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二十週年前夕，根據已故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獨白口述錄音整理的新書《Prisoner of The State》經美國西蒙舒斯特出版社率先推出英文版，引起海外的廣泛關注，中文版（譯名《國家的囚犯》）將由鮑彤的兒子鮑樸註冊的新世紀出版社月底在香港出版。
趙紫陽的前政治秘書鮑彤至今仍被中共軟禁在家，他15日接受本報專訪時強調，該書的出版是由他一手主持，因為要完成「趙紫陽未盡的心願」，因為這是「留給中國人民的財產」，也是趙紫陽交給他的「最後的任務」。他坦言，出書是趙的權利，「趙紫陽的書和江澤民的書應該可以比較，到底誰說的真話，誰說的假話？」他並認為，趙的理論最有價值的地方就在於否定一黨專制，認為中國應該實行西方的議會民主制。在六四20週年將到來之際，鮑彤認為中共領導層應該作出良知判斷，一個國家的軍隊是否應該對付人民。
以下是採訪摘要：
問：您是親自聽過錄音嗎？
答：這本書的出版是我主持的，我當然聽過了。
問：很不容易拿到這個錄音帶？
答：很不容易，到我手裡很不容易。
問：您當時聽的感受是怎樣的？
答：我可以告訴你，這個錄音是真的，就是他的錄音，就是他的聲音。
問：趙紫陽生前有沒有準備出書？
答：趙紫陽留下錄音帶來就是準備出書。我判斷是93年寫成文字，2000年錄音。92年他已經讓我的夫人帶話到監獄來，我當時在坐牢，判了七年刑，她探監時給我說，趙說，坐牢就是休息，好好休息，休息七年。休息七年以後，幫我寫一本《北京十年》，書的名字他都想好了，所以趙紫陽當時準備出書講述他在北京十年的經歷，當時我不可能做這個事情，出來後同樣受到限制，也不可能做這個事情，後來他就決定把錄音留下來，成為現在這本書。現在把他的這本書公諸於世，我很高興，我沒有辜負趙紫陽。儘管他在世的時候，我沒有幫助他把《北京十年》寫出來，但他逝世了以後，我把它公諸於世，出了中文版本，英文版，我也完成了他交給我的最後的任務。
問：為什麼先出英文版？
答：這個由中國特殊情況決定，如果先出中文版，如果被扼殺了，就沒有了。如果先出英文版，被國際社會認可了，中文版的存在也就沒有問題了，就是這個考慮。這也是我的考慮。
問：出書過程是否很辛苦？
答：很辛苦，但是也很愉快。
問：您家裡人有沒有受到一些壓力？
答：他們沒有，他們不知道這個事情。
問：現在書已經出了，當局有沒有給您一些壓力？
答：我想不應該給我什麼壓力，我想出版趙紫陽的書，也就是中共前總書記的書，這是正大光明的。就像江澤民的書在市場上流行一樣，趙紫陽的書和江澤民的書應該可以比較，到底誰說的真話，誰說的假話，我想大家都可以做評判。至於他的合法性，中國憲法第33條講中國人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既然如此，出版江澤民的書的人，是合法的，我出版趙紫陽的書也是合法的，只要中國依法治國的話，就沒有什麼問題，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我想又創造了一個新聞。說明中國不依法治國，但我不希望出現這個情況。
問：您的信念是什麼？為什麼一定要把這本書出出來？
答：我想這是趙紫陽留給中國人民的財產，我想既然看到了，我有責任拿出來，公諸於世。
問：書中最震驚和難忘的部分？
答：我想最重要的是，趙紫陽對未來中國的判斷，因為中國要長治久安，要實行議會民主制。他認為，只有議會民主制才能和市場經濟結合，沒有議會民主制，市場經濟必然會腐敗。這個結論，用他自己的話說，實際上1985年以前，他對政治體制改革抱著一個保守的態度，85年以後，他認為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一定會產生腐敗，後來經過六四，他又發現，實際上看來看去，蘇聯、中國的民主都是假民主，真正的民主，真正有生命力的是西方議會民主制，雖然有缺點，但是暫時還沒有一種制度比它更民主，作為70多年的共產黨員，他經過多年的觀察，他認為中國應該實行西方的議會民主制。我認為這個結論是最重要的結論。
問：趙紫陽對一黨專制有沒有反思？
答：他的反思就是一黨專制不好，應該實行議會民主制。
問：這本書和宗鳳鳴先生的《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有什麼不同？
答：宗的書是追記，我相信，他相當準確反映了趙紫陽的觀點，但不可能百分之一百的反映趙思想的準確內容，但是內容比趙的這本書更廣泛些。趙紫陽的回憶錄集中在兩個問題上，一個是改革的追思，一個是關於六四，我想能夠更準確的反映趙紫陽的想法，就是趙的錄音。
問：選擇在六四二十週年前出是否一種巧合？
答：我看到這些材料大約在07、08年，當時的想法是加緊準備，盡早能夠把它面世，那麼實際上事情很複雜，做來做去做到現在，我想也是一個巧合，我想對二十週年我看本身也有它的意義，很好。
問：是否期望六四平反這一天盡快到來？
答：我想六四老百姓的看法本來就和當局的看法就不一樣，但是老百姓沒有重新思考的問題，重新評價的問題，現在存在的問題是黨政領導，他們應該有一個態度。過去的事情不需要他們來負責，但是今後軍隊能不能夠屠殺老百姓？這個問題要有一個說法，如果肯定的，今後軍隊還是要屠殺老百姓，還是正確的，還是果斷的，這就很不好，那就說明中國沒有希望。我希望作為今天的中共領導人，他們應該說明軍隊屠殺老百姓是不允許的。
問：您希望在六四二十週年，中共領導人對這個應該表示明確的態度？
答：我想越快越好，甚至不用等到二十週年，他們應該有良知，作出判斷，一個國家的軍隊是否應該對付人民，這個問題他們應該做出表態。
趙紫陽的前政治秘書鮑彤至今仍被中共軟禁在家，他15日接受本報專訪時強調，該書的出版是由他一手主持，因為要完成「趙紫陽未盡的心願」，因為這是「留給中國人民的財產」，也是趙紫陽交給他的「最後的任務」。他坦言，出書是趙的權利，「趙紫陽的書和江澤民的書應該可以比較，到底誰說的真話，誰說的假話？」他並認為，趙的理論最有價值的地方就在於否定一黨專制，認為中國應該實行西方的議會民主制。在六四20週年將到來之際，鮑彤認為中共領導層應該作出良知判斷，一個國家的軍隊是否應該對付人民。
以下是採訪摘要：
問：您是親自聽過錄音嗎？
答：這本書的出版是我主持的，我當然聽過了。
問：很不容易拿到這個錄音帶？
答：很不容易，到我手裡很不容易。
問：您當時聽的感受是怎樣的？
答：我可以告訴你，這個錄音是真的，就是他的錄音，就是他的聲音。
問：趙紫陽生前有沒有準備出書？
答：趙紫陽留下錄音帶來就是準備出書。我判斷是93年寫成文字，2000年錄音。92年他已經讓我的夫人帶話到監獄來，我當時在坐牢，判了七年刑，她探監時給我說，趙說，坐牢就是休息，好好休息，休息七年。休息七年以後，幫我寫一本《北京十年》，書的名字他都想好了，所以趙紫陽當時準備出書講述他在北京十年的經歷，當時我不可能做這個事情，出來後同樣受到限制，也不可能做這個事情，後來他就決定把錄音留下來，成為現在這本書。現在把他的這本書公諸於世，我很高興，我沒有辜負趙紫陽。儘管他在世的時候，我沒有幫助他把《北京十年》寫出來，但他逝世了以後，我把它公諸於世，出了中文版本，英文版，我也完成了他交給我的最後的任務。
問：為什麼先出英文版？
答：這個由中國特殊情況決定，如果先出中文版，如果被扼殺了，就沒有了。如果先出英文版，被國際社會認可了，中文版的存在也就沒有問題了，就是這個考慮。這也是我的考慮。
問：出書過程是否很辛苦？
答：很辛苦，但是也很愉快。
問：您家裡人有沒有受到一些壓力？
答：他們沒有，他們不知道這個事情。
問：現在書已經出了，當局有沒有給您一些壓力？
答：我想不應該給我什麼壓力，我想出版趙紫陽的書，也就是中共前總書記的書，這是正大光明的。就像江澤民的書在市場上流行一樣，趙紫陽的書和江澤民的書應該可以比較，到底誰說的真話，誰說的假話，我想大家都可以做評判。至於他的合法性，中國憲法第33條講中國人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既然如此，出版江澤民的書的人，是合法的，我出版趙紫陽的書也是合法的，只要中國依法治國的話，就沒有什麼問題，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我想又創造了一個新聞。說明中國不依法治國，但我不希望出現這個情況。
問：您的信念是什麼？為什麼一定要把這本書出出來？
答：我想這是趙紫陽留給中國人民的財產，我想既然看到了，我有責任拿出來，公諸於世。
問：書中最震驚和難忘的部分？
答：我想最重要的是，趙紫陽對未來中國的判斷，因為中國要長治久安，要實行議會民主制。他認為，只有議會民主制才能和市場經濟結合，沒有議會民主制，市場經濟必然會腐敗。這個結論，用他自己的話說，實際上1985年以前，他對政治體制改革抱著一個保守的態度，85年以後，他認為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一定會產生腐敗，後來經過六四，他又發現，實際上看來看去，蘇聯、中國的民主都是假民主，真正的民主，真正有生命力的是西方議會民主制，雖然有缺點，但是暫時還沒有一種制度比它更民主，作為70多年的共產黨員，他經過多年的觀察，他認為中國應該實行西方的議會民主制。我認為這個結論是最重要的結論。
問：趙紫陽對一黨專制有沒有反思？
答：他的反思就是一黨專制不好，應該實行議會民主制。
問：這本書和宗鳳鳴先生的《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有什麼不同？
答：宗的書是追記，我相信，他相當準確反映了趙紫陽的觀點，但不可能百分之一百的反映趙思想的準確內容，但是內容比趙的這本書更廣泛些。趙紫陽的回憶錄集中在兩個問題上，一個是改革的追思，一個是關於六四，我想能夠更準確的反映趙紫陽的想法，就是趙的錄音。
問：選擇在六四二十週年前出是否一種巧合？
答：我看到這些材料大約在07、08年，當時的想法是加緊準備，盡早能夠把它面世，那麼實際上事情很複雜，做來做去做到現在，我想也是一個巧合，我想對二十週年我看本身也有它的意義，很好。
問：是否期望六四平反這一天盡快到來？
答：我想六四老百姓的看法本來就和當局的看法就不一樣，但是老百姓沒有重新思考的問題，重新評價的問題，現在存在的問題是黨政領導，他們應該有一個態度。過去的事情不需要他們來負責，但是今後軍隊能不能夠屠殺老百姓？這個問題要有一個說法，如果肯定的，今後軍隊還是要屠殺老百姓，還是正確的，還是果斷的，這就很不好，那就說明中國沒有希望。我希望作為今天的中共領導人，他們應該說明軍隊屠殺老百姓是不允許的。
問：您希望在六四二十週年，中共領導人對這個應該表示明確的態度？
答：我想越快越好，甚至不用等到二十週年，他們應該有良知，作出判斷，一個國家的軍隊是否應該對付人民，這個問題他們應該做出表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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