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亿干部半亿赌，另外半亿「斗地主」 （图）

中国大陆有多少干部，至今是一个连官方都难以说清的数字。「干部」一词本身就意味著拥有特权，比方说农村百姓调侃用语有云：「别拿村长不当干部！」言外之意，让你认识到村长的权威之所在，他可以从宅基地审批、二胎生育核准方面卡你。村官向干部序列转移，是胡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道招牌菜。目前，全国有一万名村官被特批为公务员，享受乡镇副书记级别的政治待遇。

关于官民之比的基准数字，官僚型学者之间吵得一塌糊涂：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教授在二○○五年公布的研究成果是「一比十八」；第二年，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嘉璐教授则测算为「一比一百九十八」。两者相差十倍，成为官方数据极不可信的一个典例。

超亿不算多，编外如牛毛

许嘉璐作为副委员长是从参政议政角度来维护共产党的形象的，所以，他选取的统计对象比较单一，用的是二○○三年公务员数字（六百五十三万）与全部人口（十二亿九千二百万）之比，得出一比一百九十八的比例，算是为一家之言。周天勇则设定国家财政供养前提，将统计对象扩大为公务员和准公务员性质的人员，其数量到二○○五年超过七千万，故其结果较许嘉璐的计算要合理一些。

身为副委员长，用二○○三年的旧数据来反驳别人二○○五年相对较新的数据，这本身就是个治学态度问题。而进一步攻击「一比十八」为假新闻，则是身为学者的道德品质出了问题。周没有正面回应许提出的质疑，只是以许的另一个论调「中国官民之比低於美国」为反证，称：「美国公务员不仅包括联邦和地方政府中的所有公职人员，还包括公共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及国营企业的管理人员，甚至为政府工作的医生、工程师、清洁员等都包括在内，工种多达数百种之多。如果按美国的公务员范围界定，中国的公务员人数远不止六百五十三万。」

在许周数据之争之外，尚有「一比二十六」之说，源自《国际先驱导报》二○○五年三月十五日的报道。实际上，依据周引用的美国标准来看，中国的「干部」数量已经远远超过一个亿。姑且不论村长算不算干部，仅统计党政机关各类编外、协勤人员，就会发现这块庞大的因与党政工作人员有裙带关系的就业群体已经超过了五千万。形象地说：如果不是城管暴力事件牵扯出「施暴者是临时工」内幕，百姓不可能疑问穿制服的城管、公安警员「哪个在编，哪个不在编」；同样，面对一群实施强拆的戴红袖标的突出队，百姓也很难分清「哪个是政府的，哪个是政府从黑社会雇来的」。

娱乐日常化，行政非法化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民谚有云「十亿人民九亿赌，还有一亿在跳舞」，大体上描述了赌博文化在大陆复兴之状。目前，赌博娱乐群体渐向党政机关集中，因此，前谚就变成了「一亿干部半亿赌，另外半亿斗地主」。官员们上班赌博是中共政治体系的一大顽症，如二○○八年十一月份河北省石家庄市建设局局长王瑞生因该局四名中层干部上班赌博被监察局通报而遭免职处分，又如二○○九年七月份海南省新星农场数名干部赌博被查，仅处以罚款与行政拘留处分，而没影响公职。大陆干部赌博之风盛行，广东政法系统干部赴澳门赌博的丑闻更一出再出，令推行「广东新政」的汪洋头疼不已。今年六月二十七日，香港有网络媒体发表文章指出：「政府的形象受到打击，因为赌博通常和腐败有关。」另据民间专家估测，二○○八年通过赌博方式流到境外的资金已从二○○五年的六千亿人民币上升到一点三万亿。

干部上班娱乐日常化的另一个表现是利用单位电脑玩游戏，据专家估计，党政机关人员非双休日游戏在线人数日均一千二百万。上班玩游戏当然是违反工作纪律的事情，领导发现或要批评，因此网上就出现标准格式的检讨书。检讨之后，照玩不误。常玩游戏的小官们大多振振有词：「这总比上班时间赌博要好吧？这总比下去祸害百姓要强吧？」小官们上班玩电脑游戏的种类繁多，最常见的是网上扑克游戏，其中又以「斗地主」最多。该种游戏也是现实赌博比较常见的一种，它比麻将牌用具方便、场地限制小，而且可随时聚散。

干部工资收入虽然高於社会平均工资一倍之多，但是一旦参与赌博，就会出现入不敷出的现象，腐败随之恶化。而且，该种腐败不是普通的权钱交易而是敲诈勒索性质的。如河北省的某个派出所的管片民警欠下十来万赌资后，迫使一位有多性伴的青年女性招供与其有性关系男性村民的「嫖娼行为」，后逐一上门核对，共勒索三万四千余元；而后如法炮制，又在九个村子勒索八万余元，结果还完赌债还剩一万多。不过，他的行为引起了黑社会注意，后者将其秘密绑架，迫使其招供勒钱经过后又让他交五万保证金了结此事。不久前，网上热炒的昆明小学生卖淫案，实质上也是一起警方敲诈勒索案件──办案人员要求「卖淫」女孩家人交三千块钱结案。

改革无公信，三冗必亡国

「一亿干部半亿赌，还有半亿斗地主」则深刻地表达了百姓对政府的不信任感。不信任感无疑增大了统治成本，比如作为次优选择的公车改革，补贴官员一定费用而实行非专车化总比他们无限度享用公车要节省一部分财政开支。但是由於百姓对政府高度不信任，浙江杭州该项改革已经面临胎死之危。

当然，多数的改革政策是保护相对社会少数但又基数庞大的「干部」群体利益的，包括公车改革中的补贴基数──杭州的两千六百元补贴标准相当於该市职工月平均工资水平。正是由於改革政策的利益倾向导致了更深刻的信任危机。一位民间术士在卖卦时大讲「天下大乱迹象」，称曰：政府有两个「不」，一个「说不」，一个「不高兴」；前「不」不禁官员腐败，后「不」不管百姓死活。

术士之言，姑妄听之，而征诸历史，因三冗而两度亡国的宋朝情况可说是今日中国之预言。冗兵，导致军队腐败，技术手段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冗费，执政者胡乱开支，财政不理性加剧人民负担；冗员，政府机构太过庞大，在压缩与膨胀之间反覆循环，最后彻底与民众割断感情联系。今日中共冗员之状，远烈於历史上任何王朝。「国富民穷」与社会两极分化之状愈加严重。如不更张，重复两宋三冗亡国的悲剧在所难免。

制度性冷漠导致血腥报复

就连中共内部负责任的人士都讲「无法排除人民暴力推翻共产党的可能」，因为在干部娱乐日常化、行政非法化的社会场态下，制度性冷漠是必然而普遍的现象。人民申诉无门、求助无果，采取极端行为是可能的选择。比如，湖北房县刑释人员方勇杀害信访局局长之女逃窜后自杀，就是一个信号性案例。

按《监狱法》规定，地方政府理应对几乎丧失劳动能力的方勇予以全面救助。但是，地方只给办了一百五十元低保了事，而对其名为恢复公职实为找养命之路的要求置之不理。五次没人性的推托终於导致了重大命案。不少同情方勇的网友发帖说：「杀得少。见一杀一个，方解吾等心头之恨！」典型的「水浒」式泄愤、仇杀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