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期间之报导
研究当代中国有两大难题：一是难在揭示事实真相；二是难在给出合理解释。以1958年到1961年的“大跃进”、“大饥荒”为例，现在回过头来看，其间种种，无不令人觉得荒谬绝伦。但问题是，当时的人，包括中共各级干部，也包括作为过来人的民众，是什么驱使他们如此行动？正因为当年发生的事匪夷所思，尤其是有关大饥荒的许多资料被当局蓄意销毁，所剩数据残缺不全，这就更需要有人对这些有限的数据给出合理解释。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解释的重要性无论怎样估计都不过分。
一、“大跃进”的政治氛围：吹牛浮夸蔚然成风
1、 为什么说真话是错，讲假话成为时尚？
“大跃进”中的吹牛浮夸有当年的《人民日报》报道为证︰土高炉日产千吨钢铁，一亩地 打出万斤粮食，……牛皮一个比一个吹得大。其实，当时连很多小孩子也知道有些“卫星”是假的；奇怪的是，多数成年人并不认为那是错的。“文革”中揭发出的 “三反言论”中，有不少是对“三面红旗”、“三年困难时期”（官方对大饥荒的称呼）的批评，比如有人讲“困难时期”他见到过饿死人。许多过来人都知道这些 是真话，但仍然把这些话视为“三反言论”，认为说话的人“思想反动”，至少是“思想落后”。那个时代让人回想起来就是如此不可思议︰明知某句话是谎言，但 不认为它错；明知某句话说的是事实，但却不认为它对。“下面”对“上面 ”说假话，“上面”也对“下面”说假话，但上下两方都不觉得自己被欺骗，彼此都明白对方在说假话，但都没有负罪感，而是心安理得，甚至理直气壮。要是有人说了真话，也明知人家说的是真话，说假话的人不但不惭愧，反而去责怪说真话的人，似乎说真话是错的，而讲假话反倒是对的。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三年前，美国出了本哲学小册子On Bullshit，畅销一时。bullshit一词，可译成废话、扯淡、吹牛、夸夸其谈等等。这里姑且译成吹牛。这本书很有趣的一点是对撒谎与吹牛的区分。作者哈里•G•法兰克福（Harry G. Frankfurt）指出，撒谎和吹牛都是不真实的言语，但两者性质其实不同。撒谎的目的是让对方误以为他说的是真实的，这表明撒谎者对真实的态度是严肃认真的，他很在意真与假的区别；吹牛则不然，吹牛者根本不在乎真假。谎言的问题是不真，是蓄意欺骗；吹牛的问题是不能当真，是当不得真。一般人在道德上都对撒谎很反感，但对吹牛则比较宽容。然而，就影响效力而言，吹牛造成的后果比撒谎更严重，因为吹牛是使真实失去意义，因此是真实的更大的敌人。
“大跃进”时期的浮夸风和毛泽东提出的“两本帐”大有关联。在1958年1月写的《工作方法六十条》里，毛要求各级领导对经济指标采取“两本帐”的做法：“中央两本帐，一本是必成的计划，这一本公布；第二本是期望完成的计划，这一本不公布。地方也有两本帐。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这在地方必须完成的；第二本在地方是期望完成的。评比以中央的第二本帐为基础。”按照“两本帐”制度，上一级的“期望完成帐”是下一级的“必须完成帐”，这样一级一级下来，层层加码，等到了基层，基层的计划指标势必大大高于中央的第一本帐即中央的实际要求。这等于是鼓励、乃至规定下面的人制造高指标，而这种高指标可以是虚的，完不成也不要紧。
那么，毛提出“两本帐”的用意是什么呢？说来也很简单。为了“大跃进”，毛想出了几个办法，其中之一是提高公有化程度。按照毛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既然公有制比私有制能创造更多的生产力，那么公有化程度越高，就越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所以他积极鼓吹“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另一个办法就是让人们加班加点多干活，高投入自然会有高产出。怎样才能让人们多干活呢？那就是给人们定出高指标逼他们超时劳动。1958年3月的中共“成都会议”期间，毛有时在附近农村转悠，发现这里茶铺多，赶场多，人们的日子过得很闲散。毛对此很不满意，觉得有必要找条鞭子赶一赶。乍一看去，毛的高指标想法似乎并不违背常情。人们习惯于把订规划当作表达意愿、期望，用以激励和鞭策自己的方法，所以指标要定得高一些。如果说，“法乎其上，得乎其中；法乎其中，得乎其下”，那么要“得乎其上”岂不是就该“法乎上上”吗？但问题是，高指标也还要有个限度。如果指标定得太高了，明显达不到，指标就失去意义了。可以想见，在“大跃进”的初期，还有人在定指标时多少考虑到可能性，不肯把指标定得太高，但必定会有人投上级所好，完全不顾可能性，把指标定得非常高，而上级则一定对后一种人大加表彰。上级并非不知道下面定出的高指标超出实际，但他们并不在意；他们在意的是下级的态度和决心，下级越是把指标定得高，越能显示他对“大跃进”的态度积极、决心大，这样的下级便受到上级的表彰。这样就把中共口头标榜的那点实事求是之意排除得干干净净，由此便引出一轮又一轮的吹牛皮竞赛。
尽管在吹牛皮竞赛中，人们仍然是在讲指针、讲数字，但语言的性质却发生了改变。人们本来还在乎指标有无实现的可能性，也就是还在乎（数字的）真假，一旦定 指标变成了吹牛皮竞赛，真假就变得不重要了。这与一般的撒谎不同。提出高指标的人知道自己说的话不是真实的，但他不认为自己在撒谎，因为他的目的不在于实 事求是地提出生产指标，而是借此表达自己对“大跃进”的积极态度和无比决心。听话者理解说话者的意图，所以他也不认为对方在撒谎欺骗。他只是深感对方忠心 可嘉，所以要对说话者予以表彰。这是一种双方心领神会的默契。如此便造成了上文提到的那种奇怪的局面︰上上下下都在豪情满怀、理直气壮地说假话，但双方都 不认为彼此在互相欺骗。这时谁要是说真话把指标定得低，反而会受到一致的谴责，说他“右倾保守”****这再次证明他们并不计较话的真假，而只是计较说话 者的政治态度。这就是“大跃进”期间的政治氛围。
2、说谎者陷入谎言的牢笼无法自拔
到了1958年的收割季节，各地争相“放卫星”，吹牛皮更上层楼。如果说，定高指标还只是空口说大话，那么“放卫星”就是明显的集体造假了。东夫在《麦苗青菜花黄－－大饥荒川西纪事》一书里写道：1958年7月，毛泽东视察过的“红光社”首先放出一颗早稻亩产3,725斤的“卫星”，登上了《四川日报》。邻近的“和平社”不服气，干部连夜开会，决定第二天就放一个更高的“卫星”把“红光”压下去。“和平社”的干部说，“红光”的3千多斤，不说都晓得是假的，他们都假得来，我们未必假不来。接下来便是一场你追我赶、龙争虎斗，一直到放出亩产万斤的“特大卫星”。[1]所谓的亩产万斤，其实不过是把附近稻田的谷子割下来都堆到一块田里凑数而已。
当时就没有干部敢站出来讲真话么？当然有，而且还不少，但是上面一手遮天，硬把说真话的声音压下去。例如四川的李井泉（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第一书记）就不断打击说真话的声音。那么，李井泉本人真的相信有万斤田吗？正如东夫所言，“也许任何一个当时有可能对他提出这个问题的人，都很难得到正面的回答。”因为，对李井泉来说，“万斤田是个政治问题，而不是实际问题；不是真假有无的问题，而是该不该宣传的问题。对那些信誓旦旦吹牛撒谎的人，他看重的是他们的积极性，根本没有想过要追究是否真有其事。”[2]在一次会议上，李井泉对一位质疑万斤田的温江地委干部大发雷霆说：“谁不相信水稻一万斤，谁就不是共产党！”“亩产一万斤，是共产党的领导嘛！你不相信，你的党性哪里去了？你居心不良！”旁边另一位温江地委干部吓坏了，赶忙问李井泉，我们地委需不需要作检讨。“李没好气的说‘不要’。在稍微平静了一下以后，他竟又冒出这样的话：‘没有一万，也有五、六千嘛，这是群众的积极性嘛……’”[3]这真是一语泄露天机。原来李井泉也不相信万斤田。其实，毛泽东本人倒是讲得更明白些。他说： “放卫星好，放了许多假卫星，还要放的。大放假卫星，有极大好处，无假哪里来真？有假卫星，才有真卫星。”毛这话在道理上根本不通，但他主张“放卫星”不 必问真假的意思却跃然纸上。这一点当时很多农民都看穿了。他们说：“国民党时候瞒上不瞒下，现在是瞒下不瞒上，搞假卫星上面是通了的……”[4]李井泉们的逻辑无非是：放卫星表现了群众的积极性，就算数字有夸大也没什么关系，总是增产了嘛；你非要去查个一清二楚，不是别有用心是什么？
一亩地打多少斤粮食，这本来是纯粹的事实问题。然而执政者却把它变成对“大跃进”、对共产党领导是否信任的政治立场问题。产量报得越高，越证明你拥护“大跃进”、拥护共产党；哪怕数字虚假，起码政治态度是没有问题的。产量报低了，那就是否定“大跃进”、否定党的领导，政治立场便大有问题了。人们并不在乎事实是否真实，而只在乎忠不忠。在这种政治文化中浸染久了，也就习惯了用这种方式去思考、去判断，所以才会出现说假话反而是对的、是革命的，说真话反而是错的、是反动的荒唐局面。
更糟糕的是，浮夸蔚然成风后，连说假话者自己都开始相信自己的假话了。当时毛泽东曾在中 央的会议上煞有介事地提出：全国粮食这么多，吃都吃不完，怎么办好呢。许多地方领导也大力鼓励人们敞开肚皮吃饭，似乎真有无穷无尽的粮食在那里等着受用。然而，持之以恒地说假话，最后终究会把说假话者自己也给折腾糊涂。真是假的标准，假却不是真的标准。从浮夸的数字中是得不出真实判断的，谁也不知道别人的 浮夸造假程度到底是多大，当然就无法了解事实上“大跃进”前两年的真实收获数字。据凌志军介绍，食品短缺是从1958年12月开始的，政治局起初并没意识 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们虽然对丰收的数字怀有疑虑，但以为只要把这些数字降低10%，就足以反映实情了；等到后来他们知道实情后大吃一惊，原来粮食的实际产量远远不是上报公布的数字，也不是低10%，而是少90%！[5]
3、执政者的政治天平：“形象”比真实重要
民以食为天，人命关天。按理说，在没饭吃和饿死人的问题上，当局最没有理由封锁消息说假话。确实，人面对事实的态度具有某种倾向性，符合自己利益的就宣扬夸张，不符合自己利益的就掩饰否认。但唯有在一党专制之下，在一党垄断权力、 垄断信息的情况下，这种倾向才会被推向极端，造成特别严重的恶果。按照毛泽东的思维逻辑，真话假话不重要，重要的是肯定“大跃进”还是否定“大跃进”，而 这种肯定与否定又关系到毛泽东个人的政治形象与威望，因而特别敏感。不久前读到杨继绳先生“就《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答客问”。其中有两个问题很值得思考。一个问题是：“你这本书揭露了中国一段黑暗历史，展现了一段痛心的悲剧，你这样做是否影响国家形象，是不是有违你的初衷？”另一个问题是：“你是一位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有人说，你这本书有损中国共产党的形象，是给中国共产党抹黑，你怎样回应这个指摘？”[6]这两个问题很有“中国特色”。 至今不少人在评价别人的文章或著作时，首先关心的仍然不是别人讲的是否符合事实，而是讲出这些事实是否影响国家和共产党的形象。其暗含的前提是：只要你是为党国歌功颂德，哪怕是撒谎吹牛也值得嘉许，起码是可以原谅的；反过来，如果你是揭露缺点错误，哪怕你说的是100%的事实，你还是难脱损害“中国形 象”、给“党与中华民族”抹黑的可怕嫌疑。在这里，“形象”二字尤其值得玩味。所谓“形象”，不是事物本身而只是事物的外观。上面那两问表明一点：按照中共的认知，在党和国家的政治天平上，形象比事实远为重要；作为中共党员，有责任替党国的罪错涂脂抹粉，违者便有“反共反华”之嫌疑。问题是，靠假话谎言来维持的“形象”能持久吗，“党和国家”舍此别无改善形象的途径了？这是个在中国到今天也未得到解答的大问题。
【注释】
[1]东夫，《麦苗青菜花黄——大饥荒川西纪事》，田园书屋（香港），2008年5月出版，第94页。
[2]出 处同上，第130页。
[3]出处同注1，第133页。
[4]出处同注1，第110页。
[5]凌志军，《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出版社（北京），1996年1月，第79－80页。
[6]杨继绳，“就《墓碑—中国60年代大饥荒纪实》答客 问”，多维新闻网，2008年10月27日。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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