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有多少幹部，至今是一個連官方都難以說清的數字。「幹部」一詞本身就意味著擁有特權，比方說農村百姓調侃用語有云：「別拿村長不當幹部！」言外之意，讓你認識到村長的權威之所在，他可以從宅基地審批、二胎生育核准方面卡你。村官向幹部序列轉移，是胡記「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一道招牌菜。目前，全國有一萬名村官被特批為公務員，享受鄉鎮副書記級別的政治待遇。
關於官民之比的基準數字，官僚型學者之間吵得一塌糊塗：中央黨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教授在二○○五年公布的研究成果是「一比十八」；第二年，全國人大副委員長許嘉璐教授則測算為「一比一百九十八」。兩者相差十倍，成為官方數據極不可信的一個典例。
超億不算多，編外如牛毛
許嘉璐作為副委員長是從參政議政角度來維護共產黨的形象的，所以，他選取的統計對象比較單一，用的是二○○三年公務員數字（六百五十三萬）與全部人口（十二億九千二百萬）之比，得出一比一百九十八的比例，算是為一家之言。周天勇則設定國家財政供養前提，將統計對象擴大為公務員和准公務員性質的人員，其數量到二○○五年超過七千萬，故其結果較許嘉璐的計算要合理一些。
身為副委員長，用二○○三年的舊數據來反駁別人二○○五年相對較新的數據，這本身就是個治學態度問題。而進一步攻擊「一比十八」為假新聞，則是身為學者的道德品質出了問題。周沒有正面回應許提出的質疑，只是以許的另一個論調「中國官民之比低於美國」為反證，稱：「美國公務員不僅包括聯邦和地方政府中的所有公職人員，還包括公共事業單位的工作人員及國營企業的管理人員，甚至為政府工作的醫生、工程師、清潔員等都包括在內，工種多達數百種之多。如果按美國的公務員範圍界定，中國的公務員人數遠不止六百五十三萬。」
在許周數據之爭之外，尚有「一比二十六」之說，源自《國際先驅導報》二○○五年三月十五日的報導。實際上，依據周引用的美國標準來看，中國的「幹部」數量已經遠遠超過一個億。姑且不論村長算不算幹部，僅統計黨政機關各類編外、協勤人員，就會發現這塊龐大的因與黨政工作人員有裙帶關係的就業群體已經超過了五千萬。形象地說：如果不是城管暴力事件牽扯出「施暴者是臨時工」內幕，百姓不可能疑問穿制服的城管、公安警員「哪個在編，哪個不在編」；同樣，面對一群實施強拆的戴紅袖標的突出隊，百姓也很難分清「哪個是政府的，哪個是政府從黑社會雇來的」。
娛樂日常化，行政非法化
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民諺有云「十億人民九億賭，還有一億在跳舞」，大體上描述了賭博文化在大陸復興之狀。目前，賭博娛樂群體漸向黨政機關集中，因此，前諺就變成了「一億幹部半億賭，另外半億鬥地主」。官員們上班賭博是中共政治體系的一大頑症，如二○○八年十一月份河北省石家莊市建設局局長王瑞生因該局四名中層幹部上班賭博被監察局通報而遭免職處分，又如二○○九年七月份海南省新星農場數名幹部賭博被查，僅處以罰款與行政拘留處分，而沒影響公職。大陸幹部賭博之風盛行，廣東政法系統幹部赴澳門賭博的醜聞更一出再出，令推行「廣東新政」的汪洋頭疼不已。今年六月二十七日，香港有網路媒體發表文章指出：「政府的形象受到打擊，因為賭博通常和腐敗有關。」另據民間專家估測，二○○八年通過賭博方式流到境外的資金已從二○○五年的六千億人民幣上升到一點三萬億。
幹部上班娛樂日常化的另一個表現是利用單位電腦玩遊戲，據專家估計，黨政機關人員非雙休日遊戲在線人數日均一千二百萬。上班玩遊戲當然是違反工作紀律的事情，領導發現或要批評，因此網上就出現標準格式的檢討書。檢討之後，照玩不誤。常玩遊戲的小官們大多振振有詞：「這總比上班時間賭博要好吧？這總比下去禍害百姓要強吧？」小官們上班玩電腦遊戲的種類繁多，最常見的是網上撲克遊戲，其中又以「鬥地主」最多。該種遊戲也是現實賭博比較常見的一種，它比麻將牌用具方便、場地限制小，而且可隨時聚散。
幹部工資收入雖然高於社會平均工資一倍之多，但是一旦參與賭博，就會出現入不敷出的現象，腐敗隨之惡化。而且，該種腐敗不是普通的權錢交易而是敲詐勒索性質的。如河北省的某個派出所的管片民警欠下十來萬賭資後，迫使一位有多性伴的青年女性招供與其有性關係男性村民的「嫖娼行為」，後逐一上門核對，共勒索三萬四千餘元；而後如法炮製，又在九個村子勒索八萬餘元，結果還完賭債還剩一萬多。不過，他的行為引起了黑社會注意，後者將其秘密綁架，迫使其招供勒錢經過後又讓他交五萬保證金了結此事。不久前，網上熱炒的昆明小學生賣淫案，實質上也是一起警方敲詐勒索案件──辦案人員要求「賣淫」女孩家人交三千塊錢結案。
改革無公信，三冗必亡國
「一億幹部半億賭，還有半億鬥地主」則深刻地表達了百姓對政府的不信任感。不信任感無疑增大了統治成本，比如作為次優選擇的公車改革，補貼官員一定費用而實行非專車化總比他們無限度享用公車要節省一部分財政開支。但是由於百姓對政府高度不信任，浙江杭州該項改革已經面臨胎死之危。
當然，多數的改革政策是保護相對社會少數但又基數龐大的「幹部」群體利益的，包括公車改革中的補貼基數──杭州的兩千六百元補貼標準相當於該市職工月平均工資水平。正是由於改革政策的利益傾嚮導致了更深刻的信任危機。一位民間術士在賣卦時大講「天下大亂跡象」，稱曰：政府有兩個「不」，一個「說不」，一個「不高興」；前「不」不禁官員腐敗，後「不」不管百姓死活。
術士之言，姑妄聽之，而征諸歷史，因三冗而兩度亡國的宋朝情況可說是今日中國之預言。冗兵，導致軍隊腐敗，技術手段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冗費，執政者胡亂開支，財政不理性加劇人民負擔；冗員，政府機構太過龐大，在壓縮與膨脹之間反覆循環，最後徹底與民眾割斷感情聯繫。今日中共冗員之狀，遠烈於歷史上任何王朝。「國富民窮」與社會兩極分化之狀愈加嚴重。如不更張，重複兩宋三冗亡國的悲劇在所難免。
制度性冷漠導致血腥報復
就連中共內部負責任的人士都講「無法排除人民暴力推翻共產黨的可能」，因為在幹部娛樂日常化、行政非法化的社會場態下，制度性冷漠是必然而普遍的現象。人民申訴無門、求助無果，採取極端行為是可能的選擇。比如，湖北房縣刑釋人員方勇殺害信訪局局長之女逃竄後自殺，就是一個信號性案例。
按《監獄法》規定，地方政府理應對幾乎喪失勞動能力的方勇予以全面救助。但是，地方只給辦了一百五十元低保了事，而對其名為恢復公職實為找養命之路的要求置之不理。五次沒人性的推托終於導致了重大命案。不少同情方勇的網友發帖說：「殺得少。見一殺一個，方解吾等心頭之恨！」典型的「水滸」式泄憤、仇殺語言。
關於官民之比的基準數字，官僚型學者之間吵得一塌糊塗：中央黨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教授在二○○五年公布的研究成果是「一比十八」；第二年，全國人大副委員長許嘉璐教授則測算為「一比一百九十八」。兩者相差十倍，成為官方數據極不可信的一個典例。
超億不算多，編外如牛毛
許嘉璐作為副委員長是從參政議政角度來維護共產黨的形象的，所以，他選取的統計對象比較單一，用的是二○○三年公務員數字（六百五十三萬）與全部人口（十二億九千二百萬）之比，得出一比一百九十八的比例，算是為一家之言。周天勇則設定國家財政供養前提，將統計對象擴大為公務員和准公務員性質的人員，其數量到二○○五年超過七千萬，故其結果較許嘉璐的計算要合理一些。
身為副委員長，用二○○三年的舊數據來反駁別人二○○五年相對較新的數據，這本身就是個治學態度問題。而進一步攻擊「一比十八」為假新聞，則是身為學者的道德品質出了問題。周沒有正面回應許提出的質疑，只是以許的另一個論調「中國官民之比低於美國」為反證，稱：「美國公務員不僅包括聯邦和地方政府中的所有公職人員，還包括公共事業單位的工作人員及國營企業的管理人員，甚至為政府工作的醫生、工程師、清潔員等都包括在內，工種多達數百種之多。如果按美國的公務員範圍界定，中國的公務員人數遠不止六百五十三萬。」
在許周數據之爭之外，尚有「一比二十六」之說，源自《國際先驅導報》二○○五年三月十五日的報導。實際上，依據周引用的美國標準來看，中國的「幹部」數量已經遠遠超過一個億。姑且不論村長算不算幹部，僅統計黨政機關各類編外、協勤人員，就會發現這塊龐大的因與黨政工作人員有裙帶關係的就業群體已經超過了五千萬。形象地說：如果不是城管暴力事件牽扯出「施暴者是臨時工」內幕，百姓不可能疑問穿制服的城管、公安警員「哪個在編，哪個不在編」；同樣，面對一群實施強拆的戴紅袖標的突出隊，百姓也很難分清「哪個是政府的，哪個是政府從黑社會雇來的」。
娛樂日常化，行政非法化
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民諺有云「十億人民九億賭，還有一億在跳舞」，大體上描述了賭博文化在大陸復興之狀。目前，賭博娛樂群體漸向黨政機關集中，因此，前諺就變成了「一億幹部半億賭，另外半億鬥地主」。官員們上班賭博是中共政治體系的一大頑症，如二○○八年十一月份河北省石家莊市建設局局長王瑞生因該局四名中層幹部上班賭博被監察局通報而遭免職處分，又如二○○九年七月份海南省新星農場數名幹部賭博被查，僅處以罰款與行政拘留處分，而沒影響公職。大陸幹部賭博之風盛行，廣東政法系統幹部赴澳門賭博的醜聞更一出再出，令推行「廣東新政」的汪洋頭疼不已。今年六月二十七日，香港有網路媒體發表文章指出：「政府的形象受到打擊，因為賭博通常和腐敗有關。」另據民間專家估測，二○○八年通過賭博方式流到境外的資金已從二○○五年的六千億人民幣上升到一點三萬億。
幹部上班娛樂日常化的另一個表現是利用單位電腦玩遊戲，據專家估計，黨政機關人員非雙休日遊戲在線人數日均一千二百萬。上班玩遊戲當然是違反工作紀律的事情，領導發現或要批評，因此網上就出現標準格式的檢討書。檢討之後，照玩不誤。常玩遊戲的小官們大多振振有詞：「這總比上班時間賭博要好吧？這總比下去禍害百姓要強吧？」小官們上班玩電腦遊戲的種類繁多，最常見的是網上撲克遊戲，其中又以「鬥地主」最多。該種遊戲也是現實賭博比較常見的一種，它比麻將牌用具方便、場地限制小，而且可隨時聚散。
幹部工資收入雖然高於社會平均工資一倍之多，但是一旦參與賭博，就會出現入不敷出的現象，腐敗隨之惡化。而且，該種腐敗不是普通的權錢交易而是敲詐勒索性質的。如河北省的某個派出所的管片民警欠下十來萬賭資後，迫使一位有多性伴的青年女性招供與其有性關係男性村民的「嫖娼行為」，後逐一上門核對，共勒索三萬四千餘元；而後如法炮製，又在九個村子勒索八萬餘元，結果還完賭債還剩一萬多。不過，他的行為引起了黑社會注意，後者將其秘密綁架，迫使其招供勒錢經過後又讓他交五萬保證金了結此事。不久前，網上熱炒的昆明小學生賣淫案，實質上也是一起警方敲詐勒索案件──辦案人員要求「賣淫」女孩家人交三千塊錢結案。
改革無公信，三冗必亡國
「一億幹部半億賭，還有半億鬥地主」則深刻地表達了百姓對政府的不信任感。不信任感無疑增大了統治成本，比如作為次優選擇的公車改革，補貼官員一定費用而實行非專車化總比他們無限度享用公車要節省一部分財政開支。但是由於百姓對政府高度不信任，浙江杭州該項改革已經面臨胎死之危。
當然，多數的改革政策是保護相對社會少數但又基數龐大的「幹部」群體利益的，包括公車改革中的補貼基數──杭州的兩千六百元補貼標準相當於該市職工月平均工資水平。正是由於改革政策的利益傾嚮導致了更深刻的信任危機。一位民間術士在賣卦時大講「天下大亂跡象」，稱曰：政府有兩個「不」，一個「說不」，一個「不高興」；前「不」不禁官員腐敗，後「不」不管百姓死活。
術士之言，姑妄聽之，而征諸歷史，因三冗而兩度亡國的宋朝情況可說是今日中國之預言。冗兵，導致軍隊腐敗，技術手段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冗費，執政者胡亂開支，財政不理性加劇人民負擔；冗員，政府機構太過龐大，在壓縮與膨脹之間反覆循環，最後徹底與民眾割斷感情聯繫。今日中共冗員之狀，遠烈於歷史上任何王朝。「國富民窮」與社會兩極分化之狀愈加嚴重。如不更張，重複兩宋三冗亡國的悲劇在所難免。
制度性冷漠導致血腥報復
就連中共內部負責任的人士都講「無法排除人民暴力推翻共產黨的可能」，因為在幹部娛樂日常化、行政非法化的社會場態下，制度性冷漠是必然而普遍的現象。人民申訴無門、求助無果，採取極端行為是可能的選擇。比如，湖北房縣刑釋人員方勇殺害信訪局局長之女逃竄後自殺，就是一個信號性案例。
按《監獄法》規定，地方政府理應對幾乎喪失勞動能力的方勇予以全面救助。但是，地方只給辦了一百五十元低保了事，而對其名為恢復公職實為找養命之路的要求置之不理。五次沒人性的推托終於導致了重大命案。不少同情方勇的網友發帖說：「殺得少。見一殺一個，方解吾等心頭之恨！」典型的「水滸」式泄憤、仇殺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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