，进攻京津，以配合他在南方夺取武汉三镇。

七七芦沟桥事变发生之初，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很担心中央政府不能坚持抗战，因此竭力为国府坚持抗日打气。八月初抗日战争在华北地区全面展开，于是毛泽东等放心了。他公开表示：“蒋介石这股水终于撞向日本那边去了”张闻天也很得意地说：“抗战终于爆发了，蒋介石已无力危害我们！”

一九三七年八月廿日，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在延安以南九十公里的洛川举行，中共中央书记张闻天首先提出抗战爆发后中共基本任务的报告，他强调中共的抗日政策是十足的失败主义策略，因此必须使蒋介石失败，使日本与蒋介石都因战争而瓦解。毛泽东发言支持张的见解，认为中共主张抗日，并非认为就此可以打胜，而是为了解决国内矛盾所需，他警告与会的中共高干不要为爱国主义所迷惑，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

同年十二月中旬南京失守后，毛泽东得意地说，蒋介石如果不投降日本，可能将整个中国领土断送给日本，可日本只能占领一些大城市及重要交通线，中共领导的游击战争就可以从日本手中夺回来，这样中共才能翻身。

所谓“北上抗日”全系无耻谎言

毛泽东入住紫禁城皇宫后十五年，一九六四年七月十日他接见到访的日本社会党领袖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等人时说：“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就不能团结起来对付你们，中国共产党就夺取不了政权……我们和日本皇军打，才又和蒋介石合作。两万五千军队打了八年，我们又发展到一百廿万军队，有一亿人口的根据地。你们说要不要感谢呀！”至此，才完全証明，所谓“北上抗日”全系无耻谎言。

《长征——神话与真相》一书的编撰，以史料为主干，兼容并蓄，注意平衡报导，让广大读者从大量来自不同渠道的资料中去伪存真、去芜存菁，以便恢复历史的真貌。所以，作者郑义辑录了中共早期领导人张国焘、红军将领彭德怀、黄克诚、毛泽东第三任妻子贺子珍、中共的国际友人埃德加斯诺、大陆历史学家钟卓安的回忆录与论述，也选辑了指挥与追剿红军的国军将领陈诚、白崇禧、薛岳、李铁军、丁治磐、宋希濂等人的回忆录；还摘录了亲自参加烧杀掳掠的曾志(中共领导人陶铸之妻)、孔述之以及目睹苏区惨景的低级军官张赣萍、张晴光等人的回忆文章，让历史的真相从大量的片面之辞中组合发掘出来。

让历史成为一面镜子，照照自己，也照照别人，这是我们后人不容推卸的工作，也是在这纷乱昏茫的大时代中有意义的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