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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五类忆旧连载(二十二)

 2010-11-23 17:11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1

父亲认了    作者  冯积歧

那天早晨,生产队长派父亲去犁荞麦地。荞麦地两边都是深沟,沟边长满野草。每犁到沟边,两头牛都会死命伸着头,舌头透过牛笼嘴,去揽沟边的野草吃,全然不计摔到沟里栽死的危险。一个早晨父亲都提心吊胆,生怕牛滑到沟里去。可是就在他准备收工,犁最后一个来回时,两头牛不知哪来的蛮力,只顾揽草,父亲怎么也拉不回它们。眼看牛的前腿一点一点向沟下滑,可它们全然不觉。父亲手中攥的牛鼻绳是断成两截后接续到一块儿的,拉了一个早晨,此时从接口处松脱了。两头牛没了束缚,连带着铁犁,像箭一样射向沟底。父亲出于本能,一闪跌坐到沟边……

饲养员老汉等着喂牲口,左等右等不回来,便到地里来找牛,此时坐在沟边如一滩烂泥的父亲才如梦初醒。一头牛跌下去当即就死了,另一头虽然没有死却跌断了腰,站不起来,不能再耕地了。

斗争会上,生产队长呵斥道:“狗地主,你的命有一头牛重吗?牛跌死了,还能吃肉,牛皮还能合成皮绳。你死了,狗都不吃!”上台发言的革命群众将蓄意破坏生产的罪名按在父亲头上。“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打倒地主反革命分子!”“老实交待!”口号声此起彼伏。父亲很后悔当初在惊恐中没有和牛一同扑下去,这样他的痛苦在那天早晨就可以结束了。

那天下午,父亲脖子上戴着几十斤重的木板,背上背着一张剥下来的牛皮,弓着腰,被我们松陵村的革命群众牵着去其他大队游街。牛皮散发的腥臭味儿被他带到了全公社的每一个生产大队。

走到朱家庄时,父亲的腰弯得更厉害了。朱家庄是我的外祖父家,披着牛皮的父亲看起来不是牛也不是人,好像一个怪物。他已无颜面对外祖父家的任何一个人。

父亲像小学生背课本似的将自己的罪行向革命群众交待了一遍。他抬起头时,眼角的余光竟扫见了母亲。母亲站在不远处的一块石头上,表情平静而麻木。仿佛她目击到的不是她的丈夫,而是舞台上的一个丑角。对这个剧中人,她不同情怜悯,也不憎恶讨厌。她不过是一个观众,一个不参与剧情,只图热闹的观众。父亲还看到母亲身后站着一个男人,那男人像高粱秆一样细,有一双尖锐的老鼠眼。那男人正和母亲谈什么,母亲回过头去看那男人,一个劲儿地点头。父亲的头使劲向上一仰,扫了母亲和那男人一眼,看见那男人将细瘦少肉的右手放在母亲的肩头。父亲突然大叫两声,扑倒在地,人事不省……

父亲在炕上躺了两天,祖母请来村里的胡大夫。胡大夫捋着花白胡子对父亲说:“娃呀,心病还得心药治啊!我给你开三服药,吃吃看吧。”

祖母拿上药方去公社卫生院抓药。三服药总共1块4角6分,祖母身上只有1块3角钱。她求抓药的年轻人给她欠个账,抓药的说:“不能欠账,一分钱也不能欠的。”祖母再三恳求,抓药的还是不松口。祖母无奈,去找院长。院长来到中药房,将抓好的三服药解开,把药中的白术和茯苓分别取出两片,然后包好药包,给了祖母。

哥哥从学校里回来吃午饭,饭碗端在手中还没有下口,父亲在房间里喊他,喊得很急迫。他不知是怎么回事,就端着饭碗进了房间。父亲蹲在炕上,看了看哥哥:“想不想你娘?”“不想。”“不想?”哥哥急于吃毕午饭去学校,端着饭碗正要离开房间,父亲叫住了他:“大虎,你说,你为啥不想你娘?”“不想就是不想。”哥哥没有料到,父亲竟突然端起自己的饭碗向他摔了过来,随后自己也一下子扑倒在炕上。

儿子不想母亲,是做父亲的难以容忍的事情。我看得出,在父亲的心里,儿子的母亲就是有错误,做儿子的也要原谅她,绝不能抱怨母亲,更不能给母亲记仇,这是父亲对儿子最起码的要求!

哥哥一下子被吓住了,父亲从来没有这样过呀。哥哥一看父亲扑倒在炕上,流着眼泪一声一声叫爹。父亲摆摆手,叫他走开。祖母闻声进来,她不知怎么回事,就责备父亲:“世俊啊,你有病,又发啥脾气呢?是大虎惹你生气了?”父亲抬起埋在被子里的头,擦了一把泪水:“不怪大虎,怪我自己。”

祖母给哥哥摆摆手,叫哥哥快去学校。哥哥走到炕跟前,扑通一声跪倒,哭着说:“爹,怪我,全怪我。”父亲拉住儿子的手,用泪眼看看他,一句话也不说。父亲整天流眼泪,祖母不在的时候,就放声哭。如果祖母在家,他就拄上棍子去地里哭。

那是一个冰凉的夜晚。天一黑,父亲穿戴整齐出门。祖母问他要去哪搭,父亲说他要去朱家庄。祖母说:“你身体不好,不要跑冤枉路了,仙娥会回来的,时间还没有到哩。”祖母这句话不知触动了父亲的哪一根神经,他突然站住了。他大概在揣摸祖母所说的时间是什么。他可能在想,人活在世上还不是和时间较量吗?父亲知道,人是永远也较量不过时间的。“啥时候算是到时间了?”父亲仿佛是自言自语。祖母说:“她在娘家住不下去的那一天就算是到时间了。”父亲苦笑一声:“时间到了,我看时间到了。”父亲出了院门,祖母没再拦他。

去朱家庄这条路,父亲走过无数来回了。脚下那条灰白色的路面像绳索套在他的脖子上,将他向前拽。到了外祖父家的院门前,父亲看了看那扇厚重的大门,手举起来,抓住了门环。他在圆圆的生了锈的门环上摸了摸,还没有动手拍,手一松,身子就顺着门溜下去了。父亲趴在门前的地上,一遍一遍叫着母亲:“仙娥啊!仙……仙……娥!”回答父亲的是无边的沉寂。大地睡死了。村庄睡死了。母亲呢?恐怕也睡死了。

在父亲自杀未遂的第二天,伯母去了朱家庄,不知给母亲都说了些什么。没几天,母亲回来了。她见到祖母,第一句话就是:“娘,你去给他们说,不要给我戴帽子,我不做地主。”祖母说:“娥娥,不会的,不会给你戴帽子的。”母亲回来后,寡言少语,神情呆滞,她不和父亲争吵,也不和哥哥、姐姐说什么。她一天干三晌活儿,天一黑,就上炕睡觉。每逢晚上生产队长打铃开会,母亲就慌张,给祖母说:“娘,你去给他们说,不要给我戴帽子,我不做地主。”

日子一天天过去,松陵村没有发生什么惊心动魄的事,母亲不再惊慌了。生活是平静的,家是平静的,即使父亲被斗争,又挨了打,一家人都不惊不诧,都习惯了,好像日子不艰难,不缺吃少穿,父亲不上斗争会,不挨打,就不是地主家了。

父亲已经“认”了——既然是地主,就应该在少吃缺穿中生活,就应该在被人欺负中生活。家里再也听不见他的叹息、抱怨,一家人每一张脸上的表情都是一样的,一样的平静,一样的麻木。尽管饥一顿饱一顿,有一顿没一顿,一家人照常活着,就像太阳每天照常升起一样。

父亲是地主中最年轻的地主。大队党支部叫他给全大队40多名四类分子当头儿,要他监督每一个四类分子的言行,及时向大队党支部汇报他们的一举一动。父亲平静地接受了任务,并且尽职尽责,隔一天晚上就把这几十个老汉、老太婆召集到一块儿念报纸,学毛著。谁有病,谁缺席,谁发的什么言,有什么思想动向,他都如实向上报告。有一次学习时,地主分子史耀祖一连跑了三次厕所,而且不停地放屁,父亲也把这个情况汇报给了大队党支部。

 

父亲到死想不通    作者  杰弗瑞

母亲说我出生的时间比预产期晚了十天,要不是我家那头老母猪,我还不一定能出来。当时我母亲正在猪圈里扫猪屎,挺着大肚子扫得很累,就撑着猪圈的石板墙想歇一歇。老母猪过来亲她的腿,她提起脚赶猪,没想到老母猪一抬头顶了她一下。老母猪这一顶,把我顶到了臭烘烘的猪屎堆里。母亲说,老母猪从来没这么顶过她,是不是它有意帮你快点出来呢?

我生下来没有多久,老母猪就死了,据说是吃了我的胎盘,吸了母亲的经血。母亲说,我生下来时好奇地盯着看老母猪,好像我们认识似的,看得老母猪直往后退,不敢抬头,过几天就死了,死得莫名其妙。我后来想,我是不是来到这个世界顶替这头母猪的呢?这头母猪是不是我的前身呢?几十年过去,我发现我原来其实就是一头猪,或者说我是一头披着人皮的猪,过去的生活其实跟在猪圈里的生活没有什么两样。

母亲说,我生下来时,有一天时间既没哭又没笑,眼睛冷冷的、呆呆的,不知在看什么。我母亲吓哭了,对着我的小屁股,打呀掐呀,我还是不哭,直到半夜父亲回家,我才哇的一声大哭起来。这一哭就哭到大天亮。

我母亲并没有因为我终于活着来到人世而高兴,也没有因为我是一个儿子就高兴。其实当时母亲的眼里满噙着泪水。她用牙咬断缠在我身上的脐带,抓猪草清理自己的下身,然后坐在猪圈里发呆。老母猪吃完了母亲清理下身的猪草,舔食了猪圈地上的乌血,拱了母亲一下,母亲才回过神来,抱着我回家。

我长大后问母亲,为什么要生我呢?母亲很无奈地说,没办法呀,那时也没实行计划生育。母亲说得非常难过,我听了也很不痛快。要是我老是呆在母亲肚子里不出来,要是母亲根本没有怀过我,要是母亲怀上我又把我打掉,总之,要是这个世界上没有我该多好,我也不会活得像一头肮脏的猪了。

我现在不恨那头把我顶出世的老母猪了,我也不恨生我养我的父亲母亲了。我的父亲母亲并没有一点错。他们不但没有错,还生我养我,于我有大恩大德,我应该感谢他们才是。而且,如果没有以前像猪一样的生活,现在我哪能奋斗到大学副教授的身份,活得这么轻松自在呢?有人说,人的一生,幸与不幸是一半对一半,把不幸的日子过完,幸福就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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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那天,母亲后来说,天热得把衣服脱光都不能解暑,太阳就像被泼了一盆经血,红得让人难受,红得让母亲看哪里都是红圈圈,都是猪圈里的经血,现在想想还要呕吐。母亲那天抱着我冲回家,一股脑儿地喝了五大瓢冷水还是感到热。母亲老来四肢酸痛,处处是毛病,一喝冷水就犯吐,我想跟那时喝冷水有很大关系。

我当时确实不乐意出生,我母亲也不高兴我出生。当时父亲正站在生产队的批斗会,五花大绑着,低着头,曲着腰,接受着别人的教育。汗水在父亲的身上像虫子一样爬着,最初痒得令人想笑。虫子在身上爬多了,痒得久了,又难受得要命。父亲在口水、石子、讨伐声中蒸了大半天,直到太阳下山了,月亮上来了,别人轮番讨伐渴了、累了、饿了,才得以回家。父亲疲惫地走进屋,还没等母亲告诉他家中又添了一个讨饭的,就已重重倒在床上。

父亲这一躺,正好躺在我身上,我哪受得了这一压,哇的大叫起来,母亲听到哭声才终于挤出一丝笑意来。父亲一惊,望我一眼,面无表情地朝一边一倒,又睡去了。

我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这是我出世之前就已经意识到并且不愿意出世的原因。我一出生就注定要像猪一样生活,难怪我一出世,我家那头老母猪就死了,它不愿看到我一个大活人居然活得像它一样,它已预知到我将来的人生……

生在地主家庭就是地主子女,上小学就不能带红领巾,在各种各样的表格上家庭成分一栏中就得填上地主。直到现在,我对地主一词都非常敏感,只要一提它就浑身发紧,神经紧张,惶惶不安。按说,地主子女仍然是人,不是狗,是人就应该平等。出身在地主家庭也不是谁愿意还是不愿意的事,父母是地主,跟他们的子女有什么关系呢?就算父母犯罪犯法,受处罚的应该是父母,而不应株连他们的子女呀。何况我的父亲母亲并没有犯罪违法。他们只是在大家都很穷的时候,自己富得快一点而已。谁不愿意日子过得好一点呢?然而在那种荒谬的时代,想过好一点也是有罪的。

我的父亲母亲,甚至父亲的父亲母亲,我的爷爷奶奶,为了买那五十亩地不知流了多少汗水,节约了多少日子,吃了多少顿咸菜下苞谷稀饭,才终于攒到那么一罐袁大头。我的父亲母亲,甚至我的爷爷奶奶,既不偷也不抢,勤俭持家,乐善好施,连叫花子上门讨饭,自己不吃也要赏一碗,这样的人家在现在说应该评五好家庭呢。他们认为,我们靠劳动吃饭,不多言不多嘴,在哪朝哪代,不管当官的怎么换,不管哪个党执政,都应是正大光明的、坦坦荡荡的良民才是。

父亲以前是个石匠,成年累月在外给人修房造屋,节省得吃碗羊肉汤都舍不得,一心想着买田置地,等结婚生子后让一家人日子过得宽裕一些。我母亲过门后,房修了地买了,日子照样过得紧巴。爷爷奶奶、父亲母亲节约成习惯了,有了点钱以后照样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母亲说,要是那时舍得吃舍得穿,吃了穿了,被判个地主富农,心里也还踏实些。既没吃成又没穿成,就被判成地主,土地被没收,房产被瓜分,时时刻刻被监督劳动,大会小会上挨批挨斗,父亲母亲、爷爷奶奶不甘心呀。爷爷奶奶伤心呀,后悔呀,哭呀,气呀,解放没多久就去世了。

父亲在弥留之际还喃喃自语,为什么同样是共产党,四十年前不让人富,四十年后却鼓励人富呢?都是富,都是想把日子过好一些,为什么命运就相差十万八千里呢?为什么那个时候是错的现在却是对的?为什么靠劳动挣钱在那个时候就有罪而现在却是一件光荣的事?父亲至死也没想通。

父亲背着枷锁过了半辈子。在生产队,别人不愿去修公路,让他去修;别人不愿在大雨中去守庄稼,守汽车,让他去守;别人不愿挑两百斤重的担子步行十几公里去缴公粮,让他去挑;别人不愿在大热天挑粪上山,让他去;别人早早睡了,让他每天晚上写思想总结,写交待书;天寒地冻的时候,别人在温暖的家中休息,让他去公社政治学习,接受人民政府的教育。

父亲曾对母亲说,他做这些事的时候总在想,难道想把日子过得好一点真的是错的?难道大家都没钱、都穷就好吗?有一天,父亲似乎想通了,突然对母亲说了一句:“钱哪,魔鬼。”母亲莫名其妙地望着父亲,可他再没说话,一声接一声地叹息。

父亲并没有想通,他还在为他的土地、房产惋惜。我们全家也都想不通。我的姐姐考上初中却不能读,哭得死去活来也没用,别人骂她赖蛤蟆想吃天鹅肉。她想不通,一头栽到古井里,再也没爬出来。姐姐死了不要紧,让全村人喝不上水,破坏社会主义建设才是罪不可赦。我的父亲母亲为此事在生产队的祠堂前罚跪两天两夜,当然免不了挨口水、石子、鞋掌子甚至巴掌。我们家的祖宗也被骂了不知多少遍,直到花钱重新掏了一口井才了事。

我的哥哥,一个小时候聪明可爱的孩子,淘气、外向、仗义、不服输,经常被人打得鼻青脸肿,受的气最多,吃的苦最多,长到该成家的年龄却娶不到老婆,不得不入赘到大山里去,过着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生活。相比之下,我胆小,不多言不多嘴,不惹事不生非,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可还是没少挨打受骂。我曾有近二十个绰号,至今还记得一些,如屎斑鸠、苦檀神、地主仔、四类分子、屎弹子、周扒皮、刘文彩等等。

命运把我变成了一头冷漠、自私、孤独、玩世,人见人嫌的肮脏的猪。我已经习惯脏猪一样的生活,而且常常自认为就是一头猪。在没人的时候,有时我学猪的嘶叫,甚至学着猪的样子拱地上新鲜的泥土,嗅一嗅土里别样的气息。做这一切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很开心,很痛快。我经常做梦,梦见自己变成一只活蹦乱跳的猪崽。我在睡梦中曾夜游到猪圈,被母亲从猪圈里拉回床上睡觉。这一切我浑然不知,直到后来我上了大学,带着女朋友(现在的妻子)回家,母亲把它当笑话讲给她时,我才知道。

我母亲对我的女友说,我是猪变的,是猪精哟。我的女友看着我,笑得前翻后仰。我后来偷偷问我母亲,我真的在猪圈睡过?母亲没说话,眼泪直往外涌。

我大学毕业,做了大学老师后,父亲才得以找池塘钓钓鱼,谦卑地接受乡人的招呼。他去世前经常对我说:“人要节欲。还是穷了好,钱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要那么多干什么?”我知道,父亲话虽然说得通达,实际上他心里仍然没有想通过去一直没想通的事。原因是我入赘到大山里的那位哥哥,承包了几十亩山地,种水果发了,成了远近闻名的大款,可我父亲却怎么也不愿意踏进我哥哥的家门,甚至还当着全家的面,骂我哥哥不从他那里吸取教训。

然而直到父亲去世,我哥哥也没有被揪斗,而且日子越过越红火,桑塔纳买了两辆,刚上高中的女儿被送到美国念书。我父亲把我哥哥骂了,打了,哥哥仍然不听,继续发家。父亲到死也没弄明白,为什么他不能想把日子过好一点而我哥哥却可以想,不但可以想,而且可以大胆做,没有谁把他怎么样。

 

                          离右派就差一厘米    作者  廖文伟

那一天细雨霏霏,我们正在楼上吃午饭,忽然楼下有人喊“廖老师”。“去看看,是哪个在喊。”父亲对我说。我赶紧放下筷子,到窗前去看。窗口垂直往下便是大门,只见门口站着一个人,打着黄色的油布伞,看不出来是谁。

“不知道是哪个,伞遮着头。”我趴在窗台上说。“是何老师的声音。一定有事,我去看看。”父亲放下碗筷,快步下楼去了。好一阵子,父亲仍没有上来。母亲要我到窗口去催父亲上来吃饭,于是我趴在窗台上喊:“妈妈喊你吃饭,爸爸!”门口站着的那人移开了伞,是个女老师。她仰脸朝楼上说:“告诉你妈妈,就几句话,就几句话。”不一会,父亲上楼来了,端起碗继续吃饭。他说:“是何老师。她写了张大字报,向学校领导提了几条意见,问我要不要签个名。”父亲举着筷子的手停在空中,望一眼母亲,接着说:“意见倒是对,就是口气不太客气。有两件事我也只是听别人说起过,并不在场。还是不能听风就是雨,要实事求是。我没有签这个名。”“不签也好,老老实实教你的书。”母亲说。

细雨一连下了两三天。第三天的下午,父亲快步匆匆回来了,锁着眉,绷着脸,进门就喊母亲:“道香,你看好险!那天何老师来要我签名,还记得不?”“怎么啦,你不是没有签吗?”我在做作业,母亲正织毛衣,眼都没有抬一下。“好险好险……”父亲找杯子喝了口水,站在母亲面前接着说:“何老师打成极右分子了,签了名的几个人都打成了右派分子。明天上午批判,全校师生都要参加。你看好险!”望了望吃惊地抬起头来的母亲,父亲撮起手指,比划了个一厘米的手势,加上一句,说:“差那么一点点,就回不了这个家了!”

第三天上午,学校大操场上扯起一条大横幅,上书“坚决反击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批判会上领头喊口号的是学生会的一个学生干部,他情绪激昂,时不时振臂高呼“打倒右派分子!”嗓门都沙哑了,仍然不肯下火线,又冲上前台痛打披头散发的何老师。台下激起一片喊打声,有人冲上去对何老师拳脚相加。何老师高度近视,好几次眼镜被打丟了,摸索着从地上捡起,重又站到原先的位置上,脸上滿是惊恐,完全不知所措。站在她身后的几名右派分子,惊恐之色也完全不亚于何老师。

打着黄色油布伞,站在我家窗口下的何老师,从此成了阶级敌人。1958年,我离开家乡醴陵一中,进省城当了职业运动员。两年后回家探亲,听一中教职工子弟说,何老师一直不服,所以一直挨整,好几次被逼得自杀,吞六六六粉,跳渌水河,都被发觉,求死不成。她的几个女儿中,有一个是我妺妺的同班同学,其生活之清苦、窘迫、寒酸,妺妺说实在是一言难尽。三十年后右派平反时,何老师已经不在人世了。
当初那个带头喊口号的学生干部,不久入了党,后来留校工作,后来又调往县委,升了官,直到因心血管病去世,都是阶级觉悟很高的好同志。

也是此后不久,离右派帽子仅仅一厘米的父亲,教研组组长的乌纱帽也丟了,从此落下个谨小慎微、胆小怕事的名声。他的一个好学生,叫姚玉兰,后来在湖南师范学院任教,每向我提起他们的廖老师,总会加上一句:“好老师,就是胆子小。”

 

印花的童年    作者  文利桃

父亲成分不好,在城里找不到媳妇,只好到乡下找。母亲对英俊的父亲一见钟情,不顾外婆外公反对,闪电般迅速嫁给了父亲。母亲嫁到城里并没有过上好日子。她打扮土气,一口结结巴巴的乡下话,受尽婆家和邻居嘲笑。偏偏又连生三个女儿,父亲更有对她拳打脚踢的理由。

在家中被视为狗尾巴草的我,两岁就被送到乡下外婆家。外婆待我如珠如宝,总能想方设法做出我爱吃的东西。从墙角菜坛里舀来酸酸的浸水,将生红薯切成极薄的片,再拌上鲜红的剁辣椒,就成了一道解谗的美味。即使我犯了错,把人家男孩打哭,或偷了人家放鸡窝里的引蛋,她都只是拿几根稻草追得我满村跑,演戏给旁人看,以平民愤。这是我童年最美好的时光。一晃到了七岁,已是上学的年龄,母亲把我接回城。那时她又怀孕了,就在我报名读书的第一天,母亲生下了第三个女儿。父亲一看又是个女孩,当场破口大骂。奶奶指着父亲的脸说:“你这辈子绝种了!”骂骂趔趔地拖着我去学校报名。我回头看见床上的母亲满眼都是绝望。

叔叔结婚后,爷爷提出分家,把好的东西都分给了叔叔。父亲提出异议,爷爷说:“你要那么多干吗?你儿子都没有,将来还不是落到外姓人手里?”父亲赌气迁出城,在郊外一条僻静的小河边盖了三间房子。那一年,我八岁,二妹五岁,三妹一岁。父亲做了一条小船,到河里捕鱼来维持生计。哪天多卖了几个钱,他必定在外面喝得醉醉的才回来,见人骂人,见狗也要追着踢几脚。我的左耳就是父亲打聋的。

那是夏天的一个傍晚,天气闷热。母亲在厨房做饭,八岁的我,坐在客厅的凉床上,抱着哭个不休的三妹,还要给站在旁边的二妹挠背心的痱子。父亲在隔壁房间喝酒,三妹的哭声闹得他心烦。他厉声骂我:“你是头猪吗?不会抱她走动一下?”

我赶紧边哄三妹边努力想把她抱到外面去,无奈我个子太小,怎么也抱不好。手箍得太紧,三妹哭得更厉害了。耳边传来父亲的骂声:“吵死啊!小心我出来一脚踹死你!”我终于抱起三妹挪到了大门口,二妹又哭着上来揪住我的衣服。本来就摇摇欲坠的我,没注意脚下的门槛,抱着三妹一起摔倒了。三妹哭得透不过气来。

我吓坏了,刚把三妹从地上抱起,就看见父亲从房间气冲冲地出来了。他手一伸就把三妹从我怀里夺走了,还没等我来得及躲避,一巴掌就把我扇到了外面的水泥坪上,整个人飞出去足有一米多!我吓得尿了裤子却不知道哭,鼻子和耳朵都流出了血。鼻子倒是没打歪,但左耳再也听不见任何声音。

母亲被艰难的生活磨得脾气暴躁,也喜欢零敲碎打。三姐妹中,只有我体积大一点,就成了父母理所当然的出气筒。挨了打我也无处诉说,只是朝着外婆住的方向无语凝泣。有一天,我实在无法抑制对外婆的思念,偷偷从家里跑了,走了三十五公里去看望外婆。外婆在给我洗脚的时候,看到我满腿的青紫伤痕和布满血泡的小脚,直掉眼泪,咬牙切齿地说:“天杀的!怎么下得了手啊!”第二天我坐在回家的班车上,看着窗外渐渐模糊的外婆,眼泪像决堤的洪水,无法控制地流下来。一想到又要回到令人恐惧的家,心里的绝望无法言表。到了家门口却不敢进去,我不知道要接受怎样的惩罚。在房子后面的杂草中躺到快天黑,我才壮着胆子战战兢兢往里走。刚走到大门口,正好撞见出来倒垃圾的母亲,她一把拎住我的耳朵就打。

我被打了心里还很高兴,因为平时只要母亲先惩罚了我,父亲一般就不会再动手。母亲也明白这一点,总是抢在父亲前面动手,其实她是想让我免挨父亲更残酷的毒打。可人算不如天算,正被母亲推搡着,眼睛却瞟见父亲拿着一根很粗的木棒出来,直朝我奔来!我朝母亲大叫:“还不快松手,爸爸来了!”母亲一回头,也赶紧松了手。我撒腿就往外跑,父亲健步如飞追来。我沿着河堤狂奔,几次差点被他手里的木棒打到。我边跑边在心里发疯一样的祈祷能出现一个人救我!

天从人愿!村里的支书正好从坡下上了河堤,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河堤是他回家的必经之路。我一猫腰从救苦救难的支书大叔裤裆里钻了过去,10岁的我身材瘦小,求生的本能又使我行动迅速,动作优美。父亲没料到支书会突然冒出来,朝着我舞出的棒子收不住惯性。好家伙!那一棒子结结实实砸在了还没反应过来的支书腿上。支书喊一声“哎哟”,抱腿坐到了地上。那一棍要打在我身上,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效果。支书在医院足足躺了一个月,才把被打得骨折的腿骨勉强治好,父亲赔了七百多元医药费。

从那以后,父亲要打人就先把门反锁,连母亲都不准进来。无论冬夏,要打就命令我把衣服全部脱掉,那样我想跑也跑不了。

他以前用巴掌打,后来嫌打得自己手疼,就规定我定期去河边竹林里砍竹子回来做工具。要去掉竹叶,捆紧了,还得用布条把手握的部位一层层缠紧,这样才好使力。他双手握着那一大把竹条朝我裸露的身体肆意挥舞时,动作活像秋收时朝谷筒里用力摔稻谷的农民。竹枝每落下来一次,我的皮肤上就多印出一串红色的竹子印花,火辣辣的疼。每一串印花的尾梢都会冒出一颗红红的血珠,父亲美名其曰“红印花布衣”。

实践出真知,打的次数多了,我发觉嫩竹枝条的尾梢更容易被打断。我在被打的时候默默数了,老得发黄的竹枝要挥打40多下才全部断掉,嫩竹枝一般30下就光秃秃的了。于是,我再去砍竹子时就专拣嫩枝头上端的那一部分砍。

在父亲的棍棒训练下,我还练出了几项特异功夫。两米多高的窗户,我一个八九小女孩能在几秒钟内爬到最顶端,像一只小猴子那样抱着窗户顶端的栏杆,脸对着窗外的月亮哀嚎。保持这个姿势的好处是上半身受伤比较少,不过,屁股就多受苦了。上面布满了重叠的印花,好几天坐不得凳子。还一个特异功能就是无师自通学会了狼嚎。我发出的狼嚎可以媲美狼群里叫得最好的领头狼,叫声在深夜传得很遥远。只要在我发出嚎叫的第二天,住在河对面很远村子里的妇女,总会到处绘声绘色撒播谣言:昨天又有冤魂在嚎哭,叫得那个惨啊!

身体的被虐待不是最令我痛苦的事,最痛苦的是夏天被打得满身红印花后去读书。在我们身体没有体现女性特征前的夏天,母亲都不给我们姐妹穿上衣。一家五口人,只有母亲穿上衣。这样洗起衣服来也简单——五条短裤加一件上衣,既省了布钱又省了肥皂。

妹妹们还小,无所谓,只苦了我,全校只有我一个女生不穿上衣去读书。这给老师留下很不好的印象,都认为我是个没开化的野孩子。没花一分钱广告费,我成了学校的名人。一说起那个打赤膊来读书的女孩,谁都知道是我。最糟的是,身体被印花以后,没有上衣遮盖,就那么赤裸裸暴露在全校师生的眼里。被打时,出于自然反应,我都是抱着头弓着身子蹲在地上。这样的姿势就造成了印花的不平均分布,往往是整个背部布满了纵横交错的印花,而前胸则相对较少,不太触目惊心。

人都有爱美之心,在学校遇见老师,我总是尽量将自认为最美的胸部对着老师。老师一走动,我就像向日葵那样,始终将前胸对着老师移动,尽量不让老师看到我丑陋的背后。

曾有一个年轻的女音乐老师,面对我的伤痕落泪,善良的她走访了我的父亲。父亲唾沫横飞,历数我数十条非打不可的罪状。在他的描叙中,九岁的我除了没犯过杀人罪、强奸罪,别的罪基本都犯全了。面对仍喋喋不休劝解的老师,父亲恼羞成怒地说:“我生的孩子我爱怎么打就怎么打,关你屁事!”气得音乐老师拂袖而去。

三年级时,我的胸部开始发育,长出硬币大的小乳房,同学们指指点点令我无地自容。我向母亲提出要穿衣,母亲许诺明年夏天就让我穿衣去上学,我听了绝望得想自杀。一天中午,看见晾衣竹竿上晾着父亲的一件白背心,我灵机一动,等母亲不注意,把它藏进书包,一路狂奔下了河堤。我把背心往身上一套,呵呵,父亲穿的背心套在我身上成了连衣裙。我找根麻绳绑在腰际,自我感觉美不胜收。

放学后我就把背心脱下藏在书包里,脏了也不敢拿出来洗。没几天,白色的背心黄渍渍的,酸臭酸臭。事情还是败露了。母亲路过学校,刚好撞见还没来得及脱下背心的我。她当场给我两巴掌,令我幸福的是,第二天她就买了布,给我做了一件衬衣。我终于结束了打赤膊上学的历史。

父亲素来风流,前村后店都有他的情人。母亲看不开,寻死觅活地吵闹。他们打架,我跟着遭殃。母亲动不动就朝我口不择言地吼:“只看见这里死人那里死人,怎么就是不见你去死啊!”受母亲的指点,我萌生了自杀的念头,到处打听哪种死法不痛苦。自幼极爱看书的我,最后从琼瑶的书中得到启发。她书里的女主人公都喜欢割脉自杀,说这样的死法既不痛苦,死后脸色还会苍白凄美。爱美的我觉得能苍白、秀气的死去是个不错的选择。

说干就干,等父母都不在家,我把妹妹们关在房门外,迫不及待地用刀片一下就割开了手脉。没想到血会像箭一样从血管里射了出来,居然喷到蚊帐顶上!我没觉得疼,只是有些惊讶,嘴里不由自主发出了尖叫声。
我没死成。巧得很,外婆突然来了。听到我惊恐的叫声,她一脚就踹开了门,把我的手捆紧后送进医院缝了七针。后来听外婆说起,事情还真玄乎!她前一天晚上刚躺下,就非常清楚地听见我的声音在窗户根下连喊了三声“外婆”。她以为是我夜里偷跑去到她家了,起来打开大门一看,外面却一片漆黑,什么都没有。外婆觉得不对劲,一夜没睡好,一早就坐车赶到了城里,及时挽救了我一条小命。我抱着外婆哭得肝肠寸断!她才是我最亲的人,一次次救我于水火之中。

难得发怒的外婆把父母骂得狗血淋头。她指着父亲骂:“教育孩子有你这样的教育方法吗?明明是自己的生活不如意,却把怨恨都发泄在孩子身上,还要找出各种罪名来为自己开脱!虎毒尚不食子呢!孩子今天要有个三长两短,我非和你拼了这条老命不可!”

住了几天,见我伤口快愈合了,外婆要回去。我在心里无数次乞求外婆带我走,却怕让她为难而不敢开口。走的那天,我脖子上吊着包扎着绷布的手,依在门口看母亲送外婆走。看着外婆老泪纵横一步一回头地看我,我终于不顾一切,哭喊着追了过去:“外婆,你带我走吧!我要跟你在一起!”经过外婆的力争,加上我以死相挟,我如愿以偿地跟外婆下了乡。走的那天,我脚步如飞,头也没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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