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五类忆旧连载(二十)

父亲亡地探访    作者  张曼青

父亲张维良因托派案于1952年12月22日夜全国统一肃托时在重庆被捕。最高人民法院西南分院的判决书上说：40年代初他曾经是重庆托派最高组织的领导人和托派中央临时组委会组委。被捕后他先被关押在重庆歌乐山松山劳改队，1957年被转往重庆南岸孙家花园监狱，后一直没有音讯。1960年母亲写信去孙家花园监狱打听，狱方告知去西昌劳改科查询。后经查询，收到短短数字的答复：“查张犯维良已于58年3月22日病亡。西昌劳改科。”

父亲为什么由重庆转押西昌不到半年就因病去世，我们心中一直是个疑团。但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个接一个政治运动，我们不敢，也不可能，去查清真实原因和具体情况。改革开放后，托派问题也一直是个禁区。这样一拖就是近五十年。最近学术界对陈独秀有了一个较为公正和实事求是的评价，中共中央对陈独秀的学术研究也有所松动，我们才有可能去弄清这个问题。

2006年10月9日，我与哥哥张曼平由重庆启程，经成都到西昌，去了解父亲真正的死因和安葬地。次日早晨六点多，火车到达西昌。刘志超叔叔在所住小区大门口等我们。1958年刘叔叔离渝时我见过他一面，虽几十年没见，却有一见如故的感觉，十分亲切。刘叔叔四十年代与我父亲在一起工作，后同因托派案于1952年12月被捕，判刑5年，在重庆服刑，1957年刑满后在西昌劳改科所属的一个监狱工厂就业。

第二天由刘叔叔的女婿(其父母是当时西昌劳改局的领导，他本人从小在劳改局家属区长大)带我们到了现在凉山彝族自治州监狱管理局（过去的西昌劳改科），找到他过去的邻居，现任监狱管理局办公室主任的李晓曦女士。李女士已经50多岁了，她告诉我们，那里只有当时监狱劳改人员的简略档案（包含姓名、出生年月、籍贯、从何地转来、转来时间、关押地点和备注等栏目），类似花名册，可以试试看能否找到张维良的资料。

在档案室，李女士很快找出那个名册，按姓氏排序。从张姓关押人员中找到了父亲张维良的名字，栏目所记内容与上述西昌劳改科回信所写内容大致相同，即1958年3月22日病死。档案也提供一些新的消息：比如，他是1957年9月25日转押西昌的，关押地为会理县通安铜矿劳改队。

通安铜矿离会理县城100多里，距西昌更有300多里，交通十分不便，与云南接壤。当地确曾有一个铜矿，至今通安还有个叫铜厂的辖区。1958年时，那里人迹罕至，十分荒凉。在那荒山僻野中，即使无人看守，任何犯人都难逃出。档案上记载，父亲就是在通安铜矿劳改队病逝的。

就名册看来，凡关押在西昌各监狱的人员，不论是政治犯（反革命犯）还是刑事犯，通通按姓氏列在一起。可以想见，政治犯和刑事犯关押在一起，无任何区别，一律监督劳改。父亲当时年已43岁，身体不十分好，在那种恶劣气候和劳动强度下，难免得病，得了病也得不到任何治疗，命丧西昌是必然的。

李女士说，文革结束后，常有犯人家属来查找其亲属的下落。“你们为啥不早些来？”如果再晚一二年来，她退了休，这些档案由谁保管就不好说了。她也不是专管这些档案的，只是出于责任心代为保管。我们十分感激她，也庆幸我们来得为时未晚。我们何尝不想早点来查找父亲的档案啊！

我们问李女士现在通安是否能找到父亲的遗物或安葬地，她说通安铜矿劳改队早已撤消，工作人员都分配到其他地方。当时对犯人死后的安葬只是挖一个坑，将尸体放进去用土埋了就行，不做任何标记，所以我们即使去通安也不可能找到任何踪迹。我想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父亲也只能得到如此的“安葬”了。

看来我们的寻访也只能到此结束了。此后两天，与刘志超叔叔交谈，他介绍了不少父亲早年的情况，使我们得以了解父亲生前不为我们儿女所知的一些事情。这次西昌之行总算没有白来。

补白：父母大约1961年结婚。母亲对自己的婚姻十分不情愿，因为父亲家是富农。母亲当年17岁，家庭成分是上中农，当然可以笑傲父亲家了。但是这桩婚事我外婆做主，母亲一点办法没有。母亲表达反抗的方式就是好几年不跟外婆讲话，甚至有了我姐姐后，也还不搭理外婆。     蛾子

补白：父亲说，有一次上语文课，老师命题作文，题目是《我的理想》。同学们的理想五花八门，科学家、军人、警察、工人……，应有尽有，就是没有农民。作为富农子弟的父亲，不敢写出自己的真实理想。一旦写出，会被批为痴心妄想，或图谋不轨。村里有个与父亲同龄的黑五类子弟，叫某某龙，被批为妄想登基坐殿，被责令改名为某某改。父亲违心地写下作文，说他的理想是做一名合格的农民。老师予以表扬，说他不浮躁，不好高鹜。

 

父亲替我写作文    作者  胡言

我最不怕写作文。然而，有一类作文却让我非常害怕，甚至感到恐惧，就是“我的家史”。其实这类题目非常普通，不存在写作难度。但在文革荒诞的岁月，这类作文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它的写作套路大致如下：我出身于一个贫苦农民或工人家庭，解放前全家人受地主或资本家的残酷压迫和剥削，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1949年，春雷一声震天响，来了救星共产党，我家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可是这种写作模式对于我这样一个出身于剥削阶级的学生来说，显然是不适宜的。那一次寒假作业，老师就布置了命题作文“我的家史”。假期结束后，我去学校报到，班主任老师将我拒之门外，原因是那篇作文我没有完成。当我沮丧地回到家里时，父亲已经从我同学口中得知因没完成作文我未能履行报到。父亲以为我懒惰，要我补写，我没有从命。愤怒的父亲顺手操起一根铁棍向我打来，我只得说我不会写。父亲问我什么题目，我难以启齿，因为这该死的题目将会使我和父亲都陷入一种非常尴尬和耻辱的境地。

不知情的父亲仍以为我懒惰，继续操起铁棍向我打来。暴力之下，我终于吞吞吐吐地说出了题目。父亲听后倒是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并责骂我为什么不早点告诉他。父亲铺开纸笔，替我捉刀写了起来。写完后叫我自己誊好，第二天交给老师。

看了父亲写的作文，我心里很不满意，因为文章中只是对家庭成员的工作和学习情况作了流水帐式的介绍，1949年前的家庭状况则只字不提。这显然不符合此类命题作文“政治正确”的要求，可父亲也只能这样写了。我违心地答应了父亲，将文章誊好收进了书包。

第二天去学校的路上，我将父亲替我写好的不符合政治要求的作文撕成了碎片。到校后，我仍被班主任拒之门外。当时正值早春二月，我站在教室外面感到异常寒冷、孤独。听到从教室里传来同学们朗朗的读书声，我忍不住偷偷哭了起来。

一位中年女老师目睹此景，从我的班主任那里了解情况后，走过来像母亲一样地把我搂在怀里，轻轻地对我说：“**同学，你就写雷锋叔叔的家史吧！”她还嘱咐我不要耽误了上课，并帮我办了交费和领新课本的手续。办了这些手续，就意谓着报名成功，我终于如释重负地走进了教室。至于那篇该死的作文，我最终还是没写。

当时那位班主任的做法，实际是那种阴暗年代的阴暗心理在作怪。他是在故意作弄学生，故意伤害一个儿童的心灵。那位女老师在那样的年代做出那样的举止，是需要有一定的勇气和正义感的。这种勇气和正义感，正是人性光辉的闪烁。在那人人自危的年代，这种人性的光辉弥足珍贵，令人感动。直到今天，每当回想起那位女老师把我搂在怀里的情景，我的心里仍然感到一阵暖意。

 

父亲章乃器    作者  章立凡

我母亲当时跟我父亲（章乃器）已经分居了。父亲是民建副主委，也是工商联的副主委。这两个组织来找我母亲谈话，要她揭发他。我那时在幼儿园，有一天我母亲来接我，要我去参加一个会，并教我一些话，到会上去说。会上，前面有很多人讲话，都是父亲的老同事、老朋友，在揭发他。我父亲本人没有到场。轮到我讲话，讲的大意是：右派分子章乃器虽然是我父亲，但是我还是要反对他，跟他划清界限。全场热烈鼓掌，还有人跟我热烈握手。

上小学的时候，想进少先队，我好像比别人慢一二年才进去。那时大家都希望肩上有个一道杠、两道杠、三道杠，当个小队长、中队长、大队长，我进了少先队一直就是队员。

我像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对毛泽东的话是绝对接受和服从的。毛主席要反右，那肯定是我父亲有错。既然他错了，那么大家就都可以来批判他。那时社会有一种非常主流的思想，就是要听党的话。这种东西，不管是宣传教育，还是潜移默化，对于一个儿童来讲，他是认同的。

学校开家长会，班主任老师跟我妈谈家里的情况。我妈这个人没什么自我保护意识，她就说了我父亲是谁。从此以后，老师就对我比较注意。我那时喜欢记点日记，爱好古典文学，也作一点诗词。后来这些东西都被翻出来了，交给老师，然后组织批判会。我不服，跟老师顶撞。后来这个老师跟我透露说：“也不是我要整你，是校领导要整你。为什么要整你呢？就是把你作为一个样板——这是右派的儿子，他的思想状况是这样的。”

在此之前还有一件事。有一天，那个老师说：“你不是爱看书嘛，你把你看过的书开个书单给我。我们现在搞教学，很想研究一下学生都看过什么书。”我呢老老实实开了一个很长的单子。过后不久就发生批判我的事。后来我很厌学，成绩下降，还留级了。我那时已经知道我没前途了，学跟不学一个样。我父亲还是希望我能上大学。我那时比他先知先觉，我知道我没戏。我跟这套讲阶级路线的教育体制格格不入。

父亲那时已经开始跟我讲一些事情，对时局有很多批评，有时候说得还比较厉害。我提醒他说：“您别这么说。咱们这儿是不是安全啊？”那时读了斯特朗写的《斯大林时代》，我就老认为我们家隔墙有耳，或者墙上就有耳。但是我父亲却说：“我不怕。我的话到大街上也可以说。谁愿意听谁就听。”

七千人大会前后，统战政策有点松动，知识分子政策也有点松动。父亲对1957年给他扣上右派帽子不服，好像在政协提了两个提案，说他的事情完全是捏造的，是不实的，要求重新审查。1963年吧，那天我上学，班上有报纸，上头有一条消息，说全国政协常委会开会通过决议，撤销右派分子章乃器的政协委员职务。那时候小学同学还不太懂事，但是他们那看我的眼神就不太对了。我赶紧回家。后来父亲特别跟我讲一句：“我不会有事的。”我明白他这话的意思是“我不会自杀的”。

记得文革抄家那天是8月23还是24号。一路上就觉得清华园的气氛特别不对，已经开始有打人的了。清华二校门已被推倒，所有的校领导，什么何东昌啊，钱伟长、黄万里这些人，都被赶到那儿搬砖头。我觉得我们家要出事，就给我父亲打了个电话。父亲说有人来贴大字报，你留在学校，不要回来。回到宿舍一看，我的蚊帐什么的都被撕了，铺盖也被捣毁了。一张大字报墨迹未干，什么“资产阶级狗崽子滚蛋，快滚蛋！”完了，马上就来临了。我当时在学校讲了很多对文革的看法，同学就揭发我，然后对我实行专政，把我打成反革命，判了13年。我一共坐了9年半，1978年底放出来。

我心里曾经埋怨过父亲，都怪你们俩当初结合，才有了我，但是我无处诉这个怨。出身不能选择，谁让你投胎到这儿呢。一旦你的父亲被定为右派，那你就也是贱民。这个就是一种姓制度。地富反坏，它就是种姓。但是我更清楚，是这个制度使我这个无辜的右派儿子一次又一次地受到伤害。

杭州王其伟先生来信：

非常惊喜《黑五类忆旧》期刊出版。我是黑五类子女，因为父兄都曾是右派分子，父亲还戴过历史反革命帽子。我们都经历过受尽屈辱的岁月，直到现在还有挥之不去的影响，看来这一辈子都摆脱不了这个烙印了。一言难尽啊！你们做了一件大好事，黑五类子女要感谢你们，那些幸存的黑五类分子和多数已经上了天国的黑五类亡灵都要感谢你们！
 

父亲是这样死的    作者  周祖德

1955年8月22日是我一生中难以忘怀的一天。那天早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工兵教授会派人告诉母亲，父亲凌晨自杀身亡。教授会协理员见到我们孤儿寡母，毫不客气地说：“周价在肃反运动中，在‘没有说清楚’的情况下，于今日凌晨突然自杀，属于现行反革命。”

回到家，年仅15周岁的我六神无主，去找同住一个大院的南京九中团委副书记周合群谈心。他比我大三周岁。他说：“你刚刚于6月22日通过南京一中团支部审查，现在正值团委的考察期。此事一定要向组织如实汇报，并要表明与父亲划清界限。”

8月23日，我陪同母亲前往鼓楼万国殡仪馆，和父亲见了最后一面。8月24日，父亲殡出，葬南京卡子门外养回红村公墓。过了两天，我专程到南京一中，找到团委委员、原初三班主任张鸿恺老师，在学校中心花园，向他如实汇报了父亲死亡的事，以及我与父亲划清界限的态度。

从此以后，我背上了现行反革命家属这个十分沉重的家庭出身包袱。1956年1月20日，南京一中团委批准我入团。后来转学到杭州一中，要求转团员关系时，南京一中团委却拒绝给我转。1958年在杭州一中读高三时，被迫辍学，下乡参加农业生产。1959年在海宁许村公社教书时，受到全乡批判，被插上白旗。1965年在杭州市民办求是初中当教师时，再次申请入团。尽管工作出色，仍然遭到杭州市上城区团委否决。

1966年6月在文化大革命中，我险些被定为现行反革命集团成员。1969年杭州城里出现现反标语，当局率先查我当天晚上在哪里。1979年在校办农场劳动改造时，全家分居两地的三口人只有40元工资，身上无一件衣裤没有补丁。直到1989年，我才还清我们所借的外债。

1987年4月，借助我在杭州市教科所的一个课题经费（100元），终于在离开南京31年之后重新回到南京，到养回红村小山坡上找到父亲坟地。那里早已没有墓地，坟墓的位置成了人们扫祭的道路。随后我去拜访父亲的老同学、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工兵教授会同事、南京军区退休干部郭志烈伯伯，抗日战争时期工兵监同事、解放后南京华东军政大学同事、南京市当时的政协委员（黄埔同学会会员）、南京市动力专科学校退休教师黄凤丹叔叔，才知道父亲去世前的一些事情。

当时，我父亲事实上已经把问题“说清楚”了，教授会领导也准备要父亲于8月24日去上课，值班的党员已知道我父亲无事了，就放松了警惕。在看管交接班时，后一名接班的党员看管尚未到来，前一个已提前离开隔离审查室。此时我父亲对上述事情毫不知情，以为问题永远说不清了，于是乘此空当，悄悄走出隔离审查室，走向军事学院东门的水池。水深只有80厘米，他面朝着水，直扑下去，硬是把自己闷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