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城往事
以春城闻名于世的昆明，是我的青春城市。我在那里度过了文革前到文革后的全过程。那正是过去六十年中国人记忆中最难忘的一段时间。离开昆明快三十年了，那个四季无寒暑、鲜花常开的城市的人和事，往往还会不期而至，重现在今日梦中。
那时我是一名水利工程技术人员，有时要出差州县的水利工地。作为一个外省籍的单身干部，家人远在湖南。待在昆明，难免时有客居他乡的落寞之感。所幸云南人的质朴好客，和昆明抗战以来积淀的文化传统，让我结识了一些可敬的朋友，他们给一个孤独的心灵以无限的慰藉，弥补我过早离开家庭的缺失。增添社会阅历，学到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
几年来，尤其是对几位已经过世的友人，一直想写点文字，寄托思念，我把这个愿望当作在自由世界从事写作者的责任，苦于俗务缠身，而未能提笔。现在应该是还愿的时候了。
和独唱演员韩菲相识
韩菲，是六十年代云南省歌舞团的独唱演员，电影《阿诗玛》主角之一，文革中不幸病逝。有一年我和同事们搭乘客车从滇西下关回昆明（那时还没有火车），四百公里要走两天。一路上我们以唱歌解闷，引起了同车的韩菲的注意。中途下车，我们聊得很愉快。他欢迎我到昆明去找他，这是我们相识的开始。
不久也认识了他妻子苏天祥。他们夫妇是歌舞团的台柱子，分别担任歌队队长和舞队队长。云南是个多民族省份，民族歌舞多姿多采，非常有名，加之地理上有亚热带、?带和高寒山区的丰富层次，成为大陆文艺家们创作灵感的沃土。唱歌的、跳舞的、画画的、写诗的，川流不息于西双版纳和丽江雪山之间。
云南的特色也为北京中央所重视，民族文化是统战宣传的一张常青牌。为国庆十周年献礼的电影《五朵金花》曾在四十多国上映，女主角杨丽坤就是苏天祥带出来的一颗明星。文革前省里的主打节目电影《阿诗玛》，又由杨丽坤主演，韩菲则扮演剧中反派主角阿支。
在文革前的一段时间，我记忆最深的两件事，一是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风靡全国，那里面好多歌都迷住我们，我也都会唱。二是反修学毛著的深入推广，我们每周要停工半天学政治，读那些九评的长文章，赫鲁晓夫下台和中国原子弹爆炸竟是同一天......但是，我内心却是越来越苦闷，对背诵老三篇之类感到无聊已极，在设计院的同事中，只有和一个安徽人“小陆”，可以私下发几句牢骚，但也不敢经常约会（他不幸在文革中死于车祸）。加之对野外工作奔波艰苦的厌倦，我把业余时间完全放在文艺爱好上，读很多杂书、钻研古典诗词、也写一些小说之类，再就是画画，素描、油画、国画都来......自以为是，精力旺盛。这首有点无病呻吟的歪诗，曾遭到批判：
〔满江红〕孤雁行 一九六五年
秋雁临空，归去也，长天鸣咽。人字过，一缕忧思，半生岁月。四顾茫茫寒风紧，遥望渺渺云千叠。空盘旋，误了万里行，夕阳斜。
忆当年雄心烈，到而今筋力竭。看什锦世界，难识蜂蝶。慷慨常任血沸腾，寂寞犹教人愁绝。俯仰处，只见群山低，月儿缺。
这种业余文艺爱好者的身份，自然成为和韩菲夫妇交往的通行证。一方面可以满足自己的好奇和虚荣心，另一方面也不会令他们感到乏味。记得我第一次听管弦乐《二泉映月》，是在他们歌舞团的宿舍里。在我们单调的技术工作环境中，这已是一种享受。瞎子阿炳如泣如诉的旋律完全把我俘虏了。我也听过他们团的音乐演出，有一次韩菲独唱《思乡曲》，那略带伤感的男高音使我陶醉难忘：
月儿高挂在天上，光明照耀四方，在这个静静的深夜里，想起了我的故乡。
一夜里炮声震荡，火光布满四方，我独自逃出了敌人手，到如今四处流浪......
这首抗战歌曲，为很多浪迹天涯的华人所爱，至今我还不时哼哼，抒发心中幽怨。
电影《阿诗玛》被打成大毒草
有时也去他们在民生巷的老房子做客，吃个便饭。他们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一个老母亲。待我这个异乡客都很客气。我每年回湘探亲，也会奉送一点家乡的皮蛋、腊肉给他们品尝。韩菲性情开朗，笑起来很有感染力，聊天也很随便，常说一些轻松的文艺界趣闻，知道我这个“粉丝”爱听。他拍《阿诗玛》的事却说得不多，只告诉我，男主角是胡松华配唱；他则是本人唱，送我一张明星照。遗憾的是那电影我在大陆一直没有看过，拍完就挨批，文革中被打成大毒草。待到我看到片子，已是八几年在香港国货公司买到光盘后的事。正如当年看过内部片的朋友告诉我：“莫明其妙，什么毒草！那么纯洁的爱情故事。”
文革初，我入了牛棚。隔了两三年，才去找他。那时已是两派打派仗的时候，韩菲作为“三名三高”（文艺界有名人物的罪名）的批判对象，也受到冲击。他们歌舞团被整得最惨的当然是知名度高的杨丽坤，社会上流传著很多关于她的消息，都说她被整疯了。韩菲夫妇自然是很同情她的（他们都叫她“小九”），跟我说过杨丽坤的过去，包括婚恋情况。我曾在他们家中见过她，有气质不凡的印象。
韩菲突然病逝，年仅四十四岁
当时，看到那么多人挨整，对自己的逆境，我也就无所谓起来。在单位上帮造反派搞大批判墙报、画宣传画，随波逐流。但是，韩菲却不同，他那爽朗的笑容已很难见到，在他们家有时对着我，笑一下，很快就收歛。我告诉他们运动中的遭遇，或者聊聊满天飞的社会新闻，他们两口子兴趣都不大，脸上挂著阴影。有一次昆明发生一件大惨案，传得家喻户晓，我跑去告诉他们。有一帮下放到保山芒市的知青，偷偷地钻进很大的空油罐车，想随车潜回昆明，没想到车过怒江大桥时，司机下来检查零件，将油罐车顶的盖子拴紧，原来可以透气的油罐密封了。车一溜烟开到昆明，打开油罐才发现知青全都闷死，而且尸体无法辨认......他们静静地听我讲，摇摇头，没有言语。
后来发现，他们两口子关系有点冷淡，韩菲身体也不好，住了院。出院，在家休养，心情沮丧。又一天，我接到她女儿电话去看他们，进大门就听到哭声，苏天（我跟着大家这样称呼她）在那里放声大哭，没想到身体壮实高大的韩菲竟突然病逝。抱歉，现在我已记不起，他是什么病而不治的。只记得那年他四十四岁，那是一九七三年。韩菲死后，歌舞团没有举行追悼仪式，据说是“问题还没有作结论”。天哪，他有什么了不起的问题呢？火葬那天，除了很少的几位亲戚，外人只有我一个，歌舞团竟一个人也没有来。我带了一朵玫瑰花去献给他，和他作最后的告别。
杨丽坤在文革中被整疯了
据我所知，韩菲是云南演艺界死于文革的很少几个人之一，另一位是军区文工团一名女演员，因反对文革攻击毛和江青，打成现反，死不低头，被关得很惨而死去（此案非常保密）。而杨丽坤这位美丽的彝族女演员，在文革中被批斗、殴打、精神失常。流浪、失踪、关押在歌舞团的地下室。没有人保护她。在韩菲死的那年，她在精神病院和一位上海人结婚。直到文革后陈荒煤一篇文章《阿诗玛，你在哪里？》她才回到公众记忆中，人们在上海找到她，整个人已面目全非。她这样幸存下来，无声无息地在上海度过余生。
影片《阿诗玛》被扣上“宣扬爱情至上”的大帽子后，封存十三年，七八年才公映，其间改编者云大校长李广田自杀身亡，女主角疯了，韩菲死于非命。而这个片子，今天看来，仍有那时代的明显痕迹，让人想到如《白毛女》大春救喜儿和《红色娘子军》式的革命情调。艺术上也非常保守“老土”。有趣的是，今天上网，查电影《阿诗玛》资料，第三主角阿支的演员是“韩非”而不是韩菲。解说是上海演员。完全张冠李戴。韩非是上海老牌明星，而且是和江青有点关系的人。总之，昆明的韩菲已经完全在历史上不明不白地被抹掉了。
苏天祥大姐对我的关照
韩菲过世的同年，苏伯母也病逝。苏天已转任舞校教师，要照顾两个孩子，生活供应又差。这位四九年后第一代舞蹈家要带病上班，屋漏还要自己爬上屋顶检修。挨到文革后，苏天才和一位工程师结婚，八○年她被任命为省歌舞团副团长，全国舞协理事，多次带团外出演出，在舞蹈创作、编导、演出和组织工作上操劳很多。一九九二年赴台湾演出舞剧《阿诗玛》，我们在香港会面。一九九三年我去昆明旅游，她来接机，抽时间陪我和太太游览。九七年，退休的刘芳俊、苏天夫妇去加拿大女儿家探亲，三代人团聚四个月，那是他们一段非常难得的幸福时光。她看到一对儿女都能如她所愿地自食其力，孙辈也在健康成长。
一九九九年，苏天发现肺癌，在丈夫悉心照料下，忍受三次化疗的痛苦，身体极度虚弱，失去任何免疫能力，终于二○○○年四月与世长辞。三个月之后，和她一起度过舞台黄金岁月的杨丽坤，也在上海家中病逝。苏天比杨丽坤大八岁，终年六十七岁。
在韩菲去世后，我在昆明又待了七年，直到移居香港。这期间，苏天大姐仍然给我不少的关照，虽然，那年头还是那样动荡而混沌。我已从一个单纯的技术人员变成一个体制的边缘人，放下专业的计算机、函数表、经纬仪，拿起了纸和笔，不务正业，结识了各方面更多的朋友。那时候，文革已经变成一具纸老虎，在林彪事件后，昆明知识界思潮暗涌，与日俱增，大家交换内部读物，通宵达旦读《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三帝国的兴亡》。串门子、论国是、指鸡骂狗。传播小道消息，肆无忌惮，都在等候那秦始皇断气的一天到来。我竟然预言毛之后华国锋上台，至今还有人记得。
苏天看我爱画画，给我介绍青年画家，乃至关心我的婚姻问题，至到毛死后，还提醒我说话不要太随便，要留意场合。像家里人似的直言相劝（其实，经过文革我们都懂一个潜规则，那就是不在超过两个人的场合说真话，因为运动一来，一对一的指控没有旁证，可以不认帐）。她也送过我一本家中收藏的旧版《古文观止》，我亲手把它装帧起来，带在身边，直到今天。我给她解说王勃〈滕王阁序〉的故事，我最喜欢其中的一个对偶句是：
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
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
回首往事，我们这个没落子弟的群落，命运早已注定是“自生自灭”。一位女友常用样板戏台词笑我是“打不死的吴清华”。活在人间，没有运气，更没有靠山，但是，有韩菲苏天这样的朋友的善待和提供一个小小空间，让我喘息，轻松片刻，那是人生难得的驿站。
新时代终于降临。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下午，北京中央台预报说有重要消息广播。我们期待的事发生了。哀乐像一条无尽的河流，冲走了人们心头郁积的许多东西。七九年，我归纳所得所思，写成一篇有突破性的评论文章〈《清宫秘史》不是卖国主义影片〉，被省的主要刊物《边疆文艺》所接受，经省委宣传部审批同意发表。一万二千字。拿到平生第一笔稿费九十二元五角，超过我一个月的工资。当然，也有相应的社会认可和恭维。
似乎，再也不必为调动工作而烦恼了。这时，年迈的母亲已经从湖南到达香港，虽然，她再也不能和生离死别三十年的父亲相聚。
我别无选择：申请出国。行囊中已经塞满了杂七杂八的碎片。八○年秋天，怀着一片忧伤，几许依恋，告别这埋葬我的青春的地方，走向一个未知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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