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子专栏】黨中国为何会把中小学生培养成告密者？

据3月17日《法制日报》报道：近日，昆明市有关部门下发通知，要求市内所有学校的班主任在班上发展2至3名“治安小信息员”，收集校园暴力、侵财犯罪、手机网络淫秽传播、校园周边交通秩序、学校周边不良青少年活动情况等信息，以供公安机构与教育部门全面掌握校园动态。

《凯迪网络•猫眼看人》苏哥传贴后套刘谦的名言发感慨：这真是不可思议。放眼全球，还从未听说中小学生要为公安部门服务，充当什么“治安小信息员”的先例。为何苏哥说在全球这都不可思议？苏哥是这样说的：“如果国外，这必将是一个大丑闻；要组织中小学生充当警察的线人，那家长们会去向警局兴师问罪的。” 苏哥用的是两个假言命题，缺乏论证，所说“不可思议”还不成立。

但苏哥接着指出：“要求中小学生充当线人，既不合理，更不合法。”这给予了有理有据的论证：首先，中小学生没有义务为公安部门充当线人。做线人的梁朝伟在《无间道》中可以说：对不起，我是一个警察——以示卧底警察的职责。做线人的中小学生不可以说：对不起，我是一个治安小信息员——因为作为未成年人的中小学生，没有义务或职责去为警察充当“治安小信息员”。偶然遭遇校园暴力、侵财犯罪等行为时，中小学生有义务报警，却无“报告警察”的职责。其次，公安部门或教育部门没有权力要求未成年人为其充当线人，如果这么要求，至少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第五条及第三十八条。根据法文，任何个人或组织都无权招用未成年人从事有危险性的工作。而“治安小信息员”要干的工作，尤其收集学校周边不良青少年的活动信息，一旦被发现而被报复，责任谁承担？

苏哥论证分析之后指出：要求中小学生充当线人，是将交通、公安部门公职人员的职责，强加于未成年人。一针见血啊，却在黨中国实实在在出现了，这反映出什么问题？反映出党中国公务员存在严重失职的问题和滥用公权力的强横。第一，交警和公安职责意识极差，才会有求于中小学校的学生，只有职务能力极低、尚不具备成年职员的办事能力的人才会这样偷懒。第二，交警和公安是在严重侵犯中小学生纯洁、玩乐的“天赋人权”，不仅会占用“线人”学生的学业时间，而且确实如同苏哥所说，会造成“治安小信息员”精神的“污染”，把他们不负责任的推入不良行为的孩子群的“猜忌、不信任和怨怼”中，玷污其灵魂。

“治安小信息员”是个非常馊的政治主意，却形成通知经由学校发给班主任。这在全球的确不可思议，从公安到教育，各部门都“井水不犯河水”的各司其职，绝不可能呈现出这种政治洪水泛滥成灾而井、河不分的事情。可这事却在党中国真切的出现了。其实质是什么？苏哥说得好：“要求中小学生充当“治安小信息员”，这是将一张白纸变成一张草纸，可能会将一位人格健全的孩子变成一个猥琐告密者的做法。”说明确些，这是“党的领导”体制下，“以红头文件治国”所致的“红祸”：从土改、镇反到文革、六四一脉相承的，通过军警强权介入后群众斗群众运动所酿造的血色浪漫——流血、红旗、文件治国的灾祸——告密普及却可以在出现灾祸之后以文章、小说、影视美化为新中国的可爱的人和可爱的事。为什么这么说？这如同《血色浪漫》这部电视剧美化残酷无情的知青运动一样。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治安小信息员”在实践中会出现怎样的血腥，但却可以通过《红孩子》、《鸡毛信》、《刘胡兰》、《闪闪的红星》预测到孩子的血将会被玩味。

“治安小信息员”这个通知很坏，却无所阻碍发出，还在《法制日报》上作了正面报道，其文化渊源是什么？一追溯这个文化渊源，我这个曾经马列化的头脑会习惯性地就想到了“新中国”告诉我们的封建特务文化（宦官、锦衣卫、东西厂），还想到了曾经读过的金庸武侠小说里的卧底侠客。但所谓封建特务文化不过是党文化塞进我们的头脑的“党祸”：将中国君主仁政败坏时代的宫廷斗争，以文化教育的方式普及到全民，成为群众斗争魔法或妖术所致的告密文化，致使全民夫妻、父子、母女之间的血缘亲情都受到玷污，人人为近敌；全国成了敌营，人人都在打谍战，不敢信任。学校也不例外。做过老师和班干部的人都知道，班长、组长等人在学校里普遍都是班主任的信息员，积极“汇报”同学问题，包括悄悄话和恋爱的事，及时和积极地作报告的学生，班主任将会给他/她先戴上红领巾、团徽，带他们在红旗下宣誓——盖上《圣经•启示录》里所说大红龙所授予的兽印。好孩子就是这样被魔炼成了“党的孩子”，什么密都告，包括告密爱自己的父母和关心自己的老师。如此培养告密者的党文化，我们该如何对待？

要求中小学生充当“治安小信息员”的做法，应该废止，立即！马上！可虽然话说应该，却非常不容易做到。这在正常的社会里不可思议的事，可在我们身陷党文化中的人来看，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中小学生以“治安小信息员”身份参与反校园暴力的做法，虽然家长和老师都不会主动或自发的要求自己的孩子和学生这样去做。但一旦这通过党的红头文件从上面下达，大多数人都会执行的，除了有胳膊拎不过大腿的无奈，更多的是被真切当成自己必须“爱党爱国”的政治操守和新中国的道德情操来遵守。我们这些曾经的共产主义接班人，就这样在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下不以告密为耻辱，以参与红头文件治国——听党的话，跟党走——为荣。遏制校园暴力，应来自教育及公安部门教师和警察的职业道德和能力。可如果我们不自觉从“坚持党的领导”和“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各现职党的领导人的政策的指示下的党文化灌输下的思维模式里跳出来，教师和警察就不会清晰认识到这是个培养告密者的严重问题，就会被推波助澜为大祸害。

清除党文化，远离共产党，从自身做起，这是我们告别告密红祸的切实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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