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写作对我来说具有使命一样的意义，我如果一生没有写出这些善良人的苦难，那么我一定会难以瞑目。今天写出来的，只是我内心一小部分悲哀。
我们这些年的所谓体制内创作，是缺少悲愤元素的文字，这是很让这个时代的文坛应该感到可耻的现象。
如果一个经历了那个时代的作家，对此没有感觉，没有内心深处的耿耿于怀，那就是堕落。因为他没有关心国人的苦难。
仅仅虚构一些与现实无关痛痒的所谓纯艺术，也是不够的；因为在痛苦的大地上，你作为文学的实践者，你应该走在前面去引领，去祛魅——六十年来由谎言组成的历史，应该由我们去揭破，去还原。
但是文学的发生之初，不是要竞技想象力，而是要追求真善美，鞭笞现实的黑暗。诗经以来的中国伟大文学的传统，一定是吊民伐罪。
蓝记者 【媒体，下同】
采访你我有些害怕，怕自己不能做好访问
这是心理上的恐惧。不谈了，开始吧
什么时候获悉自己获奖的？先谈一下这本书参展，获奖的情况
天下客 【野夫，下同】
我一周前从台湾的南方家园出版公司电话听说，我的散文集《江上的母亲》已经入围台北2010国际书展大奖，当时认为入围已是幸事，我并未抱有获奖希望。直到昨天下午接到他们的正式电邮，通知我已经获得大奖，我实在感到意外。因为今年有龙应台先生的《大江大海1949》，有王鼎钧的《文学江湖》，甚至还有张爱玲的《小团圆》，这些都是我景仰的人与书，因此，我认为区区如我这样的未名作家，应该不会得到彼岸的重视。在此岸，当然更无可能。呵呵
蓝记者
你很有名的啊，很多人喜欢你，跟我谈起你 。
天下客
这肯定是过奖。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网络作者，一个大陆常说的自由撰稿人。在本书出版之前，没有在自己的祖国出版过任何书籍。我的写作，也只是近几年的事情，多数文章，都只是在自己的博客上随便贴出。这样的人，怎么能说有名呢？更何况我对体制内的所谓名利，一向淡漠，真正知道我写文章的人，都很少的。甚至很多多年的老友，在网上看了野夫的文章，会来问——这个野夫就是你吗？他们多数时候，觉得我就是个吃喝玩乐的主儿，从未想过我还是个可以码字的人。你所说的名，只是这两年，因为参与了一些公共话题的议论，又说出了一些自己的隐秘往事，揭发了一些奸邪名流，因而在网络上被少数朋友所知道而已。
蓝记者
知道自己获奖，还是第一个大陆作家，有什么感受？
天下客
知道获奖，当然是很高兴的事情。虽然此前在大陆也获得过，但这些都是纯粹民间的一种鼓励。而台北这个国际书展大奖，算是一个较为重要的奖项。这个书展已经主办了十几届，据说是亚洲第一大、全球第四大的书展，能在这样的地方获奖，当然我会感到荣耀。更何况本届入围的书和作家，多是很有竞争力的。我能胜出，而且据说是第一个大陆作家，就人的基本虚荣来说，都会因此开怀一笑，况乎是在新年的一刻。我倒是遗憾，龙应台先生那本书竟然落选，这会让我略感惭愧。
蓝记者
你的朋友谈起你时，说你早该获奖，被更多的人认可。这本书为何没有在大陆出版？你作为前书商先生？有无找过出版社？他们什么态度？
天下客
我这本书，原本就是想在大陆祖国出版的。最初找过几家出版社和书商朋友，因为我就是干过这一行的人，他们的回答是肯定难以通过审查，另外也担心发行量，即便是广西师大出版社这样的名社，也怀疑没有读者而放弃了本书。更多的是担心出来之后被封杀，造成损失。
当然也有出版社表示兴趣，但是说要删节很多，而我觉得那样，会很辜负自己，也愧对那些无辜的亡灵，因此就暂时作罢了。但是，我最终相信，还是会有大陆的出版社敢于出版的，因为我自认为拙著还是好书，是让人读了能感动能深思的书，不是那些印刷垃圾。
蓝记者
为什么分为尘世和挽歌两部分？什么寓意？
天下客
《尘世挽歌》----是我原来自己的命名。因为我的前半部分是写的那些已经逝去的亲人长辈和朋友，所以叫挽歌。后半部分是写的还活着的一些朋辈和我自己的一些生活，所以叫尘世。但是台湾版考虑到我的散文名篇《江上的母亲》可能更吸引人，就改用了这个书名。香港版在增加一些文章之后，也没有采用我原来的书名，改成了《拍剑东来还旧仇》。只有大陆的网络读者，还记得我原来的书名，如果以后在大陆能出版，我还是希望恢复原来的命名。
蓝记者
听说你从小文学天赋极好，做过教师，警察，坐过牢，当过书商，怎么突然写起散文来了？
天下客
写散文于我而言，并非突然。我很小立志想要做的，就是作家。80年代的文学大潮时，我就是那个时代的先锋文学青年。只是我一贯采取的是体制外写作，不投稿，没有太多兴趣在官方杂志发表，因此一直默默无闻。其实，写作对别人也许是功利，对我确实具有使命一般的意义。但是命运往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于是，我干过了很多奇怪的职业。直到三年前，才真正放弃一切，重新回来做我的写作梦。
蓝记者
为什么会在三年前？你的创作动机是什么？你还干过啥子奇怪的职业？
天下客
我的创作动机和写作，应该说始于从小就有的被迫害意识。当我经历了那么多稀奇古怪的命运之后，更加感到我如果一生没有写出这些善良人的苦难，那么我一定会难以瞑目。写作是一种对历史的记录，历史是为了人类社会的进化。只有将这些事情记录公布并流传后世，我们才可能规避各种悲剧再发生。
我干过教师，教研员，党委宣传干事，诗人，警察，卷烟厂设备采购员，书商，编辑，编剧等。还做过很多小生意，呵呵，都赔得血本无归。还卖过衣服，印过名片，做过油炸早点卖，摆过书摊，还合伙开过挖沙的厂，哈哈。
写作是一种反抗，既是对自己内心黑暗的反抗，也是对社会邪恶的反抗。没有真实的写作基础，没有对时代的批判意识，没有对自由的基本渴望，那样的写作，在我看来毫无意义一钱不值。
三年前，我突然厌倦了在京都的小商人生活，也厌倦了那种争吵的私人生活，突然决定放弃一切离开北京。不经商了对于我们而言，就没有了生活保障，于是想到还是回归写作吧，因为在这个时代，至少像写电视剧这样的商业写作，还是可以养命的。但是，养命并非我写作的目的，我内心耿耿的还是要写自己所阅历的人和事，只有那些东西，才是真正有价值，值得自己去写的。于是，我成为了一个靠商业写作来维持自己的个性写作的自由写作者。
蓝记者
在《地主之殇》中，你讲到了祖父被化为地主成分后被批斗至死，大伯二伯的妻子一夜之间双双上吊。这些历史是如何了解到的？在那个时代是不是一个普遍现象？您了解家族的这段历史花了多少时间？三代人的命运，祖父辈的应该是最不熟悉的，但你写得身临其境，我很好奇。
天下客
关于父亲家族的历史，反而是在家父去世之后我才渐渐了解的。他走的时候，我还在坐牢，没有机会讲述他的悲苦内心，他死后，我被许可在警察陪同下赶回去奔丧，第一次见到了他那个深山家族的许多亲戚晚辈，他们开始向我哭诉这些可怕的往事。之后的2004年，我为了完成家父的遗愿，赶回深山为祖父被抛尸的那个天坑修墓立碑，又调查了很多家族的历史。也因此我开始研究土改的来历和各种民间记录，终于写出了《地主之殇》。
蓝记者
知道这些历史后，内心是什么样的感受？
天下客
整个土改运动，事实上是摧毁了整个中华民族的道统，彻底地消灭了维持民间礼俗秩序的乡绅阶级。这个后遗症十分恐惧。虽然是家族的灭门惨祸，在几十年之后来看，愤怒已经不是主要的了，毕竟那些长辈，是我们这一代不熟悉的。但是，我内心感到惊恐的是，我们这个民族从此走上了一条残忍之路。以后若干年的残忍运动和事件，都是从那里发源的。如果一个政权的建立，完全依靠对国民的残忍来实现，那么其合法性就永远得不到实现。同时也难以想象，家父这样身负毁家之痛的共产党员革命干部，那得需要怎样的隐忍压抑，才能战战兢兢地走完他的一生啊。人子之心，是人皆有，杀父之仇，他是怎样化为内心沉默的块垒的呢？我无法起问他于九泉，但是，我只要想到他的心灵苦难，就难过，我时常喝酒大醉之后痛哭嚎啕，无法克制的愤懑。
蓝记者
你好朋友经常跟我说你有孤苦。
天下客
父母的命运都很奇特，身边一些亲人朋友的事迹遭遇，也很奇特。写完了母亲的死，自然就要写其他的。事实上，今天写出来的这些，还只是我内心中的一小部分悲哀。我们这个时代天生就是一个创造悲剧的时代，而我们时代的文人，多数又都是隐忍的犬儒。那么多的无辜死亡横亘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却只会去写那些纯艺术的虚构作品，那未来如何来鉴定这个时代的正邪呢？
蓝记者
您觉得你妈妈的个性和经历对你的成长有多大的影响？也包括父亲的个性
天下客
母亲的自沉失踪，是我今生一定要写的。但是每次拿起笔，就只剩下哭泣和茫然，不敢写，不敢触碰这个话题。恰好她离开十年的时候，一个朋友约稿，要我写母爱方面的一篇文字。于是我决定写了，用了整整一天一夜，写完哭完，像害了一场重病，次日在沙发上躺了一整天。感觉似乎用尽了一生的气力。我理解古人所说的呕心沥血，是什么感觉了。家慈是一个国军少将的女儿，遗传的血统一定有军人的刚烈，坚强和执拗。她整个的成长，又是处处被打压，被遗弃，因此就很反叛，很决绝了。这些性格元素，在我的一生中，感觉也都存在
而家父又是一个古代称为蛮族的后裔，从地主少爷到剿匪英雄，他属于胆子很大那种人，年轻的时候也亲手杀过人。即便在文革中挨打，游街批斗，他都没有软弱过。我很少见到他的悲伤，直到晚年我坐牢之后，我才发现他竟然是那么感情丰富的一个老人，经常我们父子会见的时候，都抱头痛哭一场。我的反叛，坚强和情感丰富，都来自于他们。
蓝记者
谈谈八九六四对你的影响。你们那一代人受到八九的影响，对这个国家、民族、人民有着奇特的感情，有一股忧愤之气，在您的文中很明显。您怎么看这一代人在中国的遭遇？
天下客
可以说，在惨案之前，我作为革干子弟，作为党委政府甚至警局的干员，我都应该算是体制的受益人和维护者——虽然我坚持不入党，也经常批判地看待体制，但是，我并未站到对立面去。
但是，当血案发生之后，我立即转变了立场。我次日即宣布退出警界，写辞职书公开抗议当局暴行。之后更是选择了参与营救朋辈，以至于最后被老一代“倒钩”采取钓鱼执法，把我送进了牢狱。如果说命运，就是这样因为八九而改变的。
蓝记者
可是在一般人看来，这很像是青年时期的盲目冲动和热情
天下客
但是深层次地来看，我的悲剧既是社会悲剧带来的，但是更多的还是自己的性格悲剧。如果没有性格的成因，那我完全可以继续混在官场，那也许今天领导那些警察和密探的，说不定就是我呢，呵呵。
对很多死于大街的学生来说，也许不免冲动。但是你不要忽略，当我宣誓辞职的时候，是在两个大学毕业且工作了多年之后，而且，那时的我一直很冷静地在旁观，这个在我的文章《革命时期的浪漫》中可以看到。况且我是警察，我岂能不知道辞职并且站在反对立场的后果。我之所以还是坚持辞职，是因为我有羞耻感，继续做鹰犬甚至刽子手，我会愧对良知。这是我当时就有的很理性的认识。但是中国人很多都是不畏惧天良的，他们只要自己好过，怎样做都不会觉得内疚，不觉得负罪，而我是一个很怕负罪的人。这在我今天的为人处世之中，依旧保持着这一德性。
如果说六四对我创作的影响，我认为它提供了悲剧性元素，提供了一生耿耿于怀的悲愤。我们这些年的所谓体制内创作，是缺少悲愤元素的文字，这是很让这个时代的文坛应该感到可耻的现象。
蓝记者
你想过你当时这样选择，对你家人的伤害吗？
天下客
家人都是普通的善良人，受伤感和埋怨批评怎么会没有呢？我们不是《红灯记》那种虚构的革命世家，祖孙三代都要打敌人那种，那是红朝才有的虚伪。
蓝记者
怎么看八九那一代人的遭遇？
天下客
八九年是一个时代的分水岭。在那之前，几乎所有人都是充满着理想主义，对执政党也多数充满了信任和期望，认为国家将会从此真正走向改革开放。但是六四打破了这种梦想和幻觉。虽然镇压牺牲的只是一部分人，但是整个国民对执政党彻底失望了。这个政党的合法性再也不存在了。
蓝记者
你认为那一年对中国作家的影响是什么？
天下客
那一年，很多的优秀青年被判刑流放开除，人生命运彻底改变，这成为了一代人的心结。如果一个经历了那个时代的作家，对此没有感觉，没有内心深处的耿耿于怀，那就是堕落。因为他没有关心国人的苦难。
蓝记者
从六十年的历史来看，你觉得中国作家有没有一种使命感？ 这种使命感和纯文学的创作是什么关系？
天下客
在中国，有使命感的作家知识分子，永远是少数。因为这样的使命感，会带来对自身命运的破坏，会影响他在这个可耻的时代的功名利禄。纵观全人类，伟大的文学，一定要担负道义，道义就是你作为一个作家的使命感。没有使命感的写作，固然可以被组织命名为作家甚至成为作协主席，但是，那不是真正伟大的文学，因为他注定将被未来的时代所淘汰。
凡是自觉要肩负使命的写作，必然要导致独裁者的敌视。也因此，你会失去生荣，但是，你会获得至高无上的哀荣。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的子孙会铭记你曾经做过的一切，你写过的文字，还将在这个世界流传。
蓝记者
道义，担负什么样的道义？
天下客
道义是无需解释的。道义就是真理，是道路，是生命人类最伟大的共同价值观。
蓝记者
你认为中国这样的社会，作家应揭露历史，还原丑恶？这方面有一些作品，如定西孤儿，57年的一些回忆，文革方面的书，但很难讲是文学。你的意思是作家应该实践这些价值观？用他对世界独特的体验？用他的独特表达？中国这样个社会，对苦难以及邪恶完全没有揭露的国度，你觉得你的文字的价值在哪里？
天下客
在中国的此刻，有道义的作家，最低标准来说，不会去含泪劝告，不会去写纵做鬼也幸福。其次是，仅仅虚构一些与现实无关痛痒的所谓纯艺术，也是不够的。因为在痛苦的大地上，你作为文学的实践者，应该走在前面去引领，去祛魅——六十年来由谎言组成的历史，应该由我们去揭破，去还原。
蓝记者
但是道义和文学的想象力如何结合起来呢？
天下客
想象力本质上说，只是文学的基本功。幼儿园的孩子都有自己的想象力，都能写出让成年人匪夷所思的文字。但是文学的发生之初，不是要竞技想象力，而是要追求真善美，鞭笞现实的黑暗。诗经以来的中国伟大文学的传统，一定是吊民伐罪。当然一个文人可以去写没有正邪是非立场的纯想象作品，去像夜莺一样为个体的爱情哭泣。但是在这个时代，当你还没有完成安徒生笔下一个孩子的真诚教育之时，也就是你还不敢做一个真人的时候，你绝不可能是大善的，更不可能是美的。
蓝记者
但是我觉得这样很危险。中国文人的传统就是自以为是道德楷模，教育老百姓。不真诚是中国文人的特点，包括当代中国作家。我觉得你们那一代人多数似乎被痛苦吓怕了，不敢全然深入到痛苦之中。不仅仅是外在的言论禁锢，而是内在的力量感的缺失。你是个例外。
天下客
更多的人是像那个古代的贾桂——习惯了跪着。极权培养训练了多数文人的奴性。迅翁嘲笑过的，连造反，都是要跪着造反。文人的奴性，就是即便是在写作创作，都像是在进言，在为统治者考虑他的进退尺度。而我，因为写作完全无需考虑在这个时代的发表，也不依靠它来换取独裁者赏赐的功名利禄，于是就可以随心所欲而已。我们的探讨，就暂时到此为止吧。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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