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力主大公报声讨苏联(图)

傅斯年（字孟真）出身于山东聊城的一个名门望族，其祖先傅以渐是清王朝建立后的第一个状元。有清一代，傅氏家族在科场上得意者不计其数，官至封疆大吏者也不乏其人。比如傅斯年的曾祖父傅继勋在安徽做官多年，李鸿章、丁宝桢都出自他的门下，因此山东傅氏有“开代文章第一家”之誉。傅继勋之后，其子孙大多偏离仕途，以教书为生。在世人眼里，傅家好像是开始走向衰落，正应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古话，但恐怕也是他们蔑视权贵、洁身自好的最好选择。这对傅斯年影响很大，傅一生同情下层社会，憎恨贪官污吏，鄙夷脱离现实的所谓学术，这是他后来经常为《大公报》写稿的一个原因。如今，倘若大家还是死守高头讲章，不敢面对现实，不敢在报刊上讲真话，就只能让我们回到可笑的八股文时代。

傅斯年与《大公报》的关系，可以追溯到他读中学的时候。傅斯年的父亲傅旭安，当年主持龙山书院时曾经资助过一位名叫侯延的学生。侯家境贫寒却勤奋好学，后来他考取进士，被授以刑部主事，便回乡省亲并拜望恩师，没想到旭安先生已经去世，于是侯延发誓要把老师的两个孩子培养成才。他看到傅斯年博闻强记，聪明过人，便想带这孩子到大城市去读书。侯与《大公报》创始人英敛之是好朋友，他路过天津，与英敛之等人谈起傅斯年的情况，并把傅的几篇作文拿了出来。英很欣赏傅的才华，劝他把这个孩子带到天津。于是侯延赶回山东聊城，在征得傅斯年祖父和母亲的同意后，便把傅带了出来。

傅斯年到天津时大约是13岁左右。经过短期准备，他考入天津府立一中。刚入校时因为学生宿舍尚未建成，他还在英敛之家中住了好几个月。在此期间，傅斯年竟然与比他大三十多岁的英敛之成了忘年交。学校的宿舍盖好后，傅斯年虽然搬到学校去住，但每逢星期日和寒暑假，他总要看望英敛之。后来，英敛之的儿子英千里在回忆傅斯年时曾经写道：

他住在我家的时候，我同他并不很亲密，因为在我一个九岁的顽皮孩子的眼里，看这位十四岁的傅大哥是个魁伟而庄严的“大人”。他每天下了学除了温习功课外，就陪着先父谈论一些中外时局或经史文章，绝不肯同我这“小豆子”玩耍或淘气，所以我对他只有一“敬而畏之”的心理，虽然经过了四十年，我还没有完全撇掉。

傅斯年与英敛之的交往，对于他在“五四”期间创办《新潮》杂志以及后来热衷于文章报国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

1926年，英敛之溘然去世，吴鼎昌、胡政之和张季鸾将《大公报》买下，使它起死回生。

傅斯年与《大公报》的进一步交往，是在1934年该报开辟“星期论文”之后。“星期论文”由学界名流执笔，第一批被邀请的学者有丁文江、胡适、翁文灏、陈振先、梁漱溟、傅斯年、杨振声、蒋廷黻等八人，傅斯年排名第六，可见他在学术界的地位。开辟这个专栏是张季鸾的主意，当时张的想法有两点：一是邀请名家撰写“星期论文”，可以减轻他的负担，因为他几乎每天都要写一篇社评；二是邀请自由知识分子加盟，有利于拓宽言路，扩大该报的影响。

傅斯年当时为《大公报》共写“星期论文”22篇，占总数的3％左右。从内容上看，傅斯年的“星期论文”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国内政治，二是国际评论。

当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年代，苏联却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并发表《共同宣言》。前者以中立为名，纵容日军对华侵略；后者则无视中国的主权，宣布“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以换取日本对蒙古“独立”的承认。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首脑在雅尔塔签订秘密协定，以苏联对日宣战为条件，答应了苏联的许多无理要求，其中包括承认蒙古独立，管理东北地区的铁路和租借大连旅顺两个海港等。后来，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有关附件，苏联红军本来应该在日本投降后三个月内撤离东北，但是直到1946年2月还无动静。

苏联政府的做法激起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慨，正在这时，雅尔塔秘密协定的内容也全部公开，于是爆发了以大学生为主的反苏运动。为此，《大公报》曾以《东北的阴云》为题发表社评，认为中国人民赌国运，拼存亡，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战，主要就是为了收回东北。如今抗战胜利了，我们却不能顺利地收复失地，这就不仅是一个内争民主，而且还是外争国权的大问题了。几天后，以傅斯年为首的20位著名学者在《大公报》天津版上以“星期论文”的形式发表声明，表达他们对雅尔塔密约的抗议。声明说：这一秘密协定侵犯了中国主权，“违背了联合国共同作战的理想和目标，开创今后强力政治与秘密外交的恶例；影响所及，足以破坏今后世界的和平，重踏人类罪恶的覆辙。这一秘密协定，实为近代外交史上最失道义的一个记录。”与此同时，傅斯年还为《大公报》重庆版撰写《中国要和东北共存亡》的“星期论文”，分析了东北丰富的资源和重要的战略位置，指出这就是日俄两国对它垂涎已久的原因。他表示：“若东北竟失掉了，或者名存实亡”的话，那么中国的国民经济就永不得解决，中国就“永为贫民窟，永为困乏、疾病、愚昧之国”了。

在一部傅斯年的传记中有两个小标题：“学人深知亡国恨”，“御寇多见赤子情”，这最能反映传主在国家面临危难时的思想感情。近年来，傅斯年揭露孔祥熙和宋子文侵吞公款的事迹被重新提起，并得到官方称赞。相比之下，他的上述见解和努力却不是被歪曲，就是被遗忘。这些事情距今才半个多世纪，如果我们不能正视抑或不能了解这段历史，以便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又怎么面对即将开始的21世纪呢﹖

胡适说过，傅斯年是“人间一个最难得最稀有的天才”。这不仅表现在他的治学方面，更表现在其做人做事上。作为学生和朋友，傅斯年对胡适也有这样的忠告：“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因此，当我们看到如今一些专家学者表面上远离政治，实际上是想掩盖自己的乡愿心态，并以所谓专业特长来分得一杯羹时，就更加钦佩傅斯年等人的大智大勇，并怀念《大公报》办报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