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习胡风反党材料时，对胡风的观点和他指出的弊端，其他知识分子也有同感。批判胡风使知识分子都在内心感到惴惴不安，尤其是正在学习着 "胡风反党集团材料"，就把他又升级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造成紧张的氛围，使空气越来越压迫人。在报上就有人（如果不是时间长了，我记错了，我好像记得是魏建功教授）曾公开提出，对待胡风问题，党显得没有"雅量"。美学家吕荧先生为胡风仗义执言，曾惊动了当时的舆论，所以这一点我的印象是很深刻的。他说："我们批评、帮助胡风是应该的，但他不是反革命，他所写的都不过是文艺问题上的讨论......"吕荧把郁积在心头的话说出来了，郭沫若粗暴地停止他的发言。这就说明，迫害胡风，不得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人心。另外，材料的来源大都是来自私人间的通信，这也不够正大光明，甚至是违法；刚刚宣布的宪法上明文规定要保护私人秘密通信的权利。风声阵阵，风势凶猛，风源来自党中央，当时还不知道是毛泽东的专横断独；树欲静而风不止，风吹树、风满楼，顺延而来的、风起云涌的肃反运动，更造成全国规模的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学校是在1955年的暑期，把教职员工集中起来，对每个人的历史进行逐年逐月的审查。自然少不了的是，要用政策攻心："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者将功折罪，立大功者受奖。"学文件告一段落后，就开始坦白交代。这是解放后每次"洗脑筋"学习都有如此的一个程序，大家也就习以为常，不料，这次坦白交代好像是提审一样：交代的人给大家面前一站，尚未开言，下面的人就是一阵乒哩乓啷、拍桌子声浪骤起，并随之十犬吠声地大声嚎叫："说！说！老实交代！""他要是狡猾抵赖，能让他滑过去不能？" "不能！"口号声像炸雷，让人惊心动魄。这是党预先彩排过的、唆使积极分子们表演的、很类似于起于宋朝的那个打"杀威棒"的玩意儿。
过去退裤子、割尾巴，虽也是张牙舞爪、声色疾厉、落井下石，罗致罪名、扣大帽子、侮辱人格，让你痛不欲生，但毕竟还是君子动口不动手，不像这次上来就是文武带打。无怪乎有一些人被吓懵了，经不起"党的考验"，走上了"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畏罪自杀"的道路。
老教师历史自然要复杂些，他们受的罪可就大了。只用想想，就象我，肃反时22岁，解放时16岁，一，没参加过国民党；二，没参加过三青团；三是军政警（察）特（务）宪（兵）宗教会道门全不沾边；可以说就是一个单纯的中学生。就这，还硬要肃我的反。怕我"畏罪"自杀，一举一动都有人监督，都有人跟踪。运动过后我发现房间（住室，也是办公室，叫做"寝办合一"）翻腾得乱七八糟，尤其是信件，都大张着口向我诉说惊魂落魄的遭遇。原来是他们偷偷别开我的房门、进行了大搜查。就这样对我的心理、生理、生存空间折腾了一个暑期。尘埃落定，有的人被送进监狱继续审查；有的审查一年半载就出来了，有的判了徒刑，据我所知，如果自杀不算，在狱中折磨死不算，倒的确是"一个不杀"。我是什么问题都没有被查出，党是什么说法都没有给我。要说是虚惊一场，可也不"虚"：给了我很严重的精神刺激，让我的头发星罗棋布地呈铜钱状的蜕光，医学上叫"斑秃"；身上出现一道道血印迹，医学上叫"神经性皮炎"，奇痒难忍。我也曾自杀过，当水果刀划破脖颈的皮肤、要捅进气管的时候，我动摇了。倒不是怕疼或怕死，是想起父亲是国军团长、战场阵亡，留下我的母亲、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全靠我养家糊口。我不能死啊！可是，一旦跟共产党扯上秧，就没有个拉倒，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因为对肃反不满，再停二年，我就被划右派了，又经历了一次九死一生的苦难历程。
我没有死，和那些别的幸存下来的人们一样，虽没死也给蜕了一层皮。但有的却死得很悲惨，那位老教师之死，让我想起来至今心有余痛。我们到人民大戏院，听过市委王部长作肃反阶段性总结（到此，"坦白交代阶段"过去，再往下，就转入"互相检举揭发"的阶段了）的大报告，排着队回校，天气特别炎热，路边一个卖西瓜的，拿着一把破荷叶扇子驱赶着苍蝇，扯着嗓门燥喊："沙瓤西瓜！不沙不甜不要钱！"老先生冷不防拿起人家的西瓜刀，迎着强烈的阳光明晃晃地一闪，队伍哗地散乱，"他要行凶杀人罗！"实际上，他不是要行凶杀人，而是刀快脖子长，挥刀自刎。我那时候就想，人真是被逼得没有一点点办法，他已经把自己没有的罪行都揽到自己身上了，还说他不老实，还要警告他："你别妄想蒙混过关！"人间啊人间！这成了什么人间！但凡有一点点办法、有一步挪移，他也不肯走到"自杀"这一地步。自己一死、一了百了，可是，谁无父母、兄弟姊妹、夫妻儿女呢？撇下这堆可怜虫，老的老、小的小，他们将怎样打发今后不光是凄凄惨惨、还要被人逼迫着与你划清界限的岁月啊？而且今后一旦发现他对什么有不满意的表示时，就会说他"对党有杀父（或母、兄、弟、姊、妹、夫、妻、儿、女）之仇！" 不由得他耳畔不频频响起、本市刚刚上演过的《白毛女》中杨白劳的唱词："我哪里走？哪里逃？哪里有我的路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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