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赵紫阳录音整理的回忆录中文版《改革历程》，五月二十九日在香港正式出版。该书由赵紫阳在他被软禁期间的一九九七年开始文字准备工作，进入二○○○年后开始录音，在此过程中得到了他的老部下：前新闻出版总署署长《炎黄春秋》出版社社长杜导正、前中纪委副书记萧洪达、前《光明日报》总书记姚锡华、前国务院副秘书长杜星垣和原广东省委书记林若的直接和间接帮助，最后由原政治局常委秘书、中央政改办主任鲍彤负责定稿，并由他的儿子鲍朴主持的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
《改革历程》由杜导正作序，披露了赵紫阳录音回忆录制作的过程重要细节；鲍彤撰写了导言，介绍了此书的重要历史背景；后记是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哈佛大学教授麦克法夸尔撰写的回忆录英文版序言的中文译稿，由鲍朴翻译。
全书共分：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非法幽禁与世隔绝、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从反自由化到十三大、一九八八年的经济和政治、政治体制改革等六大部分，赵紫阳本人的文字是十六万字，加上其它人的文字，全书共十八万字。
赵紫阳作为经历八九年「六四」事件中南海最高决策人，披露了当时的决策细节，尤其是他自己在深思熟虑后提出的质疑和辩驳，在「六四」事件二十周年的时候，对整个国际社会都极具震撼力！
「六四」镇压与邓小平分道扬镳
比如，关于八九学运的性质，《人民日报》四月二十六日的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说：「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一九八九年六月九日在接见北京戒严部队军以上将领时说：「《人民日报》四月二十六日社论，把问题的性质定为动乱。『动乱』这两个字恰如其分，一些人反对的就是这两个字，要修改的也是这两个字。实践证明，这个判断是准确的。」
赵紫阳在回忆录中提出：「六四」问题应该非常清楚了。「当时说学潮是一场有领导、有计划、有预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现在可以问一下，究竟是什么人在领导？如何计划，如何预谋的？有哪些材料能够说明这一点？还说党内有黑手，黑手是谁呀？」
赵紫阳披露，邓小平五月十七日曾经说：「学生游行无法消退是党内部的问题，那就是赵紫阳的五?四讲话。」赵紫阳还回忆说：「在我离开北京后（四月二十三日）的第二晚，李鹏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和（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大力报告学生示威情况严重，他们没有理会学生示威已降温的事实，他们谴责少数学生的极端意见，特别是针对邓小平的话。他们将示威说成是反党和针对邓小平个人。」
赵紫阳质疑：「将『六四』定性为反革命暴乱，能不能站得住脚？学生一直是守秩序的，不少材料说明，在解放军遭到围攻时，许多地方反而是学生来保护解放军。大量市民阻拦解放军进城，究竟是为了什么？是要推翻共和国吗？」「说这场动乱的目的是要颠覆共和国，推翻共产党，这方面又有什么材料？」
赵紫阳认为真正的对立出现在镇压之后。他说：「我当时就说过，多数人是要我们改正错误，而不是要根本上推翻我们的制度……许多外出的民运分子都说，他们在『六四』前，还是希望党往好处改变。『六四』以后，党使他们完全绝望，使他们和党处在对立的方面。」
邓小平的拍板不具备合法性质
究竟是谁决定镇压？邓小平在接见戒严部队高级将领时说：「最有利的是，我们有一大批老同志健在，他们经历的风波多，懂得事情的利害关系，他们是支援对暴乱采取坚决行动的。」「如果没有我们党这么多老同志支援，甚至连事件的性质都难以确定。」
赵紫阳回忆说：「四月二十五日，李鹏和杨尚昆向邓小平报告政治局常委会议，邓小平一直倾向强硬处理学生示威，因为他认为示威妨害稳定。听了他们报告后，邓小平立即同意将学生示威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动乱』，提出尽快化解形势，要『快刀斩乱麻』。」
赵紫阳说：「从各方面搜集资料，评估形势后，我更强烈相信学生示威得到社会各界广泛同情，四?二六社论和中央委员会处理示威的手法，跟人民的意愿矛盾。我也觉得如果学生示威能以民主和法治的原则化解，透过对话和淡化矛盾化解，这可能会推动中国改革，包括政治改革。不过，问题的关键在於邓小平本人，他拒绝放宽他的立场的话，我就无法改变强硬派的态度，他们不改变立场，政治局常委会就难执行淡化矛盾和开放对话的原则。」
李鹏主持批判会李先念人身攻击
据赵紫阳回忆，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首先由李鹏代表四个常委作了定调子的报告，指责我犯了「分裂党」和「支持动乱」的严重错误，建议撤销我总书记、政治局委员、常委等职务，并说对我还要继续审查。接著参加会的人纷纷发言，对我展开批判。
在会上发言语言最恶劣、充满污蔑之词并作人身攻击的是李先念。……批判发言的最后半天，是姚依林主持会议，看来根本没有准备让我发言（王任重、丁关根第一次来叫我作检讨，第二次来知道我不会作检讨，就动员我不要讲话）。会议快结束时，我提出要求发言，他看看表说：没有时间了，如果你一定要讲，只能讲十分钟。当时我很不高兴，我说，开了几天会，主要是解决我的问题，批判了我两天，难道只能占这点时间？我不管他是否同意，在会上宣读了我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第二天就复会了，对我的问题进行表决。他们拿出了一个稿子，这个稿子把我的一切职务都撤销了。
原来李鹏的报告以及大家的发言，对我的处理还保留中央委员，而现在拿出的草案就统统撤掉了，没有说明原来的报告为什?现在变了，这是极不正常的。「因为我申辩而加重对我的处分，就是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了一个公然践踏《党章》的恶劣先例」。
六月二十三到二十四日召开中央全会，来通过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我所作的政治和组织结论。全会中有些发言，完全是文化大革命的那一套，颠倒黑白，无限上纲，断章取义，充满诬蔑不实之词，用的也是文革的语言。我当时感到，如果这些文件不是印有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的字样，人们真会以为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东西。
宁愿下台也必须坚持自己的主张
我对在学潮问题上坚持自己的主张，拒绝接受暴力镇压的决策，知道会有什?后果，会受到什?待遇，我是有充分思想准备的。我知道如果坚持自己的意见，只有下台。对这个问题我是经过考虑了的。要想保住自己的位置不下台，或者即使下台也是一种体面的下台，只有放弃自己的意见跟他们走；如果要坚持自己的意见那就要准备下台。我反覆考虑，宁愿下台也不能跟他们走。我当时同老伴和家里的几个孩子都谈过这些想法，要他们作这种准备。对於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我的那篇发言将引起什?样的后果，我也有精神准备。当时我估计由此可能要被开除党籍，因为从来对犯错误的人只有低头认错才叫态度端正。
本来经过文化大革命，痛定思痛，在党的十二大通过了新《党章》，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都对避免文革的错误不再发生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在「六四」后对待我的问题上完全无视这些规定，公然践踏这些规定，把文化大革命中极左的那一套又搬了出来，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公报说：「赵紫阳同志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犯了支援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对动乱的形成和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错误的性质和造成后果是极为严重的。」
赵紫阳回忆：「那时我非常不开心，我对自己说无论如何，我拒绝成为动员军队镇压学生的总书记。」「五月十九日凌晨我去天安门广场探望学生，李鹏反对，想阻止。我认为这么多学生绝食长达七日，中央委员会没有一个领导人去探望，说不过去。我只是想劝学生停止绝食，对他们说他们仍年轻，要珍惜生命。不过学生不了解我的意思，我之后受到严厉批评，也开始发现自己被排除出决策外。」「我认为我要对历史负责。我拒绝当一个镇压学生的总书记。」
《改革历程》由杜导正作序，披露了赵紫阳录音回忆录制作的过程重要细节；鲍彤撰写了导言，介绍了此书的重要历史背景；后记是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哈佛大学教授麦克法夸尔撰写的回忆录英文版序言的中文译稿，由鲍朴翻译。
全书共分：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非法幽禁与世隔绝、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从反自由化到十三大、一九八八年的经济和政治、政治体制改革等六大部分，赵紫阳本人的文字是十六万字，加上其它人的文字，全书共十八万字。
赵紫阳作为经历八九年「六四」事件中南海最高决策人，披露了当时的决策细节，尤其是他自己在深思熟虑后提出的质疑和辩驳，在「六四」事件二十周年的时候，对整个国际社会都极具震撼力！
「六四」镇压与邓小平分道扬镳
比如，关于八九学运的性质，《人民日报》四月二十六日的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说：「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一九八九年六月九日在接见北京戒严部队军以上将领时说：「《人民日报》四月二十六日社论，把问题的性质定为动乱。『动乱』这两个字恰如其分，一些人反对的就是这两个字，要修改的也是这两个字。实践证明，这个判断是准确的。」
赵紫阳在回忆录中提出：「六四」问题应该非常清楚了。「当时说学潮是一场有领导、有计划、有预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现在可以问一下，究竟是什么人在领导？如何计划，如何预谋的？有哪些材料能够说明这一点？还说党内有黑手，黑手是谁呀？」
赵紫阳披露，邓小平五月十七日曾经说：「学生游行无法消退是党内部的问题，那就是赵紫阳的五?四讲话。」赵紫阳还回忆说：「在我离开北京后（四月二十三日）的第二晚，李鹏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和（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大力报告学生示威情况严重，他们没有理会学生示威已降温的事实，他们谴责少数学生的极端意见，特别是针对邓小平的话。他们将示威说成是反党和针对邓小平个人。」
赵紫阳质疑：「将『六四』定性为反革命暴乱，能不能站得住脚？学生一直是守秩序的，不少材料说明，在解放军遭到围攻时，许多地方反而是学生来保护解放军。大量市民阻拦解放军进城，究竟是为了什么？是要推翻共和国吗？」「说这场动乱的目的是要颠覆共和国，推翻共产党，这方面又有什么材料？」
赵紫阳认为真正的对立出现在镇压之后。他说：「我当时就说过，多数人是要我们改正错误，而不是要根本上推翻我们的制度……许多外出的民运分子都说，他们在『六四』前，还是希望党往好处改变。『六四』以后，党使他们完全绝望，使他们和党处在对立的方面。」
邓小平的拍板不具备合法性质
究竟是谁决定镇压？邓小平在接见戒严部队高级将领时说：「最有利的是，我们有一大批老同志健在，他们经历的风波多，懂得事情的利害关系，他们是支援对暴乱采取坚决行动的。」「如果没有我们党这么多老同志支援，甚至连事件的性质都难以确定。」
赵紫阳回忆说：「四月二十五日，李鹏和杨尚昆向邓小平报告政治局常委会议，邓小平一直倾向强硬处理学生示威，因为他认为示威妨害稳定。听了他们报告后，邓小平立即同意将学生示威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动乱』，提出尽快化解形势，要『快刀斩乱麻』。」
赵紫阳说：「从各方面搜集资料，评估形势后，我更强烈相信学生示威得到社会各界广泛同情，四?二六社论和中央委员会处理示威的手法，跟人民的意愿矛盾。我也觉得如果学生示威能以民主和法治的原则化解，透过对话和淡化矛盾化解，这可能会推动中国改革，包括政治改革。不过，问题的关键在於邓小平本人，他拒绝放宽他的立场的话，我就无法改变强硬派的态度，他们不改变立场，政治局常委会就难执行淡化矛盾和开放对话的原则。」
李鹏主持批判会李先念人身攻击
据赵紫阳回忆，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首先由李鹏代表四个常委作了定调子的报告，指责我犯了「分裂党」和「支持动乱」的严重错误，建议撤销我总书记、政治局委员、常委等职务，并说对我还要继续审查。接著参加会的人纷纷发言，对我展开批判。
在会上发言语言最恶劣、充满污蔑之词并作人身攻击的是李先念。……批判发言的最后半天，是姚依林主持会议，看来根本没有准备让我发言（王任重、丁关根第一次来叫我作检讨，第二次来知道我不会作检讨，就动员我不要讲话）。会议快结束时，我提出要求发言，他看看表说：没有时间了，如果你一定要讲，只能讲十分钟。当时我很不高兴，我说，开了几天会，主要是解决我的问题，批判了我两天，难道只能占这点时间？我不管他是否同意，在会上宣读了我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第二天就复会了，对我的问题进行表决。他们拿出了一个稿子，这个稿子把我的一切职务都撤销了。
原来李鹏的报告以及大家的发言，对我的处理还保留中央委员，而现在拿出的草案就统统撤掉了，没有说明原来的报告为什?现在变了，这是极不正常的。「因为我申辩而加重对我的处分，就是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了一个公然践踏《党章》的恶劣先例」。
六月二十三到二十四日召开中央全会，来通过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我所作的政治和组织结论。全会中有些发言，完全是文化大革命的那一套，颠倒黑白，无限上纲，断章取义，充满诬蔑不实之词，用的也是文革的语言。我当时感到，如果这些文件不是印有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的字样，人们真会以为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东西。
宁愿下台也必须坚持自己的主张
我对在学潮问题上坚持自己的主张，拒绝接受暴力镇压的决策，知道会有什?后果，会受到什?待遇，我是有充分思想准备的。我知道如果坚持自己的意见，只有下台。对这个问题我是经过考虑了的。要想保住自己的位置不下台，或者即使下台也是一种体面的下台，只有放弃自己的意见跟他们走；如果要坚持自己的意见那就要准备下台。我反覆考虑，宁愿下台也不能跟他们走。我当时同老伴和家里的几个孩子都谈过这些想法，要他们作这种准备。对於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我的那篇发言将引起什?样的后果，我也有精神准备。当时我估计由此可能要被开除党籍，因为从来对犯错误的人只有低头认错才叫态度端正。
本来经过文化大革命，痛定思痛，在党的十二大通过了新《党章》，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都对避免文革的错误不再发生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在「六四」后对待我的问题上完全无视这些规定，公然践踏这些规定，把文化大革命中极左的那一套又搬了出来，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公报说：「赵紫阳同志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犯了支援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对动乱的形成和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错误的性质和造成后果是极为严重的。」
赵紫阳回忆：「那时我非常不开心，我对自己说无论如何，我拒绝成为动员军队镇压学生的总书记。」「五月十九日凌晨我去天安门广场探望学生，李鹏反对，想阻止。我认为这么多学生绝食长达七日，中央委员会没有一个领导人去探望，说不过去。我只是想劝学生停止绝食，对他们说他们仍年轻，要珍惜生命。不过学生不了解我的意思，我之后受到严厉批评，也开始发现自己被排除出决策外。」「我认为我要对历史负责。我拒绝当一个镇压学生的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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