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波恩大学教授、知名的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曾因对中国当代文学和作家公开批评引发争论。现又因在德国媒体批评中国诗人贝岭“根本就不是流亡异议人士”，而是“投机取巧、获得好处的人”而再发争议。贝岭则在接受法国广播电台采访时，斥责这位德国教授“不学无术”，是“逐臭之人”。
顾彬上次对中国作家的批评，虽引起轩然大波，但却不同于民众对其他事件的反应。在多数情况下，西方媒体或人士对中国的事情“说三道四”或批评，中国网民往往一面倒强烈反弹，甚至给批评者带上“反华”的政治帽子，一片声讨。但顾彬对中国文学的毫不客气的抨击，不仅没引起强烈反弹，反而很多人喝彩！德国之声引述中国网络上的统计说，相关链接多达21万，“反响巨大”，很多人认为顾彬此说“一针见血”。
为什么中国网民对顾彬这样“文质彬彬”？因为顾彬的很多批评，被认为直指要害，说了真话——
棉棉、卫慧用“身体写作”
对于百年中国文学，顾彬认为，从1949年中共建政后，中国再也没有伟大作家，即使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顾彬也认为其作品很糟糕。顾彬是第一个把高的作品译成德文的研究者。
对于中国近年出现的所谓“美女作家”，如卫慧、棉棉等人的作品，顾彬批评这不是文学，而是“垃圾”，“她们把‘身体写作’混同为文学。”
对于中国轰动一时的姜戎（作家张抗抗的丈夫）写的《狼图腾》，顾彬也毫不客气地指出，对德国人来说，这种肯定狼的本性，是宣扬法西斯主义，“让中国丢脸”。
今年初顾彬在中国南京时，又大声疾呼：“中国当代作家普遍缺乏思想的内在力量，他们的力量都去了哪儿？以前是政治，现在则卖给了市场！”
德国之声报道说，顾彬认为，中国的文学商业化倾向非常严重，这从书的长度就能看出，有些书译成德语长达七、八百页。“作家们不能把作品浓缩到两三百页，因为稿酬是按行计算的。这意味着他们不是为了文学本身，而是为了钱而写作。”
顾彬认为，当代很多中国名家，没有什么思想，语言水平也太低了。很多写作是急就篇，匆忙制造，例如莫言的《生死疲劳》才写了40多天，另一部作品只用了90天；一个德国作家一年才能写出100页来，莫言能在两三个月之内写出800页，从德国的角度看，他很有问题。
金庸已过时，但鲁迅不会
当中国媒体报道说，北京高中语文教材要用金庸的小说《雪山飞狐》取代鲁迅的《阿Q正传》时，顾彬毫不掩饰他的愤怒，这位编译过六卷本德文版《鲁迅选集》的专家认为，鲁迅是二十世纪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伟大作家，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思想家。金庸只是个通俗作品作家，顾彬表示，“对我来说，金庸在写作上代表的是一种退步。”“一百年后我们还会看鲁迅，但是不一定还会看金庸。”
顾彬认为，中国当代一些作家，像莫言、余华、苏童、棉棉、姜戎等，都代表中国通俗作品，而不是语言性非常高。当然，读者有选择自由，“我不反对他们看棉棉、姜戎，但是我自己一辈子都不会看他们的作品。”
对于不少中国作家抱怨，由于中国的检查制度，加上没有好的翻译，所以他们的“杰作”无法打向世界。顾彬认为不是这样，因为“你可以拿到香港或台湾出版”。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如果作品连中文读者感动不了，怎么能归罪于翻译？
应说出别人不想听的事实
顾彬的大胆评论，虽然很受中国网民欢迎，但也有中国作家不愤，认为顾彬是“文化种族主义者”。顾彬则说，“我知道，中国的学者可能又要对我表示失望。我觉得这不重要。德国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曾经说过：一个真正学者的任务就是牺牲他自己。他应该说出别人不想听到的事实。”
这次顾彬公开批评所谓中国流亡作家，又是说出当事人“不想听到的事实”。在不久前的法兰克福书展时，德方迫于中国官方压力，一度取消了包括贝岭在内的两名中国异议作家参加书展会议，结果引至轩然大波。贝岭等名字，被德国媒体不断提到和报道。有评论指出，贝岭获得了和其写作成就不相称的“名声”。贝岭受到德国总统握手交谈的礼遇，在德国几乎成为“名人”。
滑稽的“持不同政见者”
顾彬专门研究中国文学，并翻译了大量中国诗歌，也跟贝岭熟悉。最近他在接受《西德意志报在线》独家专访时表示，“西方对事实并不感兴趣，而是盲目崇拜流亡异议人士。贝岭当时是自愿移居美国的，他根本就不是流亡异议人士。西方也不去调查，只要有人说自己是流亡异议人士，就都信以为真。而贝岭还很会投机取巧，他知道该说什么话来打动德国媒体并获得金钱上的好处。”
早在几年前，顾彬就在“21世纪中国文学的地位”一文中，批评贝岭沽名钓誉。他说，当年贝岭从美国回中国印杂志被抓前，他们在北京见过面，贝岭告诉他，在美国印杂志太贵，在中国便宜。顾彬说，贝岭“决定在北京印刷，是出于经济原因，而不是政治原因”，“这次逮捕是故意找的，因为被捕给他带来了不少好处。全世界的记者，包括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都为这次逮捕而指责中国，把贝岭称为一位有勇气的编辑。”
顾彬批评说，一些居住西方的中国作家，“他们每年都回中国，在大陆出书；可在西方，他们仍然自称‘持不同政见者’。此事在目前已经变得相当滑稽”。但贝岭对法广表示，他没有在中国大陆出书。据媒体报道，是杨炼和马建在中国出书。
顾彬认为，在法兰克福书展上，贝岭造成的轰动效应和西方盲目推崇流亡异议人士有关。但“贝岭不是真正的流亡异议人士，而是一个投机取巧、获得好处的人。”
顾彬是逐“臭”之徒？
贝岭则在接受法广采访时，回击顾彬的批评：“我觉得顾彬首先是一个逐臭之徒。因为他把中国文学称作垃圾，可是他研究的就是他称之为垃圾的人，一个每天凝视垃圾的人就是逐臭之徒。而且他经常故作惊人之语，他本是一个戏子汉学家，却又让人觉得像一个牧师一样。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觉得他有时是泼妇骂街，有时又装得温文尔雅。我发现德国年轻一代的汉学家中文能力，如表达文学观点的能力，口语都很好。但顾彬缺乏。” “关键问题是他变得不学无术，没有思想却随意发表见解。没去学去问。他就是谩骂。”
有评论家指出，顾彬当年是批评卫慧、绵绵等作品是垃圾，并没有说整个中国文学是垃圾。因此所谓“逐臭之人”就难以成立，更形同故意骂人。而把顾彬斥为“戏子汉学家”、“泼妇骂街”，指责他“故作惊人之语”、“虚荣，自以为是，贪得无厌”等，显然都是抽象指责，而没有用事实说话。
至于指责顾彬的“中文说得不好，说出来的话基本上是不连贯的”，恐怕也不是事实。根据媒体报道，顾彬每年有四周到中国的大学讲课，“在中国，我用汉语上课，不用德语或者英语。”中国媒体的采访也说，顾彬“讲一口流利的中文”。顾彬不到30岁就开始学中文，并主修汉语，至今已40年，说他不能讲一句连贯的中文，恐怕是有意贬损。
已学会中国人的圆滑？
至于说顾彬“不学无术”，则肯定不是事实。顾彬从1995年就担任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教授，是知名的德国汉学家；他不断评论中国当代文学和作家，这本身就说明他有学、有看、有研究。不要说他曾发表上百篇汉学论文，出版过《论杜牧的诗歌》、《空山：中国文学的自然观》、《中国古典诗歌史》、《中国古典散文史》，编译出版过《鲁迅选集》和二十余位中国诗人的作品，在这次法兰克福书展之前三个月，他完成了被誉为“德国汉学界有史以来最全面、最详实的一套中国文学史”丛书，共十卷本；对中国的诗歌、散文、戏剧、小说等从古至今的发展进行了评述。所以贝岭指责顾彬“不学无术”，明显是不顾事实。至于贝岭说顾彬对他的批评，“让我想到纳粹时代的戈培尔式的表达方式”，简直是上纲上线到阶级斗争了。戈培尔的问题绝不仅仅是内容，更是形式；纳粹灭绝了一切反对的声音。今天贝岭可以对顾彬进行带有谩骂性的反驳，本身就说明把顾彬和戈培尔相比的荒唐。扣纳粹或文革的帽子，是讲理讲不过别人者的常态。
在发出批评之声后，面对一些人的反弹，顾彬表示，“不论我对某一个作家重视与否，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都应该介绍。所以在我的《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中，也包括一些我非常讨厌的作家和作品。”
尽管顾彬相当有勇气批评中国当代作家，但对他的《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仍有专家认为，批评的棱角小了。顾彬自嘲说，可能“已经慢慢学会了中国人的圆滑”，“不好意思批评中国的作家朋友”；但其总体调子，还是批评当代，肯定现代。这回顾彬不再说卫慧、绵绵等作品是“垃圾”，而是用酒来比喻，让读者更清楚1949年为界的中国文学质量之差别：“中国现代文学是‘五粮液’，中国当代文学是‘二锅头’。”（更多文章见：caochangqing.com）
顾彬上次对中国作家的批评，虽引起轩然大波，但却不同于民众对其他事件的反应。在多数情况下，西方媒体或人士对中国的事情“说三道四”或批评，中国网民往往一面倒强烈反弹，甚至给批评者带上“反华”的政治帽子，一片声讨。但顾彬对中国文学的毫不客气的抨击，不仅没引起强烈反弹，反而很多人喝彩！德国之声引述中国网络上的统计说，相关链接多达21万，“反响巨大”，很多人认为顾彬此说“一针见血”。
为什么中国网民对顾彬这样“文质彬彬”？因为顾彬的很多批评，被认为直指要害，说了真话——
棉棉、卫慧用“身体写作”
对于百年中国文学，顾彬认为，从1949年中共建政后，中国再也没有伟大作家，即使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顾彬也认为其作品很糟糕。顾彬是第一个把高的作品译成德文的研究者。
对于中国近年出现的所谓“美女作家”，如卫慧、棉棉等人的作品，顾彬批评这不是文学，而是“垃圾”，“她们把‘身体写作’混同为文学。”
对于中国轰动一时的姜戎（作家张抗抗的丈夫）写的《狼图腾》，顾彬也毫不客气地指出，对德国人来说，这种肯定狼的本性，是宣扬法西斯主义，“让中国丢脸”。
今年初顾彬在中国南京时，又大声疾呼：“中国当代作家普遍缺乏思想的内在力量，他们的力量都去了哪儿？以前是政治，现在则卖给了市场！”
德国之声报道说，顾彬认为，中国的文学商业化倾向非常严重，这从书的长度就能看出，有些书译成德语长达七、八百页。“作家们不能把作品浓缩到两三百页，因为稿酬是按行计算的。这意味着他们不是为了文学本身，而是为了钱而写作。”
顾彬认为，当代很多中国名家，没有什么思想，语言水平也太低了。很多写作是急就篇，匆忙制造，例如莫言的《生死疲劳》才写了40多天，另一部作品只用了90天；一个德国作家一年才能写出100页来，莫言能在两三个月之内写出800页，从德国的角度看，他很有问题。
金庸已过时，但鲁迅不会
当中国媒体报道说，北京高中语文教材要用金庸的小说《雪山飞狐》取代鲁迅的《阿Q正传》时，顾彬毫不掩饰他的愤怒，这位编译过六卷本德文版《鲁迅选集》的专家认为，鲁迅是二十世纪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伟大作家，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思想家。金庸只是个通俗作品作家，顾彬表示，“对我来说，金庸在写作上代表的是一种退步。”“一百年后我们还会看鲁迅，但是不一定还会看金庸。”
顾彬认为，中国当代一些作家，像莫言、余华、苏童、棉棉、姜戎等，都代表中国通俗作品，而不是语言性非常高。当然，读者有选择自由，“我不反对他们看棉棉、姜戎，但是我自己一辈子都不会看他们的作品。”
对于不少中国作家抱怨，由于中国的检查制度，加上没有好的翻译，所以他们的“杰作”无法打向世界。顾彬认为不是这样，因为“你可以拿到香港或台湾出版”。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如果作品连中文读者感动不了，怎么能归罪于翻译？
应说出别人不想听的事实
顾彬的大胆评论，虽然很受中国网民欢迎，但也有中国作家不愤，认为顾彬是“文化种族主义者”。顾彬则说，“我知道，中国的学者可能又要对我表示失望。我觉得这不重要。德国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曾经说过：一个真正学者的任务就是牺牲他自己。他应该说出别人不想听到的事实。”
这次顾彬公开批评所谓中国流亡作家，又是说出当事人“不想听到的事实”。在不久前的法兰克福书展时，德方迫于中国官方压力，一度取消了包括贝岭在内的两名中国异议作家参加书展会议，结果引至轩然大波。贝岭等名字，被德国媒体不断提到和报道。有评论指出，贝岭获得了和其写作成就不相称的“名声”。贝岭受到德国总统握手交谈的礼遇，在德国几乎成为“名人”。
滑稽的“持不同政见者”
顾彬专门研究中国文学，并翻译了大量中国诗歌，也跟贝岭熟悉。最近他在接受《西德意志报在线》独家专访时表示，“西方对事实并不感兴趣，而是盲目崇拜流亡异议人士。贝岭当时是自愿移居美国的，他根本就不是流亡异议人士。西方也不去调查，只要有人说自己是流亡异议人士，就都信以为真。而贝岭还很会投机取巧，他知道该说什么话来打动德国媒体并获得金钱上的好处。”
早在几年前，顾彬就在“21世纪中国文学的地位”一文中，批评贝岭沽名钓誉。他说，当年贝岭从美国回中国印杂志被抓前，他们在北京见过面，贝岭告诉他，在美国印杂志太贵，在中国便宜。顾彬说，贝岭“决定在北京印刷，是出于经济原因，而不是政治原因”，“这次逮捕是故意找的，因为被捕给他带来了不少好处。全世界的记者，包括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都为这次逮捕而指责中国，把贝岭称为一位有勇气的编辑。”
顾彬批评说，一些居住西方的中国作家，“他们每年都回中国，在大陆出书；可在西方，他们仍然自称‘持不同政见者’。此事在目前已经变得相当滑稽”。但贝岭对法广表示，他没有在中国大陆出书。据媒体报道，是杨炼和马建在中国出书。
顾彬认为，在法兰克福书展上，贝岭造成的轰动效应和西方盲目推崇流亡异议人士有关。但“贝岭不是真正的流亡异议人士，而是一个投机取巧、获得好处的人。”
顾彬是逐“臭”之徒？
贝岭则在接受法广采访时，回击顾彬的批评：“我觉得顾彬首先是一个逐臭之徒。因为他把中国文学称作垃圾，可是他研究的就是他称之为垃圾的人，一个每天凝视垃圾的人就是逐臭之徒。而且他经常故作惊人之语，他本是一个戏子汉学家，却又让人觉得像一个牧师一样。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觉得他有时是泼妇骂街，有时又装得温文尔雅。我发现德国年轻一代的汉学家中文能力，如表达文学观点的能力，口语都很好。但顾彬缺乏。” “关键问题是他变得不学无术，没有思想却随意发表见解。没去学去问。他就是谩骂。”
有评论家指出，顾彬当年是批评卫慧、绵绵等作品是垃圾，并没有说整个中国文学是垃圾。因此所谓“逐臭之人”就难以成立，更形同故意骂人。而把顾彬斥为“戏子汉学家”、“泼妇骂街”，指责他“故作惊人之语”、“虚荣，自以为是，贪得无厌”等，显然都是抽象指责，而没有用事实说话。
至于指责顾彬的“中文说得不好，说出来的话基本上是不连贯的”，恐怕也不是事实。根据媒体报道，顾彬每年有四周到中国的大学讲课，“在中国，我用汉语上课，不用德语或者英语。”中国媒体的采访也说，顾彬“讲一口流利的中文”。顾彬不到30岁就开始学中文，并主修汉语，至今已40年，说他不能讲一句连贯的中文，恐怕是有意贬损。
已学会中国人的圆滑？
至于说顾彬“不学无术”，则肯定不是事实。顾彬从1995年就担任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教授，是知名的德国汉学家；他不断评论中国当代文学和作家，这本身就说明他有学、有看、有研究。不要说他曾发表上百篇汉学论文，出版过《论杜牧的诗歌》、《空山：中国文学的自然观》、《中国古典诗歌史》、《中国古典散文史》，编译出版过《鲁迅选集》和二十余位中国诗人的作品，在这次法兰克福书展之前三个月，他完成了被誉为“德国汉学界有史以来最全面、最详实的一套中国文学史”丛书，共十卷本；对中国的诗歌、散文、戏剧、小说等从古至今的发展进行了评述。所以贝岭指责顾彬“不学无术”，明显是不顾事实。至于贝岭说顾彬对他的批评，“让我想到纳粹时代的戈培尔式的表达方式”，简直是上纲上线到阶级斗争了。戈培尔的问题绝不仅仅是内容，更是形式；纳粹灭绝了一切反对的声音。今天贝岭可以对顾彬进行带有谩骂性的反驳，本身就说明把顾彬和戈培尔相比的荒唐。扣纳粹或文革的帽子，是讲理讲不过别人者的常态。
在发出批评之声后，面对一些人的反弹，顾彬表示，“不论我对某一个作家重视与否，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都应该介绍。所以在我的《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中，也包括一些我非常讨厌的作家和作品。”
尽管顾彬相当有勇气批评中国当代作家，但对他的《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仍有专家认为，批评的棱角小了。顾彬自嘲说，可能“已经慢慢学会了中国人的圆滑”，“不好意思批评中国的作家朋友”；但其总体调子，还是批评当代，肯定现代。这回顾彬不再说卫慧、绵绵等作品是“垃圾”，而是用酒来比喻，让读者更清楚1949年为界的中国文学质量之差别：“中国现代文学是‘五粮液’，中国当代文学是‘二锅头’。”（更多文章见：caochangqing.com）
2009年12月10日
（文章只代表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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