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以来,一些人尤其是当权者,爱把当下说成中国“最好的年代”,因为三十二年来,中国在经济建设上取得骄人成就。可是,中国也出现严重的贪腐及贫富悬殊现象,贵权本主义大行其道。近期中国的杀童案就在这一背景上发生。而且,福建南平杀童惨案发生以来,短短五十天里,各地又发生五起目标锁定幼童的杀人案,连同南平被杀幼童达二十一人。
中国知名的时评家许知远最近在香港亚洲周刊上发表文章表示,在“和谐社会”的口号高喊了五年之后,连续几起的行凶事件,让所有父母与学校都陷入了恐慌; “在一则关于深圳的新闻中,我看到一群保安人员正手持钢叉集体受训,期望能制伏未来的对手;在北京,很多小学配备了一名警察、一名社会联防、一名保安;在上海,孩子们不再能自由在校园内追跑打闹,他们被要求呆在教室里”。
许知远说,不安全感,从看似遥远的煤矿、新疆的骚乱、慢性中毒的奶粉与疫苗,扩展到校园门口的砍杀。中国社会像进入一条恶性发展的单行道。一方面,官僚系统的扩张成为社会疾病的主要来源,它窒息了商业创新,败坏了教育系统,造就了无穷的浪费,侵吞了中国人创造出的主要财富,摧毁了文化传统,压抑了舆论自由,逼迫拆迁户自焚;另一方面,它又成为了安全感的唯一来源,人们希望它能抬高股市指数、压低房房价格、打击腐败、保护孩子们的安全。
许知远写道,政治人物已经熟练的玩弄这套游戏。他们一方面纵容官僚系统对于商业、社会、文化的无节制的入侵;一面又不断给出新的许诺:我们要给予人民以民主和有尊严的生活。一种普遍性的思维混乱则弥漫于中国社会。人们在这一刻痛骂权钱交易、制度性腐败,下一刻又盛赞专制体制的高效,它令中国迅速掘起;人们还会说,一切问题缘于地方官员,中央仍想为民做主,无奈政令出不了中南海;或是中国如此庞大,哪能不加强管理。校园的悲剧,无疑会加剧这思维的混乱,社会恐慌令政府与警察变成了安全的象征。但它能见效吗?
许知远说,中国越来越严峻的社会危机,主要缘于官僚系统的膨胀,它只能加剧问题的恶化,而非带来解决方案。官僚系统信奉的是彻底的虚无主义,这世上没有任何东西比手中的权力更重要,生命、尊严、自由,都毫无价值,最多是一种技术手段。那怎样能指望他们来保护任何人?五年来,中国当局对意识形态的重新强调,继续加剧了虚无与犬儒主义的盛行。“和谐社会”变成了舆论控制的新借口,媒体的揭露与监督能力进一步下降,它也令官僚系统更为傲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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