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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弹词主要流派(九)

 2010-08-07 20:48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0

苏州评弹那样有影响的流派唱腔之众多,在各种地方曲艺与戏曲中并不多见。不断创新的评弹艺术,创造了丰富多彩的评弹音乐资源,使自己拥有常青的魅力。评弹各具风格的流派唱腔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都是典型的江南水乡音乐,优美、儒雅、婉转、沉静,像江南曲水清流顺畅又轻游慢转,清澈纯净又韵味悠长。韵味醇厚的“蒋调”,就像江南的水令人亲切、亲和,有抒情和人情味。

蒋调,是蒋月泉(1917—2001出生于上海)所创。蒋月泉出生于上海一个戏院职工家庭。。1931年(14岁)母亲病故,大妹蒋玉芳外出学南词(苏滩),独自跑码头,后成为苏昆剧团创始人之一。(17岁)拜钟笑侬为师学说《珍珠塔》。因感到此书不合自己的性格,三月后又投张云亭学说《玉蜻蜓》,又称《节义缘》。翌年登台演出,并在电台为观众演唱开篇,一举成名。当时的代表作为《男哭沉香》、《女哭沉香》、《离恨天》等。又拜隔房师兄周玉泉为师学唱《文武香球》,在“周调”和“俞调”的基础上他创造发展了旋律优美、韵味醇厚的“蒋调”,成为评弹曲调中传唱最广,影响最大的弹词流派唱腔。蒋派魅力无穷,他说书官正,章法正谨,说表细致清脱,语言凝练、幽默含蓄,表演潇洒传神,弹唱悦耳动听、声情并茂,后期更进入了炉火纯青的境界,成为书坛上负盛名的弹词名家。

一九四八年轰动上海书坛的“七煞挡”,有:张鉴庭、张鉴国、王柏荫、潘伯英、周云瑞、陈希安、唐耿良、韩士良、张鸿声,形成一个整体进入书场竞争,上海的书坛小报发表消息“七煞挡”苏州说书。这种自发组织在“解放前后”的政治投机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导致中共轻易操纵的“上海评弹团”成立。这些组织形式变动不仅影响到评弹今日的发展,也影响到我们欣赏评弹的视角。蒋月泉在其中起到关键的作用,他不仅给我们留下“蒋调”,也给江南评弹这株奇葩带来了血迹斑斑。蒋月泉1951年加入上海市人民评弹工作团(今上海评弹团),曾任副团长。

四十年代,促进了评弹的发展,也捧红了蒋月泉、唐耿良、陈希安等艺人,而他们在“解放”后又将这种艺术优势通过政治手段固定下来,为评弹注入了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也为中共给人民大众洗脑编唱了许多的红色书目,保持了以前走江湖时,向权贵屈膝献媚的奴性。象徐云志、周月泉、杨仁麟甚至严雪亭等政治嗅觉不够灵敏的前辈,拉开了与蒋月泉、陈希安等人之间的政治距离。

“文革”前期,毛泽东的老婆,所谓“旗手”江青到上海锦江饭店看演出。上海评弹团为了拍毛泽东的马屁,特意演唱了《蝶恋花•答李淑一》。不料这个节目刺痛了这个“旗手”的神经,她顿时怒气冲冲,拂袖而去。“文革”初,江青就叫嚷:“评弹是靡靡之音,听了要死人的。”江青的爪牙及党徒就纷纷出动,对评弹进行了“围剿”。江浙两地绝大部分评弹团、队被强令解散。广大的评弹演员在肉体和精神上遭到迫害,不少演员的工资停发,靠补贴度日,生活艰难。有的被迫下放劳动,有的改行转业,演出队伍大为缩小。数以百计的书场放关闭,演出场所大为减少。

一九六六年一月,中共党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社这篇社论中,鼓吹“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要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文艺权威“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在社会上则兴起了红卫兵、造反派的造反热潮,他们着了魔似得写大字报,搞大串连,并大搞批斗、抄家。在这样全国性的“横扫”狂潮下,几乎所有评弹老演员都被诬为“反动艺术权威”而深受人格和肉体上的迫害。

“解放”前,蒋月泉等评弹艺人尽管是饮誉书坛多年的大响档。在共产党操纵的“造反派”眼里,蒋月泉等人则不过是昔日书台上卖艺的戏子。所以在“文革”中,蒋月泉、严雪亭、杨振雄、张鸿声、姚荫梅、张鉴庭、唐耿良等被列为上海评弹团的“十大牛鬼蛇神”,是评弹界的“文艺大黑窝”。蒋月泉等十余人首批“靠边站”并被审查和抄家。另外,“造反派”还把评弹团里的一些名家和响档也一起关进了琴房和浴室致装的“牛棚”里。为了名副其实,称之为“鬼穴”,还在门上画了怕人的骷髅。蒋月泉等“十大牛鬼蛇神”,各封了鬼号。任何“造反派”的小将都可以随时随地把“牛鬼蛇神”拉出来开批斗会。在批斗时,每人戴上一两尺高的纸帽,胸前挂上纸牌,牌上写着每人的罪名,分别有特务、汉奸、右派、反革命、坏分子等。“造反派”们对他们进行无情的批斗,甚至还伴以拳脚殴打。

共产党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有一个特点和规律:旧帐新算。这次运动算上次运动的旧帐,到了“文革”最后算总账。这样一些老演员就倒了血霉了,过去谁都有些所谓的“历史问题”。连老演员过去在国民政府部门,演出时的“注册登记”都让人揭发出来成为“罪证”,结果被“造反派”们斗得死去活来。只要“造反派”认为对方是反革命、黑五类分子、漏网右派,就可以不择手段对待。检举揭发“隐藏阶级敌人”受到鼓励,告密也成了政治觉悟高的表现。那时候一切行为只要打着革命的旗号就可以理直气壮进行。因为毛共提倡:“造反有理,革命行动至高无上”。

在“文革”的昏暗岁月中,蒋月泉由一个政治嗅觉机灵敏的弹词名家一下子变得缄默木讷起来。与他同牛棚的人有为了讨好“造反派”而诬陷他人的,或顺循“工宣队”的诱供,捏造假材料的,而他则是默默无语,也无可奈何。蒋月泉是最后一位被“解放”的弹词名家。为了避嫌疑,“解放”后的老演员成了惊弓之鸟,彼此见面仍是道路以目,不敢交谈一言。蒋月泉在调养身体过程中,对自己参加“评弹团”后的经历,审视一番感觉得自己全身心地献媚、讨好共产党,曾被“党”称之为“人民评弹艺术家”。而最终沦为戴了手铐的“牛鬼蛇神”之间反差太大,而显得对“党”既陌生又迷茫。陷入对“党”既恐惧又僵化之中。在“文革”中受尽迫害的蒋月泉,其身体和嗓子受到了很大的损伤,已难以再登台演唱长篇了。所以,蒋月泉曾一度离开了自己热爱的书台,到苏州评弹学校为青年演员进行辅导和授课,基本上不演出。

实事求事地讲,从前听蒋月泉说书,也和他的弹唱一样,如饮醇酒酽茶。即使是书前的垫话和书中的穿插,所谓“有味之言,可以饮人”,自有其醉人的艺术魅力。

《玉蜻蜓•问卜》是长篇弹词《玉蜻蜓》中的一个插曲,和主体故事关系并不密切,甚至于可以说是可有可无的细节,但是可以以小见大,体会领教蒋月泉的说书风格。

蒋月泉多次演出的长篇弹词《玉蜻蜓》中挖出来的短篇折子书中,《问卜》、《归亡》、《骗上辕门》、《文宣荣归》等都是属于他的噱书之列,每回书都突出了一个“噱”字。例如《玉蜻蜓•问卜》确实“是回极好的噱书”。富家子弟金贵申外出长期不归,其妻金大娘娘忧心如焚,派人请了当地一个算命先生胡瞎子来金府卜问凶吉。书就从胡瞎子进入金家说起。

金家男佣周青手执明杖(瞎子手中竹竿的雅称)一端,胡瞎子拿着另一端,一路引领胡瞎子走进金府;周青看见金大娘娘跟前的丫头荷花前来接应,就把明杖交给荷花,不声不响走了出去。瞎子不知道,以为还是周青;等到知道换了人,而且还是老乡邻荷花,就亲切地交谈起来……

以后的情节,荷花端出四样点心,不能解饥;又换成四只肉团子……这就更加精彩,令人捧腹喷饭。令观众在笑声中增添了,对胡瞎子的同情与怜悯。

噱,作为评弹艺术的一种特殊手段,也是评弹艺术的一个特色。正由于蒋月泉具有着驾驭语言的娴熟功力,又能发挥其睿智、机敏、颖悟,演出中往往口角风生,妙语连珠,而巧思妙想,言谈微中,使听众会心畅怀,解颐释惫,真可谓是放噱的高手。

蒋月泉说表中的铺噱手法,包括肉里噱、外插花、小卖等,是十分丰富多彩的,尤在继承传统基础上大胆创新,更是一份值得后人学习的十分珍贵艺术财富。

噱,就是说笑话,说书人称之为“放噱头”,一档书,好听不好听,能不能引起你的兴趣,噱不噱是至关重要的因素。说白了,就是说书人用以征服听客的手法。但是,运用这个手法也要看你具备不具备那种修养和水平。一个噱头放出来,效果如何,往往就显示了说书人是属哪一种档次。

在听书的一辈老听客中,我出道较晚。我听姚荫梅、蒋月泉、张鸿声、金声伯先生的书,认为他们确是放“噱”的行家,也是行内说的“外插花”。更有一种叫“书里噱”,就是演员的出言吐语,本身就富有幽默感。同样一件事,一句话,一到他们的嘴里,就变得十分讨俏,含有意在言外的机锋。话不多,但句句有内涵,有“咬嚼”(行内语)。在这方面,既有天生的能说会道的秉赋,更有长年在码头上演出实践中所凝聚的,及日常生活穷研不舍的创意。

在80、90年代加入这评弹行业的演员中,特别是90这代演员显得十分缺乏。老一辈评弹艺人,多是十四、五岁就开始跑码头表演了。而90这代演员,这样的年龄还未能离得开父母和学校。以后进入评弹团,又无法在码头上历练。所以,他们上书台后的表演缺少一种「人间苍桑」之感。他们说书中的弹唱,嗓声外面仿佛包了一件华丽的外衣。这种嗓音唱唱歌曲还可以,唱弹词的流派唱腔显得无法凸现流派的韵味。这也是,中共从建政起就把江南评弹的根基铲除了。弹词流派的创新、发展之路已经被中共党管文艺的粗暴干预彻底截断了。一九六三年的元旦,在上海文艺界会议上,中共上海市委党魁柯庆施提出:文艺界要写“十三年”的题材,要“厚今薄古”,凡是四九年前的题材都不要写。一九六四年,“革命样板戏”上演,张春桥就下命令凡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书目一律停演,这是中共用行政命令的“第二次斩尾巴”。

评弹与其它的戏曲、曲艺,在舞台上是截然不同的表演形式。评弹演员在说书中放“噱”,是随机应变,临场发挥,自然轻松的一种逗乐。可是,到了共产党的社会里,评弹演员往往无意的一个“噱头”,被“工宣队”无限“上纲上线”。甚至还引出荒唐的“国民党戡乱建国大队”案子来,「注」众多评弹演员的受牵连。在高压下,个别演员出于私心,不但承认了莫须有的“罪名”,还诬陷他人是“组织者”。“工宣队”及爪牙就以此,把些评弹演员整得死去活来。从此以后,评弹演员在书台上放中“噱”,显得非常谨慎。恐怕一言不慎,给自己遭来麻烦。评弹演员在书台上“说、噱”的表演,显然被套上了无形的“紧箍咒”。剩下的“弹、唱”,也只能流于模仿唱曲形式之中了。所以,在“五七反右”中,评弹界被戴帽的右派,要多于其他“吃开口饭”的行当;评弹演员尤其在“文革”中,遭受的迫害也比其他“吃开口饭”的更为惨烈。

1984年蒋月泉(70岁),5月在上海大华书场举行蒋月泉舞台生涯50周年,连演三场。参加演出的都是蒋门弟子和徒孙,有北京的马增惠,江苏的尤惠秋,浙江的王柏荫、上海的苏似荫等。那时月泉的嗓音已不如从前。蒋月泉和苏似荫拼档说《骗上辕门》,和王柏荫合作《沈方哭更》。在书台上,穿插噱头的雅谑而成为一时佳话。他说的三回书都不是唱功书,但却展现蒋的说表功力,噱头情趣,弹奏三弦的技艺。

1997年(80岁),2月在逸夫舞台举行蒋月泉舞台生涯60周年纪念演出,晚会结束时蒋月泉上台谢幕,顿时数百只照相机不停地闪烁拍摄。只能说明,大家不了解蒋月泉以前阴暗面的情况下,广大听众(客)对“蒋调”流派唱腔还是表示出欢迎。

评弹的衰落,并非源于林彪和“四人帮”的迫害,而是源于“人民评弹团”的建立和“斩尾巴”运动的开展,从此评弹就从充分自由地竞争变成了中共政府包养。而主动接受包养、主动接受收编的是一批当时最红、政治嗅觉最灵的艺人,唐耿良和蒋月泉都是此中佼佼者,唐耿良记载说:“当时很多演员都说‘人精’蒋月泉都加入评弹团了,我们还有什么犹豫。”词语甚是,蒋月泉不仅在艺术上很有想法,在政治上也极为聪明。正是“人精”的素质,使得蒋月泉成为空前绝后的一代红色弹词名家。他既可以说是评弹的巅峰,也可以说是评弹衰败的真正源头。

注:中共五五年肃反时,市文化局给发过证明文件,定性为:“四响挡”赴港淘金,回来后并未发现政治问题的结论。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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