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代表流氓化趋势明显（图）

全国人大代表（图片来自网络）

人大代表直选一直是中共特别忌讳的政治选项，但是“官点”人大代表的流氓化趋势进一步降低了中共政治的合法性。人大作为卖官鬻爵的“计划外市场”，因代表头衔的含金量渐高也日益火爆......

重庆打黑的赫赫战果不仅为“渝王”薄熙来引来全世界的新闻关注，而且也从侧面上揭出了中共与富暴阶层的政治勾结关系。在重庆打黑中落网的民营公交巨头黎强是重庆市第三届人大代表，另一位地产商兼古玩巨头陈亮则是渝中区人大代表。

从一定意义上讲，薄熙来打黑之所以让太子党大加赞赏，是因为中共正面临“红与黑”的艰难选择：开放政治，意味着颜色革命会悄然发生；拒绝实质政改，则难免中下层政权黑社会化。“打也没用！不出十年，中共中下层政权必然黑社会化，因为不仅政府系统已经黑化，如拆迁基本上靠黑社会进行，而且人大代表的流氓化趋势已经十分明显。”一位从事底层政治研究的社科院著名学者在做完一次公开演讲后，与笔者进行交流时坦率地讲出了他的担忧。

炫耀欲：暴力提高社会认知度

由富豪身份进入各级人大的不良分子都有一段不平凡的奋斗史，在奋斗过程中不断遭到政权方面的盘剥与社会公众的轻蔑。因此，他们成功以后的复仇心态特强。中共政权给了他们体面的身份算是“平等交易”，其报仇的心态必然冲向平民百姓。比如，二〇〇六年十月，深圳的罗湖区人大代表黄某竟然对找他讲理的女子大打出手。黄某打人的起因很简单，简单到正常人无法理解的地步。他的轿车追尾女子轿车后，不但不赔礼道歉，反而想驾车逃跑。女子阻拦黄某并喊来交警后，他当着交警的面，踢翻和他讲理的女士。

黄某对交警称：“我是人大代表，你们不能拖我的车。”并对依法行使权力的警员大加辱骂。后经记者追查身份，确知该黄是一家上市公司的总经理。知情人则说，他花了近百万买到福田区的人大代表，并对外说：“算系买个假本本（驾照）啦！”

性质最为恶劣的人大代表当众施暴，是二〇〇八年十一月发生在湖南长沙的“凭证打人”事件。自称人大代表的人当众殴打争执一方的保姆，而该保姆既未参与双方争执又非驾车之人，只是被安排看车。人大代表辱骂保姆是“乡下人”，遭对方言语回敬，竟然率五六个人痛打该保姆。在施暴过程，人大代表向围观人群展示代表证件，证明自己的身份。事后经网友搜索，发现该人系湖南岳阳市的人大代表。从其所开的捷豹牌名车来看，是富商无疑。

驴踢狗：人大代表打警察

百分之八十的人大代表当众施暴案中有警察被打或（和）被骂的情节，一位曾经因违章处罚而打过交警耳光的人大代表说：“我们是共产党磨道上的驴，靠拉碾子挣来的身份。警察，共产党的狗。驴怎么也比狗重要吧？该踢他一下子，就狠踢！”

最著名的驴踢狗事件发生在山东临沂机场上。二〇〇四年十一月份，山东航空公司的广州经临沂至青岛的班机上，乘务长要求中途下机者出示机票，不期遭临沂的全国人大代表王廷江拒绝。双方争执中，王挥拳打了空中警察张强。而后，手机呼来数十公司手下，砸烂机场隔离门，冲进停机坪痛殴张强。

王廷江不但是全国人大代表，而且还是中共十五大代表，并有全国劳模称号。其企业资产六十亿，是全国五百强之一。由于其能量太大，最后殴警事件不了了之。王廷江大闹临沂机场一年后，浙江义乌发生了一起类似事件，但影响稍小一些：该市人大代表金惠良酒后驾驶并与出租车发生抢道纠纷，警察赶到现场处理，金回以暴力，一名警员当场挨揍。事后，义乌市人大为金辩解说：“人大代表也是人，要允许他们犯错误。”不过，所有犯有暴力错误的人大代表竟然没有一个在事件发生后被解除代表职务的，充其量是下届不再“官点”了。

未对处理纠纷警察施暴的，也以瞧不起的态度给警察难堪，如二〇〇七年六月份，发生在北京丰台区大井村的一次人大代表打人事件，女人大代表对介入纠纷的警察说：“出去！我不跟你们这种人说话。”并将自己的人大代表证甩给警员。凭证赶人与凭证打人，都说明人大代表在这个法治缺失社会里的地位--他们有点像古代的铁帽子王爷，享有随意践踏百姓的特权。

护身符：卖官鬻爵的“计划外市场”

取得人大代表身份，一般来说要事业有成。事业有成以后就要花钱买身份，比如向当地党的一把手送钱后，请后者向人大提名--此即“官点”之要点。而后，地方人大有了回音后，买身份者再向人大常委送上些钱，便获得代表资格。仅从经济利益角度看，中共各层权力机构（尤其党委与人大）都不愿放弃“官点”方式。换言之，一旦人大代表民选，就不会有人出来买身份了，那对党委书记与人大常委个人都是巨大的经济损失。

在经济水平中等的城市，买一个市级人大代表身份一般要花三十万块：给市委书记十万，给区委书记五万，另外送市级人大常委每人一万（约在十五名左右）。

投钱买了人大代表身份就有了合法的护身符。凭证打人与凭证赶人是比较低档的操作手法，高级的玩法是借助人大代表身份向司法机关施压，迫使其在司法程序上让步。如二〇〇九年六月发生在广东梅州市的一宗侵吞公司三千万资金案，因为案主是镇县市三级人大代表，检方不敢对其采取强制措施，致其从容潜逃。至今该案没有任何结果。同在广东，东莞石排镇的一位女人大代表依仗特权身份拖欠为其服务的多家工厂加工款二百余万元，拒不还账，但自己开名车、住豪宅，还私藏枪支（四支，子弹六十余发），在当地极为嚣张。

人大作为中国特色的议会，本是代表们表达民意、确立法律的地方，但是，正是“中国特色”使之变成了商人们的打斗场所。全国不少地方的人大会议时常因代表间的利益纠纷而中止正常程序。比如在浙江嵊州市，二〇〇八年三月人大开会期间，人大常委杜仁尧不声不响地给了代表黄朝林一拳，原因是二人有经济纠纷。此前，黄派人砸了杜在上海的办事处。最后，该闹剧以杜被罚款五百元而了结。但是，此前黄暴砸杜的商业办公机构无疑是黑社会行为。

“正少斜多”的政协

政协委员身份虽然比人大代表含金量低一些，但也是一些具有流氓本质的商人们追逐的对象。如上指的广东东莞排石镇私藏枪支弹药的女人大代表，还是市级政协委员；又比如，重庆打黑中落网的重庆市级人大代表黎强是巴南区的政协常委，垄断重庆城区猪肉供应的黑社会头子王天伦则是大渡口区的政协委员。

对政协委员涉黑与流氓化有认识的百姓，都说：“政协，政协，正的少、斜的多。好人不会往那地方混。”不过，政协的准进门槛比较低，价格要低一倍还多。上指的三十万买人大代表身份案例，转到买政协委员身份，有十万出头就够了：直接给市政协主席送三五万块，其余八九万分给政协常委就是了，用不着市委书记出面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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