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知识分子是近年在中国大陆推出的一个概念,其标准为: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也就是说,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做社会的良心。
最近遇到一位刚从大陆来访的学者,我叫他“高级知识分子”,他认为这不够,应该去做“公共知识分子”。
那天回家的途中,经过欧洲一个小火车站,赶上不少游客上车,车厢里一下子站满了人。挤到我跟前的一位小伙子,标准的中文“你好”两个字,便自我介绍了他是大陆同胞。我赶忙收起对面空座上堆放的东西,给他腾座。他卸下背包,缓身落座的时候,腼腆得脸都涨红了,这让我对面前的这位年轻人立时有了几分好感。
从年岁和文绉绉的书生气,我猜想他是留学生。聊起来,知道他已经“出站”(博士后工作站)几年了,现在是欧洲一家自然科学研究机构的访问学者。我不禁问,你才多大,就有了这样的学历和经历?他说自己属于80后。
他说,其实也没有甚么真才实学,政治课一直读到博士都是必修课,耽误多少时间啊。我纳闷,现在大陆的大学政治课怎么开法?他说,政治课老师基本上照本宣科,在应付差事,下面根本没人听的。有的老师撇开课本,讲西方的黑格尔哲学。我问,按教学大纲该讲甚么?他皱着眉头说: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说完,他和我都笑了。他说,他们学生都有经验,考试前的那几天,要给“狂背政治”腾出时间。他想起最后一次政治考试的试题是“谈谈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拿起试卷他傻眼了,后悔竟然一次都没翻过那本小册子,而且老师在课堂上一个字也没提过,现在他对“科学发展观”一无所知,又不能交白卷,他就根据字面的意思,按自己的理解写的答卷。下来一问,完全写成了另一个意思,和标准答案不沾边。庆幸的是,老师让他过了,说明老师也反感。
后来聊到国内的学术环境时,他说,学术圈的气氛不好,现在的教授号称“表格教授”,整天忙着填写各种表格,参与、争取捞甚么好处。做学问的少,都花精力搞关系去了,在谋求官职上。教授头衔不像在欧洲这么有地位,受人尊敬。国内教授不搞行政兼职,不当科、处级的官,没人买账的。能不能申请下来科研基金,不在于课题本身重要不重要,看申请人手里的权力、活动能力大小。
他说自己读博士的时候,曾给教授做过打工仔。没办法,别人都做,你不做?像这样伤害人心的事情很多,不好说的,学生各种各样的压力很大,包括经济上的。有名牌大学,每年都有跳楼的学生,一年里不止一起。出事后,校方马上封杀校园网,删帖,下令不许外传。当时他和同学就联想到,一个学校尚且如此,一个城市,整个国家是不是也在封杀,删帖?出来一看,比当初想象的还厉害,国内的消息过滤得真干净,要害问题都见不到的。我周围的人,对政府的一言堂很反感,但都敢怒不敢言。
他说自己原本不打算留下来,出来是为了开阔一下眼界,甚至想带走点儿先进技术回去发展。当有一天自己意识到,可以畅所欲言了,没有顾忌地在表达思想意愿的时候,他才感到外面的自由空气是多么难得可贵。他真不想再回到那种时时处处“不敢”的日子里了。
他说,出来看了不少东西,挺震惊的,比如中国近代史的一些历史事件,像是什么抗美援朝,天安门自焚案等等的真相。历史和现实都扯了那么大的谎,还能让人相信你甚么?
话题转到了体制问题。说他周围的同学同事,对政府非常反感,私下里没有不骂的。即使媒体不报导实情,但是看到听到的也不少了。强拆,就是政府雇土匪在拆人家的房子,抢人家的地。那么多的下岗职工和农民真是没有办法,在受欺压盘剥。供个孩子上大学,要一家人出力,看不到是国家办教育,感觉国家在从教育上赚钱。看到了下面多数人生活得很苦,这些社会问题很普遍,好像无解,大概只有从制度上才能去解决吧。
聊完了体制问题,也跟他讲到了近几年的“三退”大潮。我想,他在欧洲一定看过许多在国内看不到的三退游行及活动。就顺口搭了个腔:既然你认为中共很坏,也不信马列主义那一套,怎么不趁这个机会退出呢?他笑了,也点点头表示自己也要趁在欧洲这个时候退出。
话题刚结束不久,他也准备要下车了。尽管他没有吐露甚么个人的艰辛坎坷,但是我能感觉到,这是一位来自平民的莘莘学子,想做学问的本份人。他“忧国忧民”的那份忧患意识,是良知的流露,也是一种社会的责任感。今天,很多中国学子并没有忘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古训,包括80后的年轻学子,他们知道,仅仅“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是不够的,还应该按“公共知识分子”的标准,做社会的良心。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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