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中共中央决定改组中南海门诊部，撤销了门诊部主任的工作，立即将香山门诊部迁进中南海，加强卫生防疫和医疗。于是我随同门诊部进了中南海，开始了我生活上又一大转折。
门诊部设在南海流水音及沿东大墙一带的院落。这地方原本是乾隆皇帝晚年游乐与休息的地方，乾隆御笔的木制对联、匾额仍然挂着，但年久失修，油漆彩绘已经剥落。一九五三年大修整以前，没有自来水，都用南海边上的机井。门诊部就用这片房屋的一部分做为宿舍，一部分设立门诊室、手术室及病房。虽然仍是因陋就简，但比在香山时要完备些。
一九五五年以前，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和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城内的房子还没有修好，暂时设在中海居仁堂及附近。军委的彭德怀、中宣部的陆定一、张际春、何凯丰，以及陈伯达、胡乔木和任弼时的未亡人陈琮英，都住在居仁堂以东的永福堂等以福为名的八个四合院中。
中南海门诊部的医生中，只有我受过正规训练，所以就让我负责。我分配到一间小宿舍。后来我搬到比较大的南船坞宿舍去，慎娴和我那还在襁褓中的儿子李重便来跟我同住。
中南海警卫森严。从一处到另一处都有哨兵沿路站哨和检查通行证。我在毛住处附近的中南海门诊部工作，佩戴着乙种通行证，只能在门诊部和我住的宿舍一带活动。慎娴虽然也分到乙种通行证，但行动自由小得多。后来我调到毛处工作，才换成甲种通行证。
一九五二年春天，我首度与毛的家人有了接触。那时毛三十岁左右的二儿子毛岸青精神分裂症发作。毛有两个儿子，毛岸青和毛岸英--都是他第一个自由意志下的婚姻配偶杨开慧所生。杨在一九三零年因拒绝背叛毛而被国民党处死。那时毛在数百里之外的江西井岗山已经和贺子珍结婚。杨死后，两个孩子前往上海，过着有一顿没一顿的流浪生活。一些认识毛岸青的人，都觉得上海租界巡捕曾残酷殴打毛岸青，此事是他精神分裂症的导因。数年后共产党在延安建立基地时，才又找回他俩， 毛随即将两兄弟送往苏联读书。
朝鲜战争爆发后，二十九岁的大儿子毛岸英赴前线作战，在美国炮弹轰炸中丧生。这期间，毛岸青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翻译处做翻译。
一九五一年底开始的三反运动中，中央宣传部内揭发出，毛岸青的稿费被另一个人冒领了，他一怒之下打了这个人一记耳光。毛泽东知道之后，狠狠批评了毛岸青，毛岸青的精神分裂症发作。实际上在此之前，他已经有了精神分裂症的一些现象，有时发呆，长期失眠，不过没有引起家里人的注意。毛岸青发病以后，便住进中南海 门诊部的病房。
春末夏初的一天傍晚，我在办公室内整理病历，值班护士匆匆跑来，气喘吁吁叫我说：“江青来看毛岸青了，要你去汇报病情，快点。”
我走进病房旁的一间休息室，江青坐在一个靠背椅上，旁边站着漂漂亮亮的她的一个护士。
以前我都是在路上离得很远看到江青。我这是第一次面对面的见到江青。我心想，可真是个电影明星出身，穿戴自然与众不同，只是没有想到，会与大家有这么大的差别。那时共产党刚进北京城不过三年，无论是干部还是一般工作人员，都穿着灰色或蓝色土布“毛服”。
江青穿一身银灰色纯羊毛派力斯的连衣裙，敞领上装内是米黄色绸衬衣，穿着长统肉丝袜，下面是半高跟黑色皮鞋，头发又黑又多，烫过，精心向后梳，挽起一个发髻，眼睛圆圆的，眸子既黑又亮，皮肤细腻，乳黄。她瘦削，大约有五尺三、四寸，可是上半身却显得比下半身长。她那年三十八岁，我则是三十二。
我在她的对面坐下。她说：“你就是李大夫。”一口纯北京话，没有等我回答，接着说：“岸青的情况怎么样了?”
有人说江青年轻时很漂亮，我倒不觉得。我觉得她顾盼间让人感到高傲、冷漠。
我便将毛岸青的病情向她说清楚，并且说明在门诊部没有治疗精神分裂症的设备，只能提供短期的治疗，转到精神病院，或者疗养院去治疗较为妥当。
她沉思一会，然后对我说：“我将你的建议，报告给毛主席，再决定吧。”然后她伸出手来，同我握了握手。她的手指细长柔软，指甲修剪得很尖俏。她说：“谢谢大夫，谢谢大家。”然后向院子走去。这时我才看到，有三名警卫人员站在院子里。
总的说来，江青使人感到精明苛刻。谈话时，不停地打量着谈话的对手，似乎想在对方的言谈举止中，发现什么。在她的目光中，看不到温暖与信任。相反地，在那两道炯炯的目光里，流露着侦伺对方的神色。
不久，毛岸青被其他医生正式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并住进大连一家疗养院，由北京医院一位护士全天候照顾。岸青与那位护士谈了恋爱。但家里早就替他安排好了婚事--毛岸英遗孀刘思齐的妹妹张绍华。心碎的护士只好被迫返回北京。
一九五三年秋天，在这件事发生后年余，当时任毛泽东秘书和宣传部秘书长的胡乔木请我到家里，给他检查身体。当时他患有过敏性鼻炎和十二指肠溃疡，经常发作。 胡乔木住在中海居仁堂以西靠北，以永福堂打头的以福字命名八个堂的最北一个四合院内。他的妻子叫谷羽，在中国科学院工作。
我到胡乔木的卧室，胡脱去上身衣服，我给他检查。
正查的时候，谷羽跑进来。神色张皇地对胡乔木说：“江青来了，快穿衣服。”
胡乔木立刻爬起来，一面穿上衣，一面同我说：“李大夫，对不起，今天不能检查身体了。”
我匆忙往外面走，江青已经大步走进来，正碰在一起。她握我的手说：“这不是李大夫吗?”胡乔木迅速答道：“我请李大夫检查身体。”江说：“还没有检查完吧，我可以等一下。”胡说：“不，已经检查完了。”我同他们告别，走了出去。这是第二次与江青见面。这次仅是匆匆一瞥，她给我的印象与第一次相同，只不过让我感到更冷淡更倨傲。
我在门诊部工作是极其勤恳的，每天除上下午门诊以外，夜间还要出诊。另外，我给人们看病时，无论是首长或是普通工人，我都一样的细心认真治疗，从来不会因为他们的地位不同而有不同的态度，所以我受到了中南海内上上下下人们的交口称赞。很多人对我十分信任，甚至愿意将个人及家庭的烦恼同我谈谈。一九五二年秋天，中共中央直属机关选择模范工作者，我被一致推荐为甲等工作模范。
五零年后调查人员找到了我在苏州东吴大学附属中学读书集中军训时的中队长徐斌， 他正在贵州省息烽县的监狱中劳动改造。徐完全不记得有我这样一个人。他们又找到了一些我在东吴中学时的同学，这些人都证明我没有过政治性活动。总之，他们 调查了所有可能找的人，都没有得到我有过政治性活动的证据，甚至有的人还说我并没有参加这类政治团体。这次调查一共用了两年多时间，结论是“查无实据”。
我的“阶级背景”和这些政治性活动在往后中国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横扫过时，又会回来困扰我。但我仍在一九五二年十一月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候补党员。我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其实只有《共产党宣言》、毛的两篇文章、年轻时我大哥给我念的几本书和一些共产党口号而已。
在中南海工作这几年下来，我对我本身情况的估计，越来越清楚。我五二年虽然终于参加了共产党，但在工农干部的眼光里，我永远是一个本身历史很复杂的知识分子，不是他们的“自己人”，我充其量只是个被“团结、利用、改造”的对象。
因为我是医生，他们只不过要利用我的医疗技术专长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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