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在二月十六号报导了一个消息，说是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在《求是》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刊登在《求是》杂志二零一零年第四期。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做《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这篇文章的中心目的，就是要把矛盾化解在中国共产党所统治的基层单位。他要求要努力做到对社会矛盾化解方法，要做到放在基层去解决。基层指的是：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镇，矛盾不上交。也就是说在全国一年有十万起群众奋起维权抗暴的这些群体事件，通通要化解到乡、村，不上他们上交到省、县、市、中央。这是共产党希望由基层的官员来解救共产党所制造的社会矛盾，以及挽救共产党要走向灭亡的命运。这是他的一个中心思想。
那么我们现在来分析一下什么是社会矛盾？他这篇文章里没有提到哪些社会矛盾。那我们现在分析一下何为中国当今的社会矛盾呢？在我看来，中国当今的社会矛盾有以下几大类：
首先，社会财富分配严重的不均。现今中共政权是垄断买办资产阶级当政，他们特别照顾和关怀中共高官、太子党、大企业家、银行金融的企业主；而刻意剥夺工人、农民、农民工、退伍转业官兵、农村教师和城市贫民等等的中国民众。而占全国总人工百分之零点三的人口，窃取了全国百分之七十的财富。这样的话，各位听众你们想想看，全国民众能够不奋起而反抗吗？因为这些财富并不是那百分之零点三的人所创造的，而是全国的民众，其中尤其是受了残酷剥削的工人、农民、农民工所创造的，他们被掠夺而占据了。
第二个社会大矛盾，是中国的蜗居和蚁族这种现象的发生。也就是说有百分之八十五的中国居民，他们收入低下，没有能力购买住房。所以说中国的蜗居现象是中国房地产政策的必然结果。
第三，中国有十五亿人口，居然造成了没有钱看病的现象。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农民没钱看病，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中国居民没有钱住医院治病，这种现象就是在中国发生。中国常常嘲笑印度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可是印度他们却实行全国的公费医疗，当然也有一部分私费医疗去满足那些有钱人的高品质的医疗，看病、治病。可是印度政府能够把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民众有公费医疗承担起来，中国共产党统治底下却做不到。
第四，中国的生态环境恶化。这个社会矛盾非常的大。四分之三的中国大地上的水源被有毒物质污染，而不能够饮用这些水。沿海城市发展重化工业，毒化居民生活和生存环境，产生大量的癌症村、癌症乡、癌症县。城市垃圾堆积成山，中共地方官员毫不关心。他们唯一关心的就是怎么样去掌控权力，去贪污腐败。
第五，暴力强拆，抢夺民间财产。中共国务院在二零零一年六月六日颁布了一个拆迁条例，允许中共下层官员抢夺百姓房地财产。造成了千万户的冤民上访抗议。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十三日，四川成都金牛区唐富珍这位女士，维护自家楼房，自焚抗议事件。在唐富珍女士为了维护自家楼房自焚抗议以后，中共地方官员还对唐富珍女士一家，既掠夺了他们的财产，又加他们一个罪名叫做“暴力抗法”，说他们是用暴力对抗共产党这些官员们执行法律的行为。这是非常令人愤恨，引起了全国民众的抗议。这些是共产党所制造的社会矛盾。
第六，教育不公平，歧视中国农村教育。对服务于城市的农民工子女的教育不公平，对太子党和富豪们的子女们特别优惠，特别优待。把中国有限的教育资金投放到城市，又投放到重点中学、重点小学，培养精英，为共产党服务。
第七，中国公民的言论自由和知情权被剥夺了。将近四亿的网民被剥夺上网的权利，打压网民自由言论，中国民众生活的没有尊严感和幸福感。
第八，打压宗教和信仰团体。中共镇压法轮功超过了十年。六十年来中共从来没有放松过对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歧视、打压和镇压。近年来，加剧对地下教会的迫害和镇压。
第九，通货膨胀加剧。中共政权的上下大大小小的官员，他们是以追逐利益为目的，以GDP数据为中心的经济生产模式，就是不断的、反复的制造了通货膨胀，使得物价高涨。其中最明显的，房价急剧高涨，民生衣食住行种种物价都在上涨，因为什么？他们为了GDP的上升，拼命扩大投资，扩大银行贷款，大批的资金流入到金融、房地产，结果造成货币贬值，这个社会矛盾你能够一个乡村去解决吗？解决不了。
第十，失业率居高不下。近年来，中共当局大肆推行我进民退的政策，对占据国民生产百分之六十的民营中、小型企业，采取的是歧视、围攻、掠夺、封杀等等的政策手段。消灭民营企业，壮大国有企业。由此造成失业人口急剧上升。
第十一，民众仇恨贪官污吏。杨佳和邓玉娇，反抗暴政的典型，民众掀起了维权抗暴运动。每年在全国范围内，有高达超过十万起的群体维权抗暴事件的发生。
第十二，中共政权已经达到了无官不贪的地步，裸官成风，什么是裸官？就把自己的老婆、小孩都送到海外，就一个人在里边当官，随时准备逃跑。身上有几个护照，把所有贪的钱，通过各种手段运到了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欧洲，层次最低的跑到了泰国和东南亚。
现在网上正在讨论的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一个题目，就说中国最大的犯罪群体是谁呢？是中共官员和公务员。这是和全世界界各国的典型的一种例子。世界各国的官员和公务员，应该是在全体居民中间是最廉洁，最有信誉、最公平、最公义、正义的一批人群。而中国正好相反，共产党统治的中国，最大的犯罪集团就是中共官员和公务员。
那么我们看看中共官员他们自己怎么评价他们自己的呢？在二零零三年二月，在国务院第四次廉政工作会议上，中共前纪检委书记尉健行公布了一项对担任现职的中共中央各部委党委书记，政府有两百多名正副省级部级干部的工作作风、干群关系等三项指标调查的结果，其中中央部委的正、副职干部，好的和比较好的只占百分之十五；坏的和最坏的高达百分之三十，两倍。而省一级党政正、副职干部，好的和比较好的只有百分之八，坏的和最坏的占到了百分之六十，几乎是八倍。二零零三年二月，在国务院第四次廉政工作会议上，国务院前总理朱熔基讲话，他说：高层领导几乎全都烂光了。这是共产党他们自己的评价。
我现在已经列出了上面十几项社会矛盾大的分类。我们讲社会矛盾出现，有因果关系，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些矛盾呢？造成这些现象呢？在我看来，上述的社会矛盾产生的根源来自于中共政权强加于中国民众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和文化制度，来自于中共政权的法律、条例、法规、政策，来自于中共政权官员们贪得无厌，无所不用其极的这些原因。
上述社会矛盾是制度结构型的，不是周永康一篇文章或者一个指令，或者是要下层官员去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等等可以解决的。中共政权制造的社会矛盾已经病入膏肓和绝症阶段。妄想由中共政权的低级下层官员来承担救亡责任，救共产党死亡的责任，这是白日做梦。周永康一文正说明了中共政权面临绝境和死路一条的现状的写照。周永康身为中共高官，享受着厚禄，制造社会矛盾的始作俑者，却不敢承担责任，要把责任推向下层官员，实为文过筛非，是没有担当的小人物。
那么怎么解决这些社会矛盾呢？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些矛盾，只有从制度上、结构上来彻底改变，就是说要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文化制度上进行彻底的改变。也就是说要结束共产党的专政，要解体中共，要重新建设一个自由、民主、人权、法制、共和、宪政的一个新的中国。那么这些社会矛盾才能真正彻底的从根源上消除。否则的话，周永康写这样的文章，他企图要下级官员去承担责任，去救共产党死亡的道路，那就是白日做梦。
不仅如此，周永康这篇文章使人们更看清楚中共是那么样的腐败，那么的不敢承担责任。所以这篇文章只能够加速共产党的死亡，而不会来挽救共产党死亡的命运。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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