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周小川在国际货币基金华盛顿年会上用中、西医作比喻，解释人民币汇率在解决经济不平衡的中所能发挥的作用。周小川的主要观点是，应对经济结构不平衡，人民币只能是一个综合解决方案中的一部份；不能指望用调整人民币的办法来解决所有的问题。同时，无论是经济结构调整还是汇率调整都应该采用渐进的方法。他将这中方方法喻为“中医疗法”，而将单独指望人民币快速升值解决问题的方法喻为“西医疗法”。
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需要综合施治的观点是正确的。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政策制定者愚蠢到这样的地步，认为单单靠调整汇率便能解决经济失衡的问题。其实当前讨论的焦点是汇率调整在解决经济失衡中是否必要。从这个意义上讲，周小川的此番话并没切中要害。作为中国中央银行的行长，不得不在国际上说一些符合中国最高领导人意愿的话，这是可以理解的。而在重复中国最高层的意思时，周小川希望将套话说出些创造性的味道来，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他的“中、西医比较说”不仅没有创造性，而且是极为俗套。
我在此想讨论的并不是经济结构和汇率问题，而是周小川运用“中、西医疗法” 的比喻时所反映出的中国高级官员的知识盲点和国人对所谓“国粹”的盲目信奉之风。根据周小川的中西医比较说，相对于西医而言，中医有两个优势：一是综合施治；而西医则是只对单一症状。二是中医是渐进的，可以在反馈基础上动态调整和试错；而西医则是激进和缺乏试错功能的。我不是医学专家，也无意在此对中医进行评价。但是根据我在海外二十多年的亲身经历，我认为周小川对西医特征的描述是浅薄的。而浅薄的背后是偏见。
西医虽然常常强调在一个时期以治疗对生命威胁最大的病症为主，但并非忽视其他症状的控制和治疗。从我自己、我的家人、我的朋友的治病经历看，我很少见到西医在治疗慢性和严重的疾病时只使用一种药物的。西方的许多药片或胶瓤中本身就含有能发挥不同治疗功能的药物；而治疗爱滋病的鸡尾疗法更是典型的综合用药。至于西医不像中医有试错的过程的说法更是荒诞不经。西医的治疗方法大多经过长期的包括动物和人体试验在内的各种严格试验，并且有慎密的统计数据对这些试验进行分析。
其实，周小川利用中、西医比较说明经济政策使所表现出来的偏见和无知只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十分常见的现象的缩影而已。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以来，或是无法面对中国数百年在科学、文化、制度上落后于人的历史和现实，或是不愿意以虚心和勤奋的态度努力赶上去，或是出于种种抗拒变革的难以启齿的目的，不少人时不时地擎出祖先曾经拥有的辉煌来为自己今日的无能遮羞和无理辩护。更多的时候甚至以井底之蛙的无知进行“井底”和“井外”的所谓比较而得出令人喷饭的“井底优越论”。中、西医比较便是诸多的类似比较中的一种。
客观的讲，在中国政府的部长级官员中，周小川先生是一位思想开放的知识性人物，他对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货币政策也有不少真知灼见。连这么一位知识型官员也难以免俗，足以见得当今之中国已经俗得够可以的了！中国人在科学发现和创造上落后与西方已经有数百年之久是一个事实，但是在人类历史上，不同的民族“各领风骚数百年”甚或“数十年”本来已经是常态。落后了的民族只要态度虚心、制度对头，抓住历史机遇，不仅能够从其他民族的发明创造中获益，甚至迎头赶上去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只是这种“井底之蛙”的无知和偏见一天不除，中国的文明进步便一日无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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