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好比一艘东方铁达尼，二○○八年系列天灾人祸是它撞上冰山后呈现的种种征兆。那座冰山就是中国空前的人文黑暗。
奥运期间，全国高度戒备。上海全城半戒严，广州白云机场到处是警与犬。
学渊评：大部分中国人活着只求吃得饱，不求活得有尊严，杨佳用杀人‘换死’的‘讨说法’，也是为了求尊严，尽管方法不对，但他的处境也确实有困难。李劼和本‘学渊评’作者也常常‘给说法’，则是要证明自己是有‘言可由衷’的尊严而已。说来，‘求尊严’有理性和暴力两种手段，我党的传统是文武两手，但心目中是暴力至上的，历来以为‘工农可用，文人可恨’，因为工农善用暴力，因此就‘依靠工农’；而文人善于说理，如海外有‘非暴力里手’王希哲、张鹤慈等高等贤人，今天他们善用嘴巴教训民众，但当年他们却是非常可令党恼恨的。如今，工农成了弱势群体，自然就是政府潜在的敌人；而文人既不是血刃高手，却还是经不起饿的，化几毛、几元、几万……政府还是买得起的……。这就是当今海外的格局，我虽然没有见到别人拿钱的字据，但他们的文章都是白纸黑字写的，无法抵赖的。
李劼：历史的劫难已近
当今中国好比一艘东方铁达尼，二○○八年系列天灾人祸是它撞上冰山后呈现的种种征兆。那座冰山就是中国空前的人文黑暗。
中国当今的现实成败，可谓成也小平，败也小平。正如毛泽东当年对着匍伏在他脚底下的中国民众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邓小平在毛泽东的阴影下着手邓氏改革开放。就文化取向而言，邓氏只开放人的欲望，不开放从毛时代开始全面关闭的精神空间。所谓两手都要硬，即是在不顾一切地满足欲望的同时，不惜一切代价窒息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毛时代的名言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殊不知，邓时代的名言更为彻底：我是流氓我怕谁？谁想要自由，就向谁开枪。
奥运开幕式公然昭示警察国家
基于如此没有底线的文化心理，邓小平一面解放被毛时代封杀的人欲，一面延续毛时代的人文黑暗。前者如同一只白猫，后者好比一只黑猫。两猫互补，构成邓氏物欲型开放的时代特色。邓小平误以为这是一种平衡。殊不知，毛氏全封闭时代掩盖的诸多黑暗，一走进改革开放空间，再加上互联网的电子时代，根本无法避免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杀鸡取蛋式的经济腾飞，不惜毁坏自然资源的财富追求，毫无公平和诚信的生存竞争，权力寻租造成的贫富悬殊，丧失道德底线的社会风气，致力生存策略的江湖心计，为了角逐权力的庙堂权谋。上有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无知无畏，下有谁比谁更流氓、谁比谁更无赖的丛林准则。指挥屠杀西藏僧尼，可以成为走向国家元首的仕途资本。当着全世界的面，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平民，悍然动用坦克机枪屠杀。天灾中掺杂人祸，危房在地震中杀死的，是可怜的小学生，并且还是独生子女。有毒食物猖狂面市，婴儿在毒奶肆虐底下首当其冲。计划生育不仅造成女婴弃地，更直接杀到孕妇的肚子里。正是这样的人文景观，致使奥运开幕式上，导演会让一群天真儿童，将那面鲜血染成的国旗，交到戒严部队般的武警手中；以此向全世界明码标价：这里是警察国家。如此人文黑暗，在人类历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
后邓时代，江氏当政，一度放软身段，选取"低原则、高智商"的灵活和变通。提出三个代表，旨在突破僵硬的政治信条。毛时代白白扔在许多小国穷国身上以换取世界革命领袖虚荣的重金，改为相当"实际"地砸向西方大国。同时积极加入世贸，以谋求融入国际社会。如此"大国外交"，效益显著。中国社会越来越西化，并换取西方政要和商人对专制集权的容忍。促使他们逐渐丧失普世价值的恪守。奥运期间，官方主导的民族主义狂潮，既是试探，也是挑战，矛头直指西方世界的人文底线。
对海外知识份子的成功收买
与此同时，官方对知识份子也同样重金有加，改善生存待遇，以求精诚合作。国内的文化人就地买断，海外的所谓菁英，不动声色地包养在香港。结果，官家成功地让中国知识份子，无论是新左派还是自由派或者什么派，一律打着饱嗝说话。知识份子不像老百姓端起大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他们的教养在于，与官府打情骂俏。在奥运开幕式上，美女们训练有素的义务卖笑，与挂在中国知识份子脸上的心满意足，异曲同工。有尊严有思想的人，退化为浑浑噩噩的众多人口，只有一纸之隔。就好比中国北部草原严重的的沙漠化一样，中国知识份子大面积的人口化，使存在的叩问，越来越被生存利益的追逐所替代。
国内知识份子的笑容是僵硬的，海外菁英的开怀却是鲜活的。奥运之前，两个海外流亡者会在北京先后发出同样的谄媚之音，融入大国崛起的夸张颂赞。大音稀声的反证，正是小音声众。数度坐牢的流亡诗人，以此证明牢房洗脑确实成功。半官半文的漂流学者，就此坐实一朝入党、终身为奴，所言不虚。比起其他文化二奶的大言不惭，飘流学者躬身略尽效忠绵薄，毕竟有些羞羞答答。事实上，官家既然出了大钱，从被包养者嘴里收获几句阿谀奉承，也是在情理之中。买卖是公平的，交易是互利的。只是诸如自由、独立之类的言辞，以后不要再提了。不能得了便宜还卖乖。
中国当代知识人如此自我作贱，不要说对比汉末党锢时代的英雄豪杰，即便是清末民初的知识菁英，都足以让人瞠目结舌。那是个思想空前活跃，言论空前自由的人文时代。思想交锋，存在叩问，国家前途的考量，历史奥秘的探究，蔚为时尚。新锐破茧而出，旧学高瞻远瞩。在野的懂得如何指点江山，在朝的胸怀变革大志。历史的转型，全然在于人物的辉煌。数千年的黑暗，突然有了灿烂的人文景观。可惜斯情斯景，稍纵即逝，一闪而过。
西方学者比之好莱坞相形见绌
专制的蛮横，不仅基于民众的愚昧，同样得益于反抗者的颟顸。所谓的海外民运，多多少少在重复历史上农民起义的陈年旧事。旗号是民主的，话语却是专制的，文化心理更是积习难改。人生经历是响当当的民主斗士，个人素养却是专制病菌的带菌者，乃至重病患者。名声越大，病情越重。思想极其贫乏，精神赫然苍白。就自由思想和独立人格这两个基本的人文指示而言，鲜有达标。独立思想，寥如晨星。即便是网路上出现的最具批判价值的思考，都会下意识地诉诸毛时代的市井俚语。
生存处境的窘迫，致使海外的民运人士迅速政客化：以追求民主的名义，谋取个人生存利益，并诉诸黑箱操作。资源的占有，成为身份标高和名利追求，坐牢的经历，变成待价而沽的政治资本。心机权谋，人人都会。活得踏实与否，在于有没有背靠住西方政府尤其是美国政府。就此而言，若把中国的人文黑暗仅仅归诸官府，应是有失公允。请看：置身自由的海外，产生了多少超凡脱俗的思想？
海外的空间是自由的，美国的校园却是沦落的。无处不在的左倾思潮，瘟疫般弥漫。许多到美国学府里研习自由思想的中国学子，结果习得了如何指责美国和如何讨好专制政府。美国知识份子应有的良知和良心，不再见诸盘踞于学府的教授学者。当今整个西方世界，在人文上恰处最为低迷的时期。那些自命清高的人文学者，尤其是东亚系的诸多中国问题专家，在从不讳言商业效应的好莱坞面前相形见绌。奥斯卡评奖，始终恪守应有的人文立场，将张艺谋式的磕头作揖大片，坚拒门外。美国校园里，却经常会发出一些莫名其妙的声音，向专制政府媚眼频抛。白颜色的学者，其思维触角难以切入黑洞般的中国社会，还情有可原。黄皮肤的美籍学者，竟然也假装茫然于中国的专制国情，不顾脸面地与专制当局眉来眼去，不过是以做论文的所谓学术藉口而已。有的甚至只是为了到大陆去享受一把高等华人的实惠和虚荣。李敖都在油腔滑调地媚笑，也就很难微词在美国学府混饭的台港西装革履。
现代武松杨佳凸显中国困境
比起台港学者的闪烁其词，江氏的继任者毫不含糊：学习古巴北韩，将自由知识份子视作头号敌人。由此获得卡斯特罗的热烈拥抱，一再助长金朝二世的流氓气焰。国内的毛式左派，因此蠢蠢欲动，误以为重回毛时代的机会终于降临。江氏主政时有所松动的僵硬思维，到了胡氏主政，雪上加霜。自由空间的重新构建可能，也随之完全消失。一面是俗不可耐的女子开讲孔子，一面是忍无可忍的当代武松愤然而起，手刃警卒。既然官府有意回归毛式专制，那么民众只好走向造反有理。
杨佳成为一种象征，凸现了中国社会陷入困境的尴尬。当局杀也不是，不杀也不是。各派知识份子怯于叫好，羞于直面。从某种意义上说，此乃庶民之于学习古巴北韩的断然回应，一如暴秦激发揭竿而起。在不许出声的社会里，民众被迫选择行动的极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一朝决堤，洪水滔滔。
其实，谁都知道，通过自上而下的变革，以和平渐变的方式，走出几千年的专制阴影，成本最低，代价最小。朝野双赢，从而建立起新的游戏规则：不再动辄赶尽杀绝，而是处处留有余地。最终以凡事都可商量、遇事诉诸谈判妥协的共识，取代残暴的斗争哲学。人心由此向善，社会经此和谐。无奈当政者将此“和平演变”，视作洪水猛兽。不仅拒绝，还禁止言说。其昏庸无以复加。
当今中国，好比一艘东方铁达尼。二○○八年发生的一系列灾难性人祸，是它撞上冰山后呈现的种种征兆。那座冰山与其说是自然天灾，不如说是空前的人文黑暗。制度和人，或者人心的黑暗和专制的深重，一旦变革孰为先？实乃互为因果。陈年专制，人文黑暗，两者相辅相成。曾经有过的历史机遇一旦坐失，剩下的难题就很难说可以由哪个人来解决。怯懦的民众，可能会在欢呼豪侠的同时，期盼政治强人的出现。非理性的反抗机制一旦启动，无论是官家还是庶民，都会陷入人人自危的境地。既然遍布干柴，又岂能防范星星之火？中国的未来，不容乐观。奴声奴腔的唱赞，既骗了民众，又害了朝廷。飞船升空的虚幻，掩盖不了依然停留在相当于日本人明治维新之前的黑暗和蒙昧之中的严峻现实。不开放自由的空间，不结束人文的黑暗，那么历史的劫难，也就在所难免。上帝，保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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