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月底，北京城似乎渐趋平静，我也回到学校写论文。6月3号中午，突然传来军队进城的消息，听说打死了人，市民抬着尸体游行抗议军队滥杀无辜。直觉要出大事，急忙到学校理发室剪了头发，为的是万一和军队冲突的时候，不会被轻易抓住。然后去食堂吃了面条。大师傅特意给的特别多，叫我们吃的饱饱的去天安门。
6 月3号夜里，我留在广场。记得到最后广场上所有灯光熄灭时，我们学校是在纪念碑的东北侧，紧靠旗杆的方位。我坐的位置大约在从纪念碑中央台阶向东数第三根旗杆的地方。大家都把学生证放在贴身衣袋里，以便将来容易认领。很多同学互相交换了家人的联络方式，相约谁能活着出去，一定帮大家带个口信。有人拿出桶装的可乐，再把口罩浸湿一次，好抵抗催泪弹。我们几个男生把包里的饼干糖果凑到一起，吃了最后一顿饭。我们都没有害怕，尽量地坐在前排，以保护后面的女生。大家平静地等待着最后时刻的来临。之后好像是侯德健劝说大家撤离。
灯光再度亮起，清场的时刻到来了。我们的身边站满了戴钢盔持枪的军人。坦克聚集在广场的北面排成一行，炮口指向我们，并开始碾压帐篷。有军人向纪念碑的浮雕上射击。那样近距离的枪声，听起来像舞台剧的效果。稍后，女神像被推倒，大约在4点多钟的样子。不时有流弹擦着我们头顶飞过。这时站起来就有被射中的危险。身旁一位女孩，用笔记录着当时的每一步骤和时间。我们将她围在中间以防被大兵发现。
我们学校撤出广场，到历史博物馆门前的时候天刚亮，大约在5，6点的样子（我记得走过纪念堂的时候天还黑着，是在灯光下走过军队和坦克拦出的狭长通道，撤出时有军人殴打学生，还记得耳边军人的嘶吼和女生的哭声）。大家手挽着手，一辈子再也没有和谁这样生死相依地紧紧靠在一起。当和另一队学生相遇时，我对一位戴眼镜的男生说，我们一定会回来！我们久久对视，目光里是彼此的鼓励。他沉默，但他的手，死死地与我相握，直到两条队伍分开。
我们刚撤到历史博物馆门前，身后广场上响起密集的枪声，持续了至少5分钟。当时很多同学都要回去看看，被市民拼死拦住。枪声过后广场的情形我没有看到，也成了我心中近二十年的谜。但是，六部口的屠杀我亲眼得见。
当时我刚走过音乐厅，突然好多自行车从长安街飞速拐进来，骑车的人高喊, 往后退往后退! 紧接着催泪弹和密集的机枪弹雨就一起来了，我身边一个穿白衬衫的瘦小男生好像是腹部中弹，都没哼一声就倒下了，那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什么叫血光四溅。
我家住得不远，路也熟，不顾身后的硝烟和子弹，拉着一个同学穿胡同奔到宣内大街西单路口，有几个骑车的学生哭着拦住我们说，六部口压死好多人，让我们过去看看有没有本校的同学。我们就又沿着长安街北侧拼命往回跑，这时坦克又冲过来了，烟幕中听到有人喊：坦克编号是106，大家记住！我们躲在电报大楼外的一堆砖头后面躲过了扫射。浓烟滚滚中，清晰记得枪口的火光。这一轮机枪和催泪弹过去，我看到音乐厅路口的铁栏杆被压成麻花，路边学生的尸体是成堆的。我的身体止不住地一直抖一直抖，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在北京6月朝阳下刺骨的寒冷。我想，大家至少都记得自己学校有多少同学没能回来吧！
值得欣慰的是，我们学校30几个学生用军大衣和草帽，掩护了一名年轻的德国记者，使他得以在枪林弹雨中拍下自军队冲出大会堂，坦克碾压帐篷，推倒女神像，直至大家开始撤离的过程。出了广场，我们把泪流满面的他托付给市民，大家说，把摄像机扔了，否则再碰上军队会太危险，但是，舍命也要帮他把录像带传出去！在这里，向我那些勇敢的父老乡亲致敬！
学校在东边，不能跟着大队走，我和同学两个人穿胡同。公用电话前排着长龙。可一听我们说想给学校报个平安，大家马上闪开让我们先打。一群市民把我们领进院里，关上院门，端来热水，要我们给讲讲广场上的事情。路上，好多市民要给我们吃的，还有人非要给我们钱，关照我们安全的路线，嘱咐我们快点安全回家。印象最深的是一位须发全白的老爷子，摇头感叹，就是日本鬼子占领北京城的日子里，都没这么杀过人！
那天夜里，我的自行车放在南池子。以后的几天，北京大雨如注。6月8号，天刚放晴，冥冥中觉得一定要去取车。出门时，我妈怎么也拦不住，在身后喊：我们揪着心等你回来！汽车不通。乘地铁到崇文门，刚走下北京饭店南侧的地下通道，发现通道的另一头是武装哨兵。回头已来不及了。我停了一会，紧盯着他，一步一步走了过去。他的手，握着冲锋枪，目光一直没有离开我的眼睛。
到了南池子，几辆锈迹斑斑的自行车整整齐齐地靠在街边，显然有人整理过。三三两两的附近居民在小声聊天。我开锁推车，两个小伙子一左一右把我挡在中间，说："你是广场出来的学生吧？这几辆车，我们守了好几天了，不知道车的主人还在不在。有人来取就好。哥们，别害怕，好好儿活！他们长不了！"他俩一直护着我穿过长安街。西边100米开外，就是荷枪实弹的戒严部队。
我的车，不能骑了。车胎破了，一颗子弹，从车后右方打来，把车铃的螺丝打掉一半，然后从车把后面钻进钢管，又从前面钻出来，在车把的前方打出一个放射形的大洞，不是我们想象的圆型弹孔，铁皮向外翻出来，形成一个个尖锐的角，明显是炸子的痕迹。不知道这样的爆炸力要是在落人身上，会是怎样的血腥。在回家的路上，一位修车大爷帮我补好车胎，执意不收钱，说："学生，赶快把车把换了，马上要大搜捕了，这车太招眼！"
回到家，我妈看见车就哭了，说："你没看见的它看见了，你没听见的它听见了，它是替你挨的子弹啊！可惜，它就是不会说话！"妈是识大体的，没有让我把换下的车把丢掉，而是冒着风险藏了起来，说，迟早有它见天日的时候！等到那一天，妈妈就是再不能喝酒，也一定和你们一起举杯！
出来时，实在无法把这样一件铁证带出来，所以它至今还被收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20年了，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一定能等到它重见天日的那一天！
毕业前，照例是没完没了的学习，检讨，写经过，写认识，人人过关，并承诺决不秋后算账。我因为绝食后期曾带同学找校办要求学校出车把绝食同学接回学校，而被重点监控。当时想把一切自己承担下来，赶快让其他同学过关算了。我们系的辅导员，在系里的会上说，在座的都是好学生，将来都是国家的栋梁，你们没有做错事。共产党说不秋后算账，不能相信啊！他哪次没有算账！同学们不要太天真！大家一定要平平安安的毕业，工作，没有的事情谁也不要写！这些都是要进档案，跟你一辈子的！那位部队转业的辅导员，因为学历普通，平素并不特别受大家的敬重。但在那一刻，我对这位不起眼的老大哥肃然起敬！
但是，我至今记得，在全校的清洗大会上，一位副校长竟然说：有同学说看到左边的人倒下了，右边的人倒下了，我倒要问问你，你怎么活着出来了！面对如此衣冠禽兽，我当时就铁了心，远走高飞，绝不回来！
93 年，我的一位美联社的朋友采访丁子霖。老太太谈起儿子走后，自己曾一度想追随而去，但后来她说："我的儿子是为中国的未来死的，我也要为中国的未来而活。"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天安门母亲。这句话，也一直激励着我和我的朋友们，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沉默，并为明天积蓄着力量。
明天，一定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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