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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力主大公报声讨苏联(图)

 2010-12-14 13:33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0

傅斯年(字孟真)出身于山东聊城的一个名门望族,其祖先傅以渐是清王朝建立后的第一个状元。有清一代,傅氏家族在科场上得意者不计其数,官至封疆大吏者也不乏其人。比如傅斯年的曾祖父傅继勋在安徽做官多年,李鸿章、丁宝桢都出自他的门下,因此山东傅氏有“开代文章第一家”之誉。傅继勋之后,其子孙大多偏离仕途,以教书为生。在世人眼里,傅家好像是开始走向衰落,正应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古话,但恐怕也是他们蔑视权贵、洁身自好的最好选择。这对傅斯年影响很大,傅一生同情下层社会,憎恨贪官污吏,鄙夷脱离现实的所谓学术,这是他后来经常为《大公报》写稿的一个原因。如今,倘若大家还是死守高头讲章,不敢面对现实,不敢在报刊上讲真话,就只能让我们回到可笑的八股文时代。

傅斯年与《大公报》的关系,可以追溯到他读中学的时候。傅斯年的父亲傅旭安,当年主持龙山书院时曾经资助过一位名叫侯延的学生。侯家境贫寒却勤奋好学,后来他考取进士,被授以刑部主事,便回乡省亲并拜望恩师,没想到旭安先生已经去世,于是侯延发誓要把老师的两个孩子培养成才。他看到傅斯年博闻强记,聪明过人,便想带这孩子到大城市去读书。侯与《大公报》创始人英敛之是好朋友,他路过天津,与英敛之等人谈起傅斯年的情况,并把傅的几篇作文拿了出来。英很欣赏傅的才华,劝他把这个孩子带到天津。于是侯延赶回山东聊城,在征得傅斯年祖父和母亲的同意后,便把傅带了出来。

傅斯年到天津时大约是13岁左右。经过短期准备,他考入天津府立一中。刚入校时因为学生宿舍尚未建成,他还在英敛之家中住了好几个月。在此期间,傅斯年竟然与比他大三十多岁的英敛之成了忘年交。学校的宿舍盖好后,傅斯年虽然搬到学校去住,但每逢星期日和寒暑假,他总要看望英敛之。后来,英敛之的儿子英千里在回忆傅斯年时曾经写道:

他住在我家的时候,我同他并不很亲密,因为在我一个九岁的顽皮孩子的眼里,看这位十四岁的傅大哥是个魁伟而庄严的“大人”。他每天下了学除了温习功课外,就陪着先父谈论一些中外时局或经史文章,绝不肯同我这“小豆子”玩耍或淘气,所以我对他只有一“敬而畏之”的心理,虽然经过了四十年,我还没有完全撇掉。

傅斯年与英敛之的交往,对于他在“五四”期间创办《新潮》杂志以及后来热衷于文章报国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

1926年,英敛之溘然去世,吴鼎昌、胡政之和张季鸾将《大公报》买下,使它起死回生。

傅斯年与《大公报》的进一步交往,是在1934年该报开辟“星期论文”之后。“星期论文”由学界名流执笔,第一批被邀请的学者有丁文江、胡适、翁文灏、陈振先、梁漱溟、傅斯年、杨振声、蒋廷黻等八人,傅斯年排名第六,可见他在学术界的地位。开辟这个专栏是张季鸾的主意,当时张的想法有两点:一是邀请名家撰写“星期论文”,可以减轻他的负担,因为他几乎每天都要写一篇社评;二是邀请自由知识分子加盟,有利于拓宽言路,扩大该报的影响。

傅斯年当时为《大公报》共写“星期论文”22篇,占总数的3%左右。从内容上看,傅斯年的“星期论文”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国内政治,二是国际评论。

当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年代,苏联却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并发表《共同宣言》。前者以中立为名,纵容日军对华侵略;后者则无视中国的主权,宣布“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以换取日本对蒙古“独立”的承认。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首脑在雅尔塔签订秘密协定,以苏联对日宣战为条件,答应了苏联的许多无理要求,其中包括承认蒙古独立,管理东北地区的铁路和租借大连旅顺两个海港等。后来,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有关附件,苏联红军本来应该在日本投降后三个月内撤离东北,但是直到1946年2月还无动静。

苏联政府的做法激起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慨,正在这时,雅尔塔秘密协定的内容也全部公开,于是爆发了以大学生为主的反苏运动。为此,《大公报》曾以《东北的阴云》为题发表社评,认为中国人民赌国运,拼存亡,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战,主要就是为了收回东北。如今抗战胜利了,我们却不能顺利地收复失地,这就不仅是一个内争民主,而且还是外争国权的大问题了。几天后,以傅斯年为首的20位著名学者在《大公报》天津版上以“星期论文”的形式发表声明,表达他们对雅尔塔密约的抗议。声明说:这一秘密协定侵犯了中国主权,“违背了联合国共同作战的理想和目标,开创今后强力政治与秘密外交的恶例;影响所及,足以破坏今后世界的和平,重踏人类罪恶的覆辙。这一秘密协定,实为近代外交史上最失道义的一个记录。”与此同时,傅斯年还为《大公报》重庆版撰写《中国要和东北共存亡》的“星期论文”,分析了东北丰富的资源和重要的战略位置,指出这就是日俄两国对它垂涎已久的原因。他表示:“若东北竟失掉了,或者名存实亡”的话,那么中国的国民经济就永不得解决,中国就“永为贫民窟,永为困乏、疾病、愚昧之国”了。

在一部傅斯年的传记中有两个小标题:“学人深知亡国恨”,“御寇多见赤子情”,这最能反映传主在国家面临危难时的思想感情。近年来,傅斯年揭露孔祥熙和宋子文侵吞公款的事迹被重新提起,并得到官方称赞。相比之下,他的上述见解和努力却不是被歪曲,就是被遗忘。这些事情距今才半个多世纪,如果我们不能正视抑或不能了解这段历史,以便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又怎么面对即将开始的21世纪呢﹖

胡适说过,傅斯年是“人间一个最难得最稀有的天才”。这不仅表现在他的治学方面,更表现在其做人做事上。作为学生和朋友,傅斯年对胡适也有这样的忠告:“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因此,当我们看到如今一些专家学者表面上远离政治,实际上是想掩盖自己的乡愿心态,并以所谓专业特长来分得一杯羹时,就更加钦佩傅斯年等人的大智大勇,并怀念《大公报》办报精神。

来源:《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 --版权所有,任何形式转载需williamhill官网 授权许可。 严禁建立镜像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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