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子專欄】黨中國為何會把中小學生培養成告密者？

據3月17日《法制日報》報導：近日，昆明市有關部門下發通知，要求市內所有學校的班主任在班上發展2至3名「治安小信息員」，收集校園暴力、侵財犯罪、手機網路淫穢傳播、校園周邊交通秩序、學校周邊不良青少年活動情況等信息，以供公安機構與教育部門全面掌握校園動態。

《凱迪網路•貓眼看人》蘇哥傳貼後套劉謙的名言發感慨：這真是不可思議。放眼全球，還從未聽說中小學生要為公安部門服務，充當什麼「治安小信息員」的先例。為何蘇哥說在全球這都不可思議？蘇哥是這樣說的：「如果國外，這必將是一個大醜聞；要組織中小學生充當警察的線人，那家長們會去向警局興師問罪的。」 蘇哥用的是兩個假言命題，缺乏論證，所說「不可思議」還不成立。

但蘇哥接著指出：「要求中小學生充當線人，既不合理，更不合法。」這給予了有理有據的論證：首先，中小學生沒有義務為公安部門充當線人。做線人的梁朝偉在《無間道》中可以說：對不起，我是一個警察——以示臥底警察的職責。做線人的中小學生不可以說：對不起，我是一個治安小信息員——因為作為未成年人的中小學生，沒有義務或職責去為警察充當「治安小信息員」。偶然遭遇校園暴力、侵財犯罪等行為時，中小學生有義務報警，卻無「報告警察」的職責。其次，公安部門或教育部門沒有權力要求未成年人為其充當線人，如果這麼要求，至少違反《未成年人保護法》的第五條及第三十八條。根據法文，任何個人或組織都無權招用未成年人從事有危險性的工作。而「治安小信息員」要干的工作，尤其收集學校周邊不良青少年的活動信息，一旦被發現而被報復，責任誰承擔？

蘇哥論證分析之後指出：要求中小學生充當線人，是將交通、公安部門公職人員的職責，強加於未成年人。一針見血啊，卻在黨中國實實在在出現了，這反映出什麼問題？反映出黨中國公務員存在嚴重失職的問題和濫用公權力的強橫。第一，交警和公安職責意識極差，才會有求於中小學校的學生，只有職務能力極低、尚不具備成年職員的辦事能力的人才會這樣偷懶。第二，交警和公安是在嚴重侵犯中小學生純潔、玩樂的「天賦人權」，不僅會佔用「線人」學生的學業時間，而且確實如同蘇哥所說，會造成「治安小信息員」精神的「污染」，把他們不負責任的推入不良行為的孩子群的「猜忌、不信任和怨懟」中，玷污其靈魂。

「治安小信息員」是個非常餿的政治主意，卻形成通知經由學校發給班主任。這在全球的確不可思議，從公安到教育，各部門都「井水不犯河水」的各司其職，絕不可能呈現出這種政治洪水氾濫成災而井、河不分的事情。可這事卻在黨中國真切的出現了。其實質是什麼？蘇哥說得好：「要求中小學生充當「治安小信息員」，這是將一張白紙變成一張草紙，可能會將一位人格健全的孩子變成一個猥瑣告密者的做法。」說明確些，這是「黨的領導」體制下，「以紅頭文件治國」所致的「紅禍」：從土改、鎮反到文革、六四一脈相承的，通過軍警強權介入後群眾鬥群眾運動所釀造的血色浪漫——流血、紅旗、文件治國的災禍——告密普及卻可以在出現災禍之後以文章、小說、影視美化為新中國的可愛的人和可愛的事。為什麼這麼說？這如同《血色浪漫》這部電視劇美化殘酷無情的知青運動一樣。我們現在還不知道「治安小信息員」在實踐中會出現怎樣的血腥，但卻可以通過《紅孩子》、《雞毛信》、《劉胡蘭》、《閃閃的紅星》預測到孩子的血將會被玩味。

「治安小信息員」這個通知很壞，卻無所阻礙發出，還在《法制日報》上作了正面報導，其文化淵源是什麼？一追溯這個文化淵源，我這個曾經馬列化的頭腦會習慣性地就想到了「新中國」告訴我們的封建特務文化（宦官、錦衣衛、東西廠），還想到了曾經讀過的金庸武俠小說裡的臥底俠客。但所謂封建特務文化不過是黨文化塞進我們的頭腦的「黨禍」：將中國君主仁政敗壞時代的宮廷鬥爭，以文化教育的方式普及到全民，成為群眾鬥爭魔法或妖術所致的告密文化，致使全民夫妻、父子、母女之間的血緣親情都受到玷污，人人為近敵；全國成了敵營，人人都在打諜戰，不敢信任。學校也不例外。做過老師和班幹部的人都知道，班長、組長等人在學校裡普遍都是班主任的信息員，積極「匯報」同學問題，包括悄悄話和戀愛的事，及時和積極地作報告的學生，班主任將會給他/她先戴上紅領巾、團徽，帶他們在紅旗下宣誓——蓋上《聖經•啟示錄》裡所說大紅龍所授予的獸印。好孩子就是這樣被魔煉成了「黨的孩子」，什麼密都告，包括告密愛自己的父母和關心自己的老師。如此培養告密者的黨文化，我們該如何對待？

要求中小學生充當「治安小信息員」的做法，應該廢止，立即！馬上！可雖然話說應該，卻非常不容易做到。這在正常的社會裏不可思議的事，可在我們身陷黨文化中的人來看，這沒什麼大不了的。中小學生以「治安小信息員」身份參與反校園暴力的做法，雖然家長和老師都不會主動或自發的要求自己的孩子和學生這樣去做。但一旦這通過黨的紅頭文件從上面下達，大多數人都會執行的，除了有胳膊拎不過大腿的無奈，更多的是被真切當成自己必須「愛黨愛國」的政治操守和新中國的道德情操來遵守。我們這些曾經的共產主義接班人，就這樣在共產主義道德教育下不以告密為恥辱，以參與紅頭文件治國——聽黨的話，跟黨走——為榮。遏制校園暴力，應來自教育及公安部門教師和警察的職業道德和能力。可如果我們不自覺從「堅持黨的領導」和「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以及各現職黨的領導人的政策的指示下的黨文化灌輸下的思維模式裡跳出來，教師和警察就不會清晰認識到這是個培養告密者的嚴重問題，就會被推波助瀾為大禍害。

清除黨文化，遠離共產黨，從自身做起，這是我們告別告密紅禍的切實路徑。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