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二十周年前夕，根据已故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独白口述录音整理的新书《Prisoner of The State》经美国西蒙舒斯特出版社率先推出英文版，引起海外的广泛关注，中文版（译名《国家的囚犯》）将由鲍彤的儿子鲍朴注册的新世纪出版社月底在香港出版。
赵紫阳的前政治秘书鲍彤至今仍被中共软禁在家，他15日接受本报专访时强调，该书的出版是由他一手主持，因为要完成“赵紫阳未尽的心愿”，因为这是“留给中国人民的财产”，也是赵紫阳交给他的“最后的任务”。他坦言，出书是赵的权利，“赵紫阳的书和江泽民的书应该可以比较，到底谁说的真话，谁说的假话？”他并认为，赵的理论最有价值的地方就在于否定一党专制，认为中国应该实行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在六四20周年将到来之际，鲍彤认为中共领导层应该作出良知判断，一个国家的军队是否应该对付人民。
以下是采访摘要：
问：您是亲自听过录音吗？
答：这本书的出版是我主持的，我当然听过了。
问：很不容易拿到这个录音带？
答：很不容易，到我手里很不容易。
问：您当时听的感受是怎样的？
答：我可以告诉你，这个录音是真的，就是他的录音，就是他的声音。
问：赵紫阳生前有没有准备出书？
答：赵紫阳留下录音带来就是准备出书。我判断是93年写成文字，2000年录音。92年他已经让我的夫人带话到监狱来，我当时在坐牢，判了七年刑，她探监时给我说，赵说，坐牢就是休息，好好休息，休息七年。休息七年以后，帮我写一本《北京十年》，书的名字他都想好了，所以赵紫阳当时准备出书讲述他在北京十年的经历，当时我不可能做这个事情，出来后同样受到限制，也不可能做这个事情，后来他就决定把录音留下来，成为现在这本书。现在把他的这本书公诸于世，我很高兴，我没有辜负赵紫阳。尽管他在世的时候，我没有帮助他把《北京十年》写出来，但他逝世了以后，我把它公诸于世，出了中文版本，英文版，我也完成了他交给我的最后的任务。
问：为什么先出英文版？
答：这个由中国特殊情况决定，如果先出中文版，如果被扼杀了，就没有了。如果先出英文版，被国际社会认可了，中文版的存在也就没有问题了，就是这个考虑。这也是我的考虑。
问：出书过程是否很辛苦？
答：很辛苦，但是也很愉快。
问：您家里人有没有受到一些压力？
答：他们没有，他们不知道这个事情。
问：现在书已经出了，当局有没有给您一些压力？
答：我想不应该给我什么压力，我想出版赵紫阳的书，也就是中共前总书记的书，这是正大光明的。就像江泽民的书在市场上流行一样，赵紫阳的书和江泽民的书应该可以比较，到底谁说的真话，谁说的假话，我想大家都可以做评判。至于他的合法性，中国宪法第33条讲中国人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既然如此，出版江泽民的书的人，是合法的，我出版赵紫阳的书也是合法的，只要中国依法治国的话，就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我想又创造了一个新闻。说明中国不依法治国，但我不希望出现这个情况。
问：您的信念是什么？为什么一定要把这本书出出来？
答：我想这是赵紫阳留给中国人民的财产，我想既然看到了，我有责任拿出来，公诸于世。
问：书中最震惊和难忘的部份？
答：我想最重要的是，赵紫阳对未来中国的判断，因为中国要长治久安，要实行议会民主制。他认为，只有议会民主制才能和市场经济结合，没有议会民主制，市场经济必然会腐败。这个结论，用他自己的话说，实际上1985年以前，他对政治体制改革抱着一个保守的态度，85年以后，他认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一定会产生腐败，后来经过六四，他又发现，实际上看来看去，苏联、中国的民主都是假民主，真正的民主，真正有生命力的是西方议会民主制，虽然有缺点，但是暂时还没有一种制度比它更民主，作为70多年的共产党员，他经过多年的观察，他认为中国应该实行西方的议会民主制。我认为这个结论是最重要的结论。
问：赵紫阳对一党专制有没有反思？
答：他的反思就是一党专制不好，应该实行议会民主制。
问：这本书和宗凤鸣先生的《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有什么不同？
答：宗的书是追记，我相信，他相当准确反映了赵紫阳的观点，但不可能百分之一百的反映赵思想的准确内容，但是内容比赵的这本书更广泛些。赵紫阳的回忆录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个是改革的追思，一个是关于六四，我想能够更准确的反映赵紫阳的想法，就是赵的录音。
问：选择在六四二十周年前出是否一种巧合？
答：我看到这些材料大约在07、08年，当时的想法是加紧准备，尽早能够把它面世，那么实际上事情很复杂，做来做去做到现在，我想也是一个巧合，我想对二十周年我看本身也有它的意义，很好。
问：是否期望六四平反这一天尽快到来？
答：我想六四老百姓的看法本来就和当局的看法就不一样，但是老百姓没有重新思考的问题，重新评价的问题，现在存在的问题是党政领导，他们应该有一个态度。过去的事情不需要他们来负责，但是今后军队能不能够屠杀老百姓？这个问题要有一个说法，如果肯定的，今后军队还是要屠杀老百姓，还是正确的，还是果断的，这就很不好，那就说明中国没有希望。我希望作为今天的中共领导人，他们应该说明军队屠杀老百姓是不允许的。
问：您希望在六四二十周年，中共领导人对这个应该表示明确的态度？
答：我想越快越好，甚至不用等到二十周年，他们应该有良知，作出判断，一个国家的军队是否应该对付人民，这个问题他们应该做出表态。
赵紫阳的前政治秘书鲍彤至今仍被中共软禁在家，他15日接受本报专访时强调，该书的出版是由他一手主持，因为要完成“赵紫阳未尽的心愿”，因为这是“留给中国人民的财产”，也是赵紫阳交给他的“最后的任务”。他坦言，出书是赵的权利，“赵紫阳的书和江泽民的书应该可以比较，到底谁说的真话，谁说的假话？”他并认为，赵的理论最有价值的地方就在于否定一党专制，认为中国应该实行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在六四20周年将到来之际，鲍彤认为中共领导层应该作出良知判断，一个国家的军队是否应该对付人民。
以下是采访摘要：
问：您是亲自听过录音吗？
答：这本书的出版是我主持的，我当然听过了。
问：很不容易拿到这个录音带？
答：很不容易，到我手里很不容易。
问：您当时听的感受是怎样的？
答：我可以告诉你，这个录音是真的，就是他的录音，就是他的声音。
问：赵紫阳生前有没有准备出书？
答：赵紫阳留下录音带来就是准备出书。我判断是93年写成文字，2000年录音。92年他已经让我的夫人带话到监狱来，我当时在坐牢，判了七年刑，她探监时给我说，赵说，坐牢就是休息，好好休息，休息七年。休息七年以后，帮我写一本《北京十年》，书的名字他都想好了，所以赵紫阳当时准备出书讲述他在北京十年的经历，当时我不可能做这个事情，出来后同样受到限制，也不可能做这个事情，后来他就决定把录音留下来，成为现在这本书。现在把他的这本书公诸于世，我很高兴，我没有辜负赵紫阳。尽管他在世的时候，我没有帮助他把《北京十年》写出来，但他逝世了以后，我把它公诸于世，出了中文版本，英文版，我也完成了他交给我的最后的任务。
问：为什么先出英文版？
答：这个由中国特殊情况决定，如果先出中文版，如果被扼杀了，就没有了。如果先出英文版，被国际社会认可了，中文版的存在也就没有问题了，就是这个考虑。这也是我的考虑。
问：出书过程是否很辛苦？
答：很辛苦，但是也很愉快。
问：您家里人有没有受到一些压力？
答：他们没有，他们不知道这个事情。
问：现在书已经出了，当局有没有给您一些压力？
答：我想不应该给我什么压力，我想出版赵紫阳的书，也就是中共前总书记的书，这是正大光明的。就像江泽民的书在市场上流行一样，赵紫阳的书和江泽民的书应该可以比较，到底谁说的真话，谁说的假话，我想大家都可以做评判。至于他的合法性，中国宪法第33条讲中国人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既然如此，出版江泽民的书的人，是合法的，我出版赵紫阳的书也是合法的，只要中国依法治国的话，就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我想又创造了一个新闻。说明中国不依法治国，但我不希望出现这个情况。
问：您的信念是什么？为什么一定要把这本书出出来？
答：我想这是赵紫阳留给中国人民的财产，我想既然看到了，我有责任拿出来，公诸于世。
问：书中最震惊和难忘的部份？
答：我想最重要的是，赵紫阳对未来中国的判断，因为中国要长治久安，要实行议会民主制。他认为，只有议会民主制才能和市场经济结合，没有议会民主制，市场经济必然会腐败。这个结论，用他自己的话说，实际上1985年以前，他对政治体制改革抱着一个保守的态度，85年以后，他认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一定会产生腐败，后来经过六四，他又发现，实际上看来看去，苏联、中国的民主都是假民主，真正的民主，真正有生命力的是西方议会民主制，虽然有缺点，但是暂时还没有一种制度比它更民主，作为70多年的共产党员，他经过多年的观察，他认为中国应该实行西方的议会民主制。我认为这个结论是最重要的结论。
问：赵紫阳对一党专制有没有反思？
答：他的反思就是一党专制不好，应该实行议会民主制。
问：这本书和宗凤鸣先生的《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有什么不同？
答：宗的书是追记，我相信，他相当准确反映了赵紫阳的观点，但不可能百分之一百的反映赵思想的准确内容，但是内容比赵的这本书更广泛些。赵紫阳的回忆录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个是改革的追思，一个是关于六四，我想能够更准确的反映赵紫阳的想法，就是赵的录音。
问：选择在六四二十周年前出是否一种巧合？
答：我看到这些材料大约在07、08年，当时的想法是加紧准备，尽早能够把它面世，那么实际上事情很复杂，做来做去做到现在，我想也是一个巧合，我想对二十周年我看本身也有它的意义，很好。
问：是否期望六四平反这一天尽快到来？
答：我想六四老百姓的看法本来就和当局的看法就不一样，但是老百姓没有重新思考的问题，重新评价的问题，现在存在的问题是党政领导，他们应该有一个态度。过去的事情不需要他们来负责，但是今后军队能不能够屠杀老百姓？这个问题要有一个说法，如果肯定的，今后军队还是要屠杀老百姓，还是正确的，还是果断的，这就很不好，那就说明中国没有希望。我希望作为今天的中共领导人，他们应该说明军队屠杀老百姓是不允许的。
问：您希望在六四二十周年，中共领导人对这个应该表示明确的态度？
答：我想越快越好，甚至不用等到二十周年，他们应该有良知，作出判断，一个国家的军队是否应该对付人民，这个问题他们应该做出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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