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女市长那些破事（图）

原中山市市长李启红现场下基层办公

中山女狼那些破事

中山出伟人，中山出女狼。女狼敛财时，廉名满官场。

话说这清平世界长把的贪官看多了，主说，要有光，换个女的吧。于是，中山市女市长李启红晾起了她那些破事。

问题是，女市长长得“不怎么的”，一老妪，虎头燕颔，安南巡捕型的颧骨横生，就差虬髯环眼了，除了早年依稀的“南下一幸”，似乎并无男宠的传说，为什么也这样“红”呢？

骇人的还是数据——蕞尔李启红，一个家族居然敛财20个亿！考虑到人民币目前强阳不倒的劲势，如此巨额能不惊倒我等蚁民吗？

事发的原因已经不用探讨，总是用人机制和监督机制的漏洞，这样的说法永远正确：“一把手的权力过大，权力的来源、运行没有制约，权力的运行结果也没有监督，既不透明、又不公开，公共政策的制定、干部任用和任免、公共预算……都不公开，必然产生权力家族化。”

可以庆幸的是，我等对此固然耳茧丛生，但毕竟也渐渐把中国的事情想明白了，庄稼离不开益虫，也得有点害虫，既然“没有健全的制度，女市长李启红就不会是贪腐的终结者”。

毕竟，天上少了一颗天吃星，人间倒了一个吸金狂——从不可一世，到不堪一屎，总让我们莫名地高兴！呵呵！

李启红的前世今生

李启红的家族财富备受关注。有媒体报道说，估计其家族财富超过20亿。这让已被双规的56岁女市长具有了标本意义。这种“一人当官，全家受益”的创富模式，使得财富的来源少了奋斗与劳作的色彩，却带有强烈的权力印记。当李启红被“双规”后，当年她力挺房地产的那些言论，都被外界认定为包庇其家族企业的证据。

对李启红来说，5月末以来的日子是她一生中最郁闷的时候。这个原中山市女市长早就耳闻自己即将失去自由，在出事之前，她特意回家看望了老父亲。

她的政治生涯止于5月30日下午。广东省纪委一位副书记找李启红谈话，并告诉她中纪委工作人员已到广东。随即，李被中纪委直接带走，工作人员在车内向李启红正式宣布了组织决定。

女市长爱好面子，参加当地党代会时一天要换两身衣服，喜欢在媒体上高调露面，常年盘踞中山市委机关报《中山日报》的头版头条。所以，当地人思忖，她并不情愿以这么不体面的方式收场。

毕竟，媒体和公众会充分享受痛打落水狗的娱乐权，落马前衣冠楚楚的官场佳话，一朝倒下，便剩下啼笑皆非的笑话——虽然李启红只读过小学，但她的官方简历当中却显示她是研究生学历；她获选2009年“中国十大品牌市长”，这正是其整个家族疯狂的敛财期，距李被双规仅一年时间。

在其出事一天后，中山市紧急召开了处级以上干部通报会，官员们被告知，李启红因涉嫌内幕交易落马，涉及上市股票正是中山市属国有上市公司——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7年7月4日，中山公用因资产重组停牌，到8月20日复牌时，连续一字形封死14个涨停板，其强势至今仍让股民叹为观止。分析人士认为，李不懂证券市场，最大的可能是将交易信息透露给亲朋好友，并曲线牟利。

对于李启红的能量，中山当地官员的内部说法是，现任市委书记面临退休，省委拟从外地“空降”新书记，但遭到李启红极力阻扰，李希望自己能够获提拔，而与组织对抗的资本正是她在中山政商两界形成的强大关系网。

更多人将目光投向她的家族——此次案件牵涉十多人，5人来自李启红家族，包括李启红夫妇，李的一个弟弟、弟媳和妹妹。

而传闻中令人吃惊的20亿家族资产，折射出的是政商关系的畸形，是权力的出轨以及其触角的无所不在。

谁是“南下干部”？

现年56岁的李启红是一名地道的本土市长，她生在中山、长在中山，从居委会主任一直走到市长高位，其从政足迹始终未出过中山市。

她出生在中山沙溪镇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小学文化，根正苗红。1968年6月，14岁的李启红读完小学，到镇上的藤草工艺社做工人，用她的话说，“从事手工业”。

由于积极投身“文革”，16岁的李启红出了工厂，顺利踏入仕途，成为石岐镇中区朝阳居委会主任。石岐镇的老人们说，当年她上班的时候还在居委会跟几个女主任打在地上，满口粗言。

这段历史里，有一个至关重要的贵人。据《民主与法制时报》报道，李在工艺社时，有个南下的干部看上了她，开始极力扶植她——虽然她长得不漂亮，但是那时李启红性格开朗，讲话声音非常好听，而且皮肤极好，很讨人喜欢。

该报记者在刊发这篇报道之后，很多人怀着八卦的心态上门打听：谁是“南下干部”？

不过，该记者也不知道“南下干部”到底是谁，只说消息源来自当地组织部门的官员，绝对经得起检验。

此后，李启红仕途顺畅。21岁，李启红成为石岐镇党委副书记兼烟墩区党总支书记、办事处主任。石岐镇是现中山市的中心城区，距离中山市政府仅隔两条街。

1983年12月，中山获准撤县改市，石岐镇建制撤销设烟墩区，次年李启红升任烟墩区党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

1990年，李启红被调往妇联，担任中山市妇联副主席。对于这番调动，她刚开始是有点意见的，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李启红委婉地表示了她对权力的留恋：“当时我在一个区里当主要领导，我太不想去妇联，因为妇联的职位比较虚。不过，一个老领导鼓励我，你可以虚功实干，所以我去了。”

7年后，43岁的李启红从中山市妇联主席的任上，被提拔为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这一跳，是其仕途上的“质的飞跃”。因为此时的李启红，其身份是“市委领导”，与其在市妇联的主席身份不可同日而语。

2006年12月，李启红出任中山市代市长，至此完成了从党务系统向政府行政首长的跨越。翌年当地“两会”期间，李启红正式当选为中山市长，成为广东省仅有的两名女市长之一。

这名女市长给当地媒体人士留下的首要印象，便是极度注重形象。

她曾经向中山电视台人员要求：“你们那摄像机搞台清晰度高点的好不？每次看电视都觉得有些模糊。”于是，电视台高价购入了一台高清晰度的摄像机。

不久，李启红大会发言，电视台换机拍摄，近景毛孔清晰可见。李又指示电视台说，换回以前那机吧，新机效果太差。

每逢中山召开重要会议，她的简历都会被当地媒体滚动播报，里面充满了一般人所无法企及的夺目“光环”，其中就有“党校研究生学历”。根据李的自述，由于痛感自己小学毕业之后就参加工作，通过继续教育才一路读到研究生学历。

不过，对其一路工作升官却获得高学历，当地网友在其出事后称：“业余时间学习劲头之刻苦，真令人钦佩。”

表面上的风光并不能掩盖她的能力缺陷。知情人说，如果不是秘书起草的讲稿，她便会语无伦次，面对镜头时也很拘谨，需要手下人在旁边打手势。

更多的感慨还是针对她的政治智慧：“做官的不懂政治，是不会长久的。李启红一个半文盲女流，没有大智慧，做小官可以全身而退，做市长，是害了自己。”

女市长的执政特点

中山在广东省内的政治和经济地位虽然不及广州、深圳，但和其他城市相比，仍然算得上是一个重要城市，历史上，它是孙中山先生的故乡，现在是美的等许多知名品牌的生产基地。在广东省内，中山的各项经济指标几乎都名列第五。

这是一个奇特的城市，它是全国唯一以伟人名字命名的城市，下设24个镇，是全国仅有的4个不设县区的地级市之一。

更奇怪的是，中山的历任市长和市委书记几乎都是本地人。本届市委书记陈根楷和上届市委书记崔国潮都是中山人；第一、第二任市长汤炳权，中山人；第三任市长黄子强，空降而来，一年后离任；第四任市长陈根楷，中山人；第五任市长李启红，中山人。

这也导致了中山领导人的视野狭窄，“提不出新的发展概念，都是人云亦云，别人怎么做，这边也有样学样”。

当地媒体人士认为，在中山，李启红的政绩并不理想，“什么热，她搞什么”，广东省已经明确发展广州、佛山的金融服务业，她就在中山宣扬大力发展金融服务业；广州南沙搞了个中药产业基地，她就提出在中山也搞一个。

在其去年获得“2009中国十大品牌市长”称号时，主办方为她撰写的获奖关键词是“前瞻木兰，情系中山”，以肯定她当年“在交通、金融产业集群、城建环保等各个环节，为打造中山城市品牌，持续不断地挥洒着热情”。

不过，这几大领域，近年来都是极易寻租的高危行业。这名女市长事发被查，与其看重的行业不无关联。

其一是力挺房地产。2009年1月，正值金融危机肆虐期间，中山市颁布《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稳定发展的意见》，提出多项优惠措施。当时，李启红在回应外界质疑时公开表示，“政府救的不是一个房地产业，而是整个产业链”，而“楼市低迷对政府的整个税收都会有影响”。

由于热衷于土地经济，大搞房地产开发，征地拆迁带来了不少社会矛盾。北京律师王令去年年初办理广东中山的征地拆迁案件，发现中山市坦洲镇数万亩的耕地，被非法转为国有，又被低价出让给开发商。

王令在中山办案期间，公安干警始终相随。晚上入住宾馆，凌晨竟有20多名警察查房。警察种类众多，包括派出所民警、治安警、刑警等。警察直奔主题，希望律师不要承办案件，律师“固然心戚戚，但城下之盟不敢订，责任不敢弃”。

在义愤之下，王令首次做了中纪委的访民，实名举报中山市长及其国土局长的滥用职权及可能存在的贪腐问题。

在李启红出事之后，律师称“不敢贪天之功”，但是，“这样的城市，这样的处事风格，若说市长没有问题，那是谁也不信的”。

李启红执政的第二个特点，是在公共事业领域强化国有主导。2007年1月，李启红任中山市市长，上任后在资本市场上烧的第一把火就是重组中山公用，原来隶属于镇区的五家供水公司资产被吸收至上市公司中山公用。

这次调整，也是李启红案发后的重点怀疑对象。与李启红一同涉案接受调查的约有10人，其中5人来自她的家族，包括其丈夫林永安、弟弟李启明、李启明的妻子，以及李启红的一个妹妹。另有两名关键人物分别为中山公用董事长谭庆中、总经理郑旭龄。

消息人士说，谭庆中对中山市很熟悉，而他原供职的银河基金总部位于上海虹口。虹口区与中山市互为友好城市。两地官员互访交流之间，谭庆中与李启红建立了深交，故李启红安排他进入中山公用操作重组事宜。由于受到李启红的赏识，谭庆中被李请来，成为站在前台的操盘手。

这种人事变动方式，既不同于传统“官员式”任命，也难称正常的市场化聘任。

想当市委书记的市长

在当地人看来，李启红被带走时毫无征兆。就在一天前，她还陪同广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朱小丹，出席了中山当地一家企业的产品下线仪式，5月30日的中山市委机关报《中山日报》，以头版头条对此进行了报道并配发照片。

事情的逆转令人瞠目结舌。当日晚上10点多，广东纪检监察网发布消息称，广东省中山市女市长，“因涉嫌严重经济违纪问题接受组织调查”。

在证券界看来，此案事发与政府严厉打击证券市场犯罪的导向相呼应。5月1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明确了操纵证券市场和内幕交易的立案追诉标准。《人民日报》也曾连续发文，矛头直指证券市场内幕交易。

广东证监局今年5月发文要求辖区上市公司对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报备，且向前追溯3年，3年来公司重大事项内幕知情人的情况都要详细报备。

距离2007年中山公用的14个神奇的涨停刚好快满3年，李启红在此时恰到好处地被“双规”了。

据悉，证监会对李启红涉及的中山公用内幕交易案秘密调查多时，在收网阶段经由中央纪委主要领导指示，由纪检监察和公安等部门配合对涉案人员实施控制。

6月2日，李启红的简历从官方网站上撤下。4日，广东省委组织部公示中山市新一任市长，系原广州市萝岗区委书记薛晓峰。薛晓峰从武汉大学新闻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曾担任广州日报社总编辑、广州市委秘书长等职务。

对于广东省委组织部几天后即公示中山新任市长，当地人士则称，这表明“双规”李启红是广东省委的统一部署，早已安排好替代人选。

中山市委市政府内部流行的说法是，现任市委书记陈根楷即将退休，省委拟从外地调任市委书记，但遭到李启红的极力阻扰。

在中山经营多年后，李氏家族多数成员要么经商，要么是政府要员和公务员。除了上述案发后被带走的5名家族成员外，李启红之弟李启和担任中山市南区党工委副书记，兼任区党校校长；其侄女的老公，30岁做了当地南头镇副镇长。

这个女市长也颇为关照本地企业。曾与李启红多次交往的人士透露说，李启红对推销本地产品不遗余力。她在公开露面时常佩戴胸针，这些胸针均为位于中山市坦洲镇的伊泰莲娜公司出品。除了伊泰莲娜生产的首饰，另一家中山当地企业广东非常小器有限公司生产的指甲钳，也几成市长李启红待客、出访的必备礼品。

在政商两界，李氏家族盘根错节，严密的关系网自成体系，这也给了李启红分庭抗礼的能量。

在落马之前，李启红并未掩盖自己成为下一任市委书记的野心，接近李启红的媒体人士称，在其小圈子里，身边人习惯称其为“老板”，也有不少人已经当面叫她“书记”。

据说，广东省委曾计划安排李启红去省妇联做副主席，不过遭到了她的抗拒。她希望自己能够成为继任的市委书记，但省委考虑她是中山本地人，不适宜再担任主要领导。

另外一种说法是，李启红和原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都是中山沙溪镇人，这名女市长的仕途多得陈绍基的关照，不排除她是因为陈绍基落马而东窗事发。

“一人当官，全家受益”

李启红的家族财富备受关注。有媒体报道说，估计其家族财富超过20亿。这让已被双规的56岁女市长具有了标本意义。

这个数字，会让等待枪毙的文强为自家鱼塘仅仅挖出665万现金无地自容，乱写香艳日记的烟草局长韩峰仅有几十万的黑金更让人多了几分同情。

暂且不论20亿的数字靠不靠谱，不过，在中山当地，李启红有家族成员涉足房地产和工程建设市场，早不是秘密，她也因此频受诟病。

李启红的丈夫林永安身份体面，他是中山市高尔夫球协会常务副会长，也是中山市人大官方网站公布的中山市第九届人大代表，还担任两家名为“今科”的公司法人代表。

其弟李启明则在中山市从事房地产业。工商资料显示，李启明在中山市第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下称中山五建)、丽景湾房地产有限公司、中山市房屋安全鉴定所等都持有股份。

“中山五建”公开资料显示，该公司成立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为集体企业，后来公司改制，李启明等人成为公司股东。从1999年新公司成立至今，已经承接桩基础工程数百项，还有其他大小各类工程共约100多万平方米。“中山五建”承接的土建工程项目也有数十个，包括丽景湾花园商住楼工程，盛景园商住楼22172平方米，东盛苑商住楼工程21000平方米等，其中还有不少政府工程。

改制后的中山五建是个典型的家族企业，李启明担任法人代表，股东还包括林永安、林永灿、林元明。林永灿是林永安的弟弟，林元明与他们亦有亲戚关系。此外，中山五建还是中山市丽景湾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的股东。在中山本地，丽景湾房地产公司自称“只为中山高管建房子”，专注于豪宅开发。

中山市中宏房地产有限公司，也有林永安、林永灿兄弟身影。公司成立时有3名股东，林永安出资40万成为第一大股东，其后股权变更，林永安退出，林永灿则出资22万成为第一大股东。

接近当地建筑市场人士称，李启红家族成员通常不会公开参与招投标，但当地多个工程和房产项目背后都有林、李二人运作的身影。

这种“一人当官，全家受益”的创富模式，使得财富的来源少了奋斗与劳作的色彩，却带有强烈的权力印记。当李启红被“双规”后，当年她力挺房地产的那些言论，都被外界认定为包庇其家族企业的证据。

2008年11月，央视《半边天》栏目制作了一个对中山市长李启红的专访——《女人的力量》。女市长和节目主持人张越坐在那儿大谈中山是幸福城市，主题是“幸福城市的幸福市长”。

“一走上领导岗位，我在自己内心有个承诺：我一定要认认真真地为老百姓办点好事，办点实事。”李启红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这样解释自己的行为。

在李启红自己的讲述中，她与丈夫极为恩爱，互相支持。“我经常星期六星期天在办公室加班，他差不多时间，比如中午12点半给我打电话，问回来了没有。我说差不多了，他说那我现在开始炒菜。等我回到家的时候，他就能够炒出来一桌我最喜欢吃的菜。我真是很幸福。”

随着李启红“双规”，这期节目在中山疯传。当地人称：“她倒很幸福，感觉在中山都快家天下了，可怜我们小老百姓，被房子套牢一辈子，心酸。”

如今，“幸福”不再，风光不再，迎接这看似幸福一家的，是层层深入的调查。位于中山市石岐区富康路19号兴中区花园的中山五建一片萧索，公司称——负责人“出差了”。

中山公用的内幕交易之谜

中山公用重组中，李启红可看作最高端、最权威的内幕信息源。当地人士分析说，李本人对资本市场知之甚少，很可能是扮演了信息渠道的作用。

兴中道马路很宽，两边巍峨地排列着中山市的党政机关，与中山市中级法院毗邻的财兴大厦门面并不显眼，但门口的保安警惕性很强，对每个来访的陌生人都会尽职盘问。

身处风暴中心的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山公用”)位于这座大厦的三楼。继中山市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启红被“双规”后，中山公用董事长谭庆中、总经理郑旭龄不能履行职务“失踪”的消息，在当地引起热议。

知情人士称，“谭庆中、郑旭龄以及中山公用大股东中山中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几名高管在李被带走的同时也被控制，而中山中汇、中山公用的中高层在5月30日至31日都被勒令暂时不允许离开办公楼。”

早在5月26日上午中山公用2009年年度股东大会上，谭、郑二人出事便有征兆。据参与股东大会的一名知情人士透露，当日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均未露面，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黄焕明主持。公司公开的解释是，“主要领导均出差在外”。

5月31日，中山公用在紧急停牌后公告称，谭庆中和郑旭龄因暂时无法履行职务，授权公司董事郑钟强代行两者职务。

李启红涉嫌股票内幕交易，涉及的上市公司正是中山公用。中山公用的重组是她扶正主推的头个大手笔。2007年2月，中山市市委、市政府对公用集团的产业架构进行了调整，通过行政划拨的方式，将路桥、工程施工等板块资产划出公用集团。其时，李启红刚上任中山市市长一职不过一个月。

回顾当年中山公用重组链条，可对这场行政主导下的重组有更清晰的认识。

公用的重组

中山公用的前身是广东首家纯商业上市公司佛山兴华，2000年被中山公用集团收购，更名为公用科技。在随后的7年中，这家名字跟“科技”沾边的公司主业其实是管理当地大大小小的农贸市场。

2007年1月，李启红就任中山市长时，其重要工作之一是大力推动中山的金融产业发展。在她主政下，股份制银行和外资银行纷纷进驻中山，产权交易中心、村镇银行等金融新业态相继出现。中山公用的重组是她主推的第一个大手笔项目。

事实上，在她还没扶正之前，就已经埋下了变化的伏笔。早在2006年中，谭庆中等核心人物就已经明确了中山公用通过公用科技整体打包上市的路径。

2006年5月9日，意气风发的谭庆中成为公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8月6日更名为“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一任董事长，此前，他刚从银河基金管理公司离职。

此前，谭庆中先后担任银河证券资产管理总部副总经理、银河基金管理公司副总经理等职，不过，囿于银河内部复杂的人际关系，谭一直没被扶正，因此萌生去意。

因此，李启红的赏识，对谭庆中来说意味颇多，而且中山公用还是中山市最大的一家公用事业集团。在任职仪式上，谭庆中举杯保证，绝对有信心带领公司成为中山市的标杆企业。

在当天的宴会上，谭庆中反复强调“公用科技必将超越中炬高新”，后者是当时最受瞩目的中山市的上市公司，他也多次推荐领导们多关注当时的上市公司公用科技。

2006年6月，当时公用科技新的董事会明显增加了资本界的专业人才，包括曾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银河基金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的傅丰祥以及曾任职于银河证券与银河基金、后来成为中山公用总经理的郑旭龄。这些都是谭庆中在银河的旧识。

在当时，中山公用的整合路径确实给人很大的想象空间，早在2006年年中，整体上市的传闻便已传开，市场还传言，公用集团有意将持有的15%广发证券股份注入公用科技。

随即，中山公用于2006年8月8日发布澄清公告，否认了上述说法。这一表态直接导致公用科技的股价在2006年下半年持续低迷，在4~5元区间盘整，与同期大盘一片繁荣的景象形成鲜明对比。

在2007年1月公用集团与中山市国资委的内部新春联谊晚会上，谭庆中在讲话中提到，公用集团将推进产权结构改革，同时利用资本运营手段实施资产重组。

2007年3月，李启红明确表示：“公用集团在水务整体上市、投资天然气项目、重组旅游产业、收购证券公司、拓展新兴产业等方面都将按先易后难、成熟一个推进一个的原则推进实施。”数月后，公用科技重组并股价齐飞的大戏开始上演。

此次重组的实质内容是5家区镇供水资产的收购。在中山这样的“小地方”，利益协调并不简单，仅靠上市公司或大股东操作很难完成，作为市长的李启红为此所做的说服工作相当重要。

“振业投资”的精确投资

2006年8月，正当中山公用的股价在低空徘徊时，此前从未在A股市场上露面的“振业投资”却在悄然大肆吸纳。

事实上，振业投资成立的时间也恰到好处，工商资料显示，振业投资成立于2006年9月18日，注册资本仅50万元，法人代表为张来明。

2006年第四季度，振业投资跻身中山公用第一大流通股东，持股数量高达678.72万股，远超第二位。

在其吸筹完毕后，中山公用的股价立马变脸。市场上又出现了公用集团欲注入广发证券股权的传闻，借助利好消息，中山公用的股价从2007年1月份的不足5元，到了5月初已飙升至12元，涨幅近3倍。

而在中山公用的股价上涨后，振业投资减持了部分股票。2007年一季报显示，该公司持有的中山公用股份已经降至291.99万股。不过，它并不急于兑现余下的股份。

2007年7月2日，毫无征兆，公用科技高空跳开，不足一小时就封在涨停板。7月3日，开盘再封涨停。两天内成交额超过2.5亿元，而涨停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6月29日)仅仅成交4600多万元。2007年7月4日，公用科技公告称“因重大事项开始停牌，直至重大事项公告时复牌”。

2007年8月20日，公用科技公告吸收合并及定向增发议案，这一重组在当时被外界誉为“公用集团整体上市”。自此，公用科技连续拉出12个涨停，加上停牌前的两个涨停板，在公用集团整体上市方案公布前后，公用科技连续14个涨停，累计涨幅高达360.06%。

振业投资所持有中山公用的269万股也是在2007年三季度全部抛空，获利8600万元顺利出逃。

振业投资的出资人分别为中山市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中山实业”)和中山市公物仓储中心有限公司(下称“中山仓储”)，办公地点中山市兴中道18号财兴大厦附5楼，和中山公用在同一栋楼里。

工商资料显示，中山实业、中山仓储都属于国有独资企业，出资人都是公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法定代表人为欧阳泽生，办公住所同样也在财兴大厦附5楼。

经查证，中山振业法人代表张来明竟然是中山公用物业开发事业部综合部部长。中山公用的普通员工根本不知道他还是另一家投资公司的法人代表，还曾为集团“创造”了8600多万元的炒股收入。欧阳泽生则为中山中汇副总裁，曾经也担任过中山公用董事。

不过，在2006年年报中，中山公用还特意强调，无法确认前十大流通股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一致行动人。赚取了巨额利润的振业投资让人颇觉扑朔迷离，而其数千万的炒股利润最终流向也成了一个谜团。

作为一宗并不鲜见又比较极端的案例，中山公用案反映了一定的国情——国有上市公司事关资本运作的大事仍有复杂的决策程序，一路上报层层审批中也扩大了内幕知情范围，造成市场信息的不对称，易滋生内幕交易。

李启红涉嫌内幕交易事件爆发后，谭庆中曾任职的银河证券成了众矢之的，其中山营业部屡次登上交易龙虎榜，被猜测为“老鼠仓聚集地”。

根据深交所交易统计数据，2007年9月10日，是公用科技当时上演的最后一个涨停日，银河证券中山营业部、中信证券中山松苑路营业部、广发证券中山四路营业部占据交易龙虎榜卖出前三名，均为中山本地营业部，累计卖出近1.4亿元。

中山市一位政府人员回忆了当年情形：“其实临近停牌前已有些征兆，有一位朋友力劝我去买，说包赚不赔。”不过，狂飙的快感很难让人有彻底的安全感。据透露，2007年后曾有相关部门来查过中山公用重组的事情，后不了了之。

中山公用重组中，李启红可看作最高端、最权威的内幕信息源。当地人士分析说，李本人对资本市场知之甚少，很可能是扮演了信息渠道的作用。

李启红：最后一个？

李启红案的特点在于李本人常年在当地经营，为其家族势力的形成提供了非常便捷的权力保护，而其公共权力的私化，长期以来并未得到有效监督。

李启红，广东中山市长，今年56岁。

不久前的5月30日，广东纪检监察网公布，据广东省纪委当天晚间证实，“中山市政府市长李启红因涉嫌严重经济违纪问题，目前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在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竹立家的印象中，李启红成为全国第一个“落马”的地市级女市长。

“明星市长”的陨落

近日，广东省纪委的一位人士告诉《新民周刊》记者，李启红确系在广东当地被中纪委办案人员带走，广东省纪委亦参与侦办李启红案。

位于珠江口西岸的中山市，这个户籍人口约为140万的地级市，毗邻港澳，是珠三角主要城市之一。

此前，李启红为广东省内仅有的两名现任正职女市长之一。在接近退休之龄出事，李启红因此被认为是，因加速敛财，而“晚节不保”。

东窗事发之前，李启红的名声也如雷贯耳。在2009年12月底，李启红还曾高调当选“2009中国十大品牌市长”，给她的颁奖词中，有“脚踏实地”四字。

细细研究不难发现，李启红的权力之路起于微寒：42年前，14岁的她，是每天编织草帽的一名普通的藤草工艺社工人，工作的地方在中山县石岐镇，此后，她当上了居委会主任，后任中山市妇联主席、该市市委组织部部长……就这样一步一步，她从社会底层攀登上市长之位。

等到2007年，这名短发齐耳、皮肤白皙、身形微微发福的时任中山市女市长公开亮相之际，已过知天命之年的她依然被认为是在公共活动中，长袖善舞。如果忽略她在接受某国家级媒体采访时的前言不搭后语等类似“不着调”状况，颇有巾帼不让须眉之势。

譬如，这位女市长曾对来中山投资的上市企业老总们慷慨致词，“你投资，我服务，你赚钱，我收税，双赢！”她也曾在代表中山市赴美的一次经贸合作交流会中，落落大方地演唱上世纪的经典之作《小城之春》。

她自称崇拜的人，是花木兰。

如今看来，这样一个在当地政商两界游刃有余的“明星市长”，人生好似一幕反讽剧。日前，李启红被中纪委直接带走。明星女市长的光环，如流星一般，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陨落。

当地政府透露的信息是，李启红“因涉嫌严重经济违纪问题接受组织调查”，重要原因之一是其涉嫌当地最大的国资控股上市企业中山公用重组过程中的股票内幕交易。

继此前南京市经委主任刘宝春因涉及高淳陶瓷内幕交易案被刑拘之后，李启红成为又一名涉股票内幕交易而被查的地方官员。虽然在此前，作为位至正厅级的干部因涉嫌股市内幕交易而被调查的，并不太多。

在李启红曾经任职的珠三角政界，在不到一年时间内，有深圳市长许宗衡与她两名地市级市长相继出事。不要忘了，广东省是国内反腐的前沿阵地，国内第一个举报中心、第一个反贪局都首先在这里成立，从罗湖口岸过去就是因廉政公署而闻名于世的香港。

日前，中纪委一位人士告诉《新民周刊》记者，一般情况下，中纪委负责直接查办的是副部级以上级别的涉案高官，但近年来，中纪委也查办了不少重特大级别的地方案件。

中纪委较严厉的调查措施和手段，一般公认的是“双规”，而许多腐败官员最害怕的，也就是“双规”。

按照惯例，对于省部级高官的违纪案件，一般都是由中纪委先查，经由中纪委查处后，不构成犯罪的，会给予其党纪政纪处分；对构成犯罪的腐败官员，则会移交至最高检。

一位反腐专家对《新民周刊》称，李启红被“双规”后的结局，属于后一种情形。

李启红家族，公共权力的私化

“在我们的基层政府，权力的透明化做得不够，才会产生类似李启红这样的问题。而如果这个制度不建立，类似李启红案必然还会发生”，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竹立家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李启红案的特点在于李本人常年在当地经营，为其家族势力的形成提供了非常便捷的权力保护，而其公共权力的私化，长期以来并未得到有效监督。

关于“一把手”过大的权力，早已妇孺皆知。沈阳原市长慕绥新那句名言，言犹在耳，“国家的法令、法规在我这里也得变通执行。我同意的执行，我不同意的就不能执行”。

而在更广大的中国基层政府，在具体操作中，县级纪委监督县长、县委书记，市级纪委监督市长、市委书记，在理论表述上是可行的，但实际操作中，困难重重。虽然，呼吁强化监督部门的垂直功能，这个口号，我们喊了许多年。

竹立家强调，查案子并不是遏制腐败的最有效的方式，最有效的还是从体制、机制上，通过民主的方式来制约权力。

他认为李启红案的产生，“关键是市长、一把手的权力过大，权力的来源、运行没有制约，权力的运行结果也没有监督；另一方面，其权力的运行不透明、不公开，对于公共政策的制定、干部任用和任免、公共预算，现在我们的好多地方都是不公开、不透明的，这为暗箱操作提供了方便，必然产生权力家族化，这也导致了李启红家族的形成”。

“现在，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转型期，改革的任务很重，但是关键性的制度改革必须推进，就是以下三点：一是，公共政策制定的规范化、程序化和民主化进程；二是，干部选拔、任用中的民主化进程，主要就是解决谁来选干部的问题、干部晋升过程中的法制化和规范化问题以及干部家庭财产公开透明的制度；三是，公共财政预算民主化问题。只有将这三者推进，我们才能有效地防止权力腐败、私化”，竹立家指出。

中山，被过滤的官员“任职回避”制度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番东窗事发之前，李启红已经在她的出生地、成长地中山市经营40余载。

2006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党政领导干部任职回避暂行规定》等三个法规文件，作出了关于领导任职的“地域回避”规定，此规定明确指出，“领导干部不得在本人成长地担任县(市)党委、政府以及纪检机关、组织部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部门正职领导成员，一般不得在本人成长地担任市(地、盟)党委、政府以及纪检机关、组织部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部门正职领导成员”。

这就意味着，县市级主要领导必须回避原籍或成长地，而地级市党政主要领导“一般不得”在原籍或成长地任职。

而在中共中央办公厅提及的“任职回避”规定发布之后的4个月，即2007年1月，李启红履新中山市市长。

在这个她曾经工作过多年的故乡，面积、人口相当于广州市的一个区的中山市，李启红开始走上她权力的颠峰。

近日，中共中央党校政法部教授、反腐败研究学者林喆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上述文件中提及的“一般不得”，“是考虑到了比如战争、地震等重大灾难突然爆发这些特殊情况，李启红被任命为中山市这个地级市的市长，显然是不属于这类特殊情况的，这也说明，中山当地没有很好地执行这个文件，在李启红担任干部很长时间中，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能够得到纠正”。

林喆据此提出了一系列疑问：中央的这个文件实际上各级领导都是知道的，为什么这个土生土长的干部在中山市当了那么多年的市长，有关人事部门、组织部门，为什么没有提出这样的疑问？中山市人大在审查李启红这名干部的时候，难道不知道中央这个规定吗？怎么能够通过对她的任命？李启红案发后，是不是应该对当年任命她的有关单位，比如中山市人大、组织部门进行问责？

“李启红被任命为中山市市长，是很明显地违背中央的用人制度，李启红落马后，对有关部门诸如用人方面的缺陷，要进行责任追究”，林喆说。

而熟知中山政情的人士透露，李启红在位时，其家族积聚的财富，“保守估计有20个亿”。

这让曾因写作《权力腐败与权力制约》一书而研究过近20年来国内122名官员贪腐案的林喆也感到震惊，这位学者后来解释，在中山市实行的制度构架上，没有“回避制度”这一说，这实际上就给李启红家族肆无忌惮敛财、发家致富提供了种种机会与条件，“一个家族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就能够积攒成20亿元的财富，就是利用了这位土生土长的市长的权力和个人影响力”。

在林喆看来，李启红案件折射了目前我们存在的两个重大环节的制度缺失，“一是，用人制度中的避籍制度我们有，但是不完善；还有一项，就是家属回避制度我们国家做得特别不够，改革开放以来，这项制度始终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但是国际社会对家属回避制度这项都有规定，这也是各国反腐败法中的重要内容”。

林喆表示，目前，许多国家都有关于公务人员公职活动中回避亲属关系的规定，且各国对于“亲属”这一概念都有界定，在法律中禁止政府机构中的裙带关系。

例如，美国联邦法律禁止联邦官员雇用、任命、推荐或提升自己的亲属到该官员所控制的任何机构或部门工作，它对“亲属”一词的解释涉及公务员的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叔舅婶姨、侄甥、岳父母、婿媳、姻兄弟姐妹等。菲律宾关于总统、副总统和内阁成员亲戚和亲密个人关系行为守则的行政命令，明确对法律中的“亲戚”、“亲密个人关系”等关键概念作出说明：“(a)‘亲戚’指与总统、副总统和内阁成员在第四等血亲或姻亲上相关的任何人，包括总统、副总统和内阁成员的任何后嗣、后嗣的父母及与后者在第四等血亲或姻亲上相关的人”；“(b)‘亲密个人关系’指享有与总统、副总统、内阁成员密切交际或亲密关系的任何人，可轻易接近其本人，例如总统、副总统、内阁成员的政治捐助人、长期的个人朋友、以前的同学”；“(c)‘赠予’指免费处理的东西或权利，或支付给接受者的任何行为或自由，包括假售或假装苛繁的处理”(第1条)。该法规定了这些人员被禁止的行为和事项，并要求他们过“简朴生活”。

而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编辑的《国外廉政法律法规介绍》，瑞士、奥地利、阿根廷、墨西哥、印度等国法律也有类似的规定，如波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法》规定：“国家机关职员本人与其配偶、直系亲属或旁系近亲如在职务上构成上下级隶属关系，则他们不能在同一机关任职。”德国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应回避与他本人或其亲属有直接牵连的公职活动。”奥地利《国家官员法》规定，公务员不得在以下情况中与配偶、直系或三代以内的亲属、过继、连襟、联姻或承嗣等关系者同在一个单位工作：一方对另一方有直接下达指示的权力或监督权，或管理钱财或账目。

“我们这方面却做得特别差！这些年来，在各个大机关、企事业单位，我们到处可以见到朋友、夫妻双方、子女与父母、姻亲、同学等分居上下级或同级领导岗位的现象，这样的话，整个家族就可以有意或无意地利用领导干部的个人影响力来做他们自己想做的事，许多问题也就发生了”，林喆说。

在她看来，从这个意义而言，李启红案具备普遍意义，“李启红案只是冰山一角，像这样的不遵守避籍规定就任命当地干部的绝对不止中山市一家，查一查我们现有干部的避籍制度，你可以看到，亲属回避制度、避籍制度现在我国没有很好地建立，比如，浙江籍的干部就在浙江当官，北京籍的干部在北京当官，本籍干部在本地当官、干部不流动实际上是我们的普遍现象”。

让林喆忧虑的是，如若不加强权力监督，就可能出现第二个、第三个李启红。

“通过对李启红案的反思，我们应该好好地调查一下还有没有类似的违背避籍制度的情况，干部不能在其出生地任职，这项规定应该严格起来，如果本籍的干部没有做违法乱纪的事，最好对县长以上级别的干部进行异地交换。比如，他是河南驻马店人，而又在驻马店当干部，就应该把他调到郑州、南阳等地”，她说。

房地产行业，反腐之靶点

一个焦点是，在事发之前，女市长李启红并不掩饰自己对于房地产业的极大热情。

在参加中山市人大会议的一次分组讨论会时，李启红公开说，她听到不少市民对救市政策有偏见，认为政府出台政策救楼市就是偏帮房地产商，“政府救的不是一个房地产业，而是整个产业链。一个房地产业可以拉动50多个产业，建材、家私、家电、灯饰等行业都与之密切相关”。

她说，楼市低迷，对政府的整个税收都会有影响。当时是2009年1月中旬，恰逢国际金融危机波及中国之际。

在李启红事发后，她的这段名言被广泛传播。深谙内情的人士一针见血地指出，李市长的家人，正因房地产行业而风生水起。这在中山当地，几乎不是新闻。

更何况，此番随同李启红被带走的，还有包括她的丈夫、弟弟在内的4位近亲。

虽然，李市长与她的亲属均表示，不会让市长插手其亲属的生意。但是，徇己之心切，则至公之理，在基层权力监督制度缺失的情况下，面临高额利润的房地产行业，这个不大的地级市的掌权者更像是走在一架考验人性、考验定力的平衡木上。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监察部副部长郝明金就公开表示，今年将严厉查处房地产领域的腐败案件，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谈到今年国企反腐的重点，郝明金指出，国有企业的腐败主要发生在国企改制、产权转让、同业经营、关联交易等环节。

因房地产落马的官员层出不穷。围绕房地产衍生出的利益共同体，正如《红楼梦》里说的，“这四家皆连络有亲，一损皆损，一荣皆荣，扶持遮饰，俱有照应的”。

国务院参事任玉岭此前在接受媒体专访时形容，房地产腐败严重性到了“积重难返”的程度，他指出这些年来落马的多名部级高官，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云南原省长李嘉廷、山东省委原副书记杜世成、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军，“都是倒在房地产问题上”。

这位20年前曾在广西北海任副市长的经济学家提及，“当年北海一个管土地的科长出了问题，然后就换了一个工作比较有经验的共产党员来接替，结果他上任不到半年，床底下就被搜出300多万现金。他临上‘断头台’的时候，这300多万还没有动过”。

任玉岭提醒，应该把房地产的问题，房地产内部的商业贿赂，作为纪检部门查处的重点。

“每次只要我提房地产，我都要提反腐败。因为它的每一个环节，都可能会出现腐败”，现在，他依然这么说。

林喆认为，整个过程中，“李启红扮演了一种以权谋私的角色，以自己的权力为亲属们提供经商活动的方便；她还起到了庇护伞和给予权力支持的作用，当亲属们违法乱纪的时候，她实际上以她的影响力对此进行了庇护”。

这是一种轮廓式的宏大叙述与总结。新民周刊记者获悉，由于李启红案依然在侦办之中，对于李启红涉案的详尽细节依然不甚明朗。

北京市纪检监察学会副会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认为，近年来中纪委为推进反腐工作开展了不少制度创新与试点工作，比如对干部的巡视制度等，一些省份早已在实行该巡视制度。

“比如，广东省纪委和广东省委组织部派出的巡视小组去巡视，巡视小组回来以后只向他们的派出机构报告，他们的巡视报告并不公开”，任建明建议巡视报告部分向社会公开，建立公开问责机制，“这对巡视组的工作也是个监督”。但迄今此项公开，尚无时间表。

让人感觉毫无意外的是，在此前种种因房地产开发后台交易而落马的官员中，尽管他们已经走下权力神坛，但其涉案的具体缘由与脉络，总是显得讳莫如深。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狄更斯在《双城记》中这么说。这句话，也许适用于处于变革与激荡中的今天。倘若，我们对照李启红与在她之前倒下的“前辈”的案发路线图，也许将会失望地发现：这仅仅是细枝末节上的重复演绎，只不过这一次，李启红的贪欲，创下了“新纪录”，如果没有健全的制度，女市长李启红不会是终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