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感觉到，时时处处为莫明的痛苦和压抑所包绕，不得不有意无意的现出奴性以获得自己的狭隘生存空间，此时，便已处身于重重枷锁的束囿之下，假若只感到痛苦而未曾目及枷锁，则永不能从枷锁中挣脱。有些枷锁是明晰可睹的，有些则是隐匿难辨的，后者无疑最为险怖，隐形枷锁的束囿目标和毒化目标俱是人之心灵，因为裹着面纱，乍看上去，模样似乎没有那么狰狞，加于人时，大抵没有那么强暴专横，而且还伴有几分温柔，或者还送上艺术的美感，极易使人丧失警觉，于不经意间入枷为奴，且难以挣脱，有人一生饱受着专制社会的重重戕害，身心受百创，血肉汗水喂饱了大大小小的盘剥者，却因受囿于种种有形的、隐形的枷锁，至死尚不悟自己所遭诸般不幸的根源所在，甚至以专制之逻辑为专制辩护。
如果说这样的时代尚有幸运之处，那便是，信息科技的发达尤其是网络触角的延伸，逐日扩大着人们的知情权，专制机器一手制造的有形罪恶日日无止的传于网络，现于电脑屏幕，使得愈来愈多的人对"有形枷锁"有了比较充分的认识，然而，一般的人们对于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隐形枷锁"，并不深谙其害处，疏于戒备，虽饱受其害犹浑然不觉，所以，实有必要专撰一篇，将所有的"隐形枷锁"分门别类，揭出其丑貌，使其危害降至最低点。
隐形枷锁几重重
（一）刘欢等人的丑态和"杰作"--诱人为奴的乐声枷锁
音乐能呼唤自由，宏扬正气，亦能助纣为虐，挟邪而侵。以增加人民之奴性为主要目的的音乐作品，其艺术含量愈高，害人愈深。此类音乐所涵有的独特的美，等于是人们心灵枷锁上的装饰，等于是给人痛苦之时附送与人的麻醉剂。这类音乐作品中，有的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诸如"社会主义好"之类，不过，此种音乐已不复有多少能量，人民纵不解其本质特点，也多半采取了弃而冷之的态度，我在此就不多费笔墨了。需特别注意的是，一些音乐作品貌似经过市场运作，其实是专制宣传力量暗中推波助澜的结果，虽打着"流行音乐"的招牌，却是经过改头换面的另类"主旋律"，其曲调有几分美感，歌词又很具迷惑性，有的表现手法还较为现代，以无德艺人或懵懂艺人为推销员，煽情惑众，大肆兜售，使得经过艺术包装和美学渲染的隐形枷锁和迷魂汤药流毒于世，危害甚烈。较具代表性的有：刘欢的《从头再来》，和诸多的假爱国之名行奴化之实的流行歌曲。
若干年以前，我便为刘欢的《从头再来》专撰一篇，后来底稿丢失了，今撰此文时，将旧作所遗之残忆加进新篇，并赋予其新的内涵。《从头再来》成于 1997年，打着"公益歌曲"的招牌出笼，官方说法是：为下岗工人鼓劲的。其歌词对很多人而言并不陌生，之所以不陌生，因为是被中央电视台强力推出的。那时，国企资产有少部分转入市场，大部分转入权贵私囊，为国企流了大半辈子血汗的工人，在瞬间就被踢到一边，连"螺丝钉"亦不可做了，沦至沿街摆摊的地步，在风吹雨打中消蚀着灰暗的人生。为了让这些摇摆在摊贩和乞丐之间的人们"安分守己"，继续老老实实做奴仆，便要假意安慰他们一下，"再苦再难也要坚强，只为那些期待眼神"，当然，这基本也是现实，下岗的人们所面对的，是杯水车薪的所谓救济和茫无止境的生活困苦，为了眼巴巴的瞅着自己的一家老小的存活，只有面对强加于身的无尽苦难，苦苦谋划生活的对策，如果不想因偷抢等行为而面对监狱，只有面对比监狱略微自由点的街头寸地，和无尽的凄风冷雨。只是，劝诱说辞不再是"党和人民的利益""国家利益"之类，而变成了"那些期待眼神"。而整个歌词，同样说的比较含蓄，尽管潜台词无非是"上有小下有老，不继续当牛做马，行吗"，然而决不能直白表露，要诗意，要朦胧，要美化，要渲染，要把"不得不面对凄风冷雨"说成是"为了亲人而奋起迎接新的苦难坎坷"，妙，真妙，虽然意思未变，而语体色彩却变了，悲凄可悯的街头摆摊的下岗工人，一下子变成了勇抗困苦的身贫志坚的生活强者，"损不足以奉有余"的政府行为也似乎一下子有了遁责之辞，一切的委屈和不公，都被转移到下岗工人身上，然后被"身贫志坚"的"精神"所化解，侍侯机器的工人被驱出厂之后变成了街头洒汗的好公民，在这个貌似完美的虚构之中，对于将下岗工人置于惨况的本质性罪恶，连个轻描淡写之词也没有，歌词的笔法实在是高，竟然能为"安于贫贱"赋予一种合理性，企图使底层民众默认不公，企图使艰困之群再纳苦难，企图使广大人民在潜移默化中接纳专制阶层的逻辑：下岗人员就该以"自强""自奋"的劲头面对强势群体的宰割，失业贫者就该以自我的牺牲响应政府的横暴，"逆来顺受"就应该是弱势群体的必然宿命。他们经过反复揣摩和认真研究，觉得这样的奴化逻辑到底是过于露骨，为了尽彰其效，必须借助广告策略进行宣传，必须运用名人效应进行推销，于是，刘欢上阵了。
刘欢其貌不扬，且素以怪异打扮为哗众取宠之用，并将自己的尊容修饰成所谓的"艺术家"模样，这不是我个人对刘的看法，至少我周围的人们对刘的印象都如此，专注于写作的我，社交圈子虽不太大，亦足以"以小见大"，小范围的百分之百足以反映大范围内的高比例数，由此可见民众对刘欢之流的基本态度。可是，相貌不扬且形象不佳的刘欢，那硕头里的脑子却是惊人的好使。以他的智商，对于炮制这"公益歌曲"的深因，自是很明白，不过，下岗工人的所有艰困都没在他眼里，只有"名、利"才有资格进入他的视线，决定唱此歌之时，他已经将名利的算珠在私欲的算盘上打得叭叭响。他聪明，聪明的表现是：下岗工人关心的，他都不关心；他精明，精明的结果是：下岗工人所没有的优厚生活条件，他都具备。他就算在歌坛上混不下去了，也不会"勤勤苦苦已度过半生,今夜重又走入风雨"，因为，他还始终牢牢抓着一个大学教师的金饭碗，"从头再来"的使命不会让他承担。从这一点来看，刘欢很怕下岗，简直是怕极了。他牢抓着大学教师之职，有了底气，也有了勇气，"看成败人生豪迈"才是他所快意的，他在舞台上尽情的摇头甩发，仿佛置身于无人之境。当然，这也是人家的个人表演风格，我对此也毫无讽刺之意，至于对他的"表演勇气"的原因之陈说，也只是在事实基础上得出的合理化推论。对于刘欢的"表演勇气"，我还完全可以这样进行合理化推论：万一刘欢下岗了，并且离开舞台了，让别人为他唱一首"从头再来"，那时，他若再有放声高吼的风发意气，倒真有几分艺术家气度。当然，就如历史不可假设的道理一样，个体的人生同样无法假设，而只能进行合理化推论。但是，被刘欢高吼的《从头再来》，却分明是在为别人假设人生。而事实上，任何人都没有资格为别人假设人生，而何况，就歌词的言之凿凿和说教口吻来看，岂止是为别人假设人生，简直就是在替别人安排人生。刘欢帮着幕后的硕手，将下岗工人安排在街头的风雨灰土之中，并代传谕旨说："再苦再难也要坚强""只不过是从头再来"，然后接过大把的赏钱，扭转屁股走向他的灯红酒绿的世界。
刘欢日后愈发大红大紫起来，进一步证明了他当初的聪明选择绝对是功不可没的。刘欢等人的发迹之策确是充满诱惑。在刘欢沿着献媚之路高歌猛进的前后，也有很多艺人无意或有意的攀上此类捷径，迅速成功。因为适合大陆的政治需要而在大陆走红的第一位香港歌星，《我的中国心》的原唱张明敏，深有感触地说：" 我想我的人生之所以会出现这样大的变化，全凭一首《我的中国心》所赐。"这倒是大实话。张明敏在走红之前，只是九龙一家电子表厂负责校时的小工，音乐只是他的业余爱好，他当时，在香港歌坛上只是一个默默无闻之辈，根本不能靠他的音乐爱好来吃饭，一个偶然的机会，当时在香港和原唱张明敏一样默默无闻的《我的中国心》，却被央视"1984年春节联欢晚会"的导演看中，导演奏呈上级，乞请《我的中国心》的原唱张明敏来北京参加春节联欢晚会的演出。歌词既有如此爱国伟情和如此民族精神，自令上级大悦。结果是可想而知的：这个报告速获批准。张明敏在大陆一夜之间成为红歌星。
不过，在香港，决定歌星能否走红的主要原因，是民众趣味和市场运作，而不是政治需要，在大陆出了风头的张明敏在港依旧名气不显，只能靠他在大陆的名气换版税，支持他在香港的非音乐事业。张明敏的成功，是"无意而就"，然而，他的经历却使很多后来者"有心而为"，削尖了脑袋往这"捷径"上挤。只要是能投当权者所好，艺术品位再低的歌词也能流行。《我的中国心》的歌词，便充溢着颇为造作的味道。单说歌词的字面意思，"中国心"在歌词中，被置于一个负辱承重的位置，似乎有很多因素硬要改变"某人"的"中国心"，故而，在潜意识中等同于"某人"的唱者，便有了一种"不屈"的自我感觉，并颇为自得的沉浸其中，而事实上，歌词里全无要改变某人的"中国心"的人或物的因素。这种将虚空视为潜敌的无由之情，说的好听一点，是矫揉造作，是无病呻吟，说的不好听了，便是神经过敏，精神畸变。心灵混乱了，心灵不能自主了，枷锁趁虚而入，在无形之中将心灵牢牢钳制。
《我的中国心》里面，还有一种暗示性的"尺度"，在看似冠冕堂皇十分权威的"爱国"腔调的护驾下，极易形成对人的暗示。这个"尺度"，便是所谓的" 中国心""中国印"。支持这样的大尺度的基础，只是"祖先""河山"等极其苍白空泛的说教之词，创造出这样的空泛大尺度，对人们的真正之爱国感情是歪曲而不是尊重，世上绝对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恨），在顺和人性的民主制度下，爱国的概念是丰富多采的，爱国的情怀是极具个性的，每个人都能真正体验到国家机器对自己的照顾和关怀，能切实地受益，能真正享有各种权益而非徒有一纸法律空文，能得到政府的尊重而不是压制和束囿，人民处身于这样的国家的荫护之下，无须国家机器对"爱国"进行鼓吹和渲染，不需要政府强行灌输任何关于"爱国"的说教，在自然而然中就会生出对国家的热爱之心。但专制意识形态不喜欢这样的"爱国 "。专制意识形态喜欢大而空的爱国腔调，专制意识形态喜欢用共性取代个性，专制意识形态喜欢军姿一般的规矩，专制意识形态恨不得让人民走路都走军步，专制意识形态喜欢把一切整齐划一，专制意识形态喜欢制造种种形而上学的尺度来约束人们的心灵，有时，在专制统治者的直接授意下，御用艺人们干脆将种种"尺度" 捆绑在一起，合成为隐形枷锁，钳制住人们的心灵。
但凡"尺度"，必有判断之标准和被判断之标准。判断某人具有"中国心"的标准，是要对"河山""长城"等偌大而空洞的概念的无条件膜拜；判断某人具有"中国印"的标准，是要对"祖先"所赋予的"一切"这样模糊而含混的说辞的无条件认可。所以，所谓的"中国心""中国印"里面还含着这样的潜台词：鼓吹 "崇尚、赞美"之类的"爱国"，排斥"讽刺、指责"之类的"爱国"；歌颂"归服、膜拜"之类的"爱国"，拒绝"抗议、批判"之类的"爱国"。这自然很对专制统治阶层的口味，正中当权者的下怀，不走红才怪。专制意识形态所倡的"爱国"，决非真正意义上的"爱国"，充其量只是变酸的糕点，炒糊的香菜。真正的" 爱国"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爱的是什么国，今日之德国人民的爱国概念里，决不包括"纳粹德国""希特勒德国"，今日之意大利人民，决不会说自己爱墨索里尼统治下的法西斯帝国，今日之大部分俄罗斯人民，决不会说自己爱斯大林等暴君统治下的专制大监牢。只有专制意识形态才会拼命煽动鼓吹无条件的所谓"爱国"，力图将爱国变成一种口号，一种标准，一种强加于人的命令，一个被无限高抬的膜拜神位，"爱国"被拧成了这样的麻花情结，已非真正的爱国之情了，被扭曲的" 爱国之情"形成了各姿各态的隐形枷锁，将心灵牢牢困住，使得人每生怨气，必外化成奴隶之怒。《我的中国心》的歌词之诸如此类的劣处，比比皆是，数言难尽，但，其余病弊之实质，亦皆在本文的言语之中，故不复及之。
诚然，《我的中国心》之歌词虽劣处比比，却并非专制意识形态的直接产物，《我的中国心》的歌词作者只是出于个体意气或小众情怀的冲动，率性作词，然而，结果却是唤起了专权者欲借民族主义巩固专制寿命的企图，并引发了无数艺人的欲借专制之力捧红自己的野心。于是，改革开放以来，从《万里长城永不倒》之曲就开始被扭曲的爱国主义，经过音乐对政治的不可胜数的献媚，今日之所谓"爱国"歌曲已低俗到不可卒闻之地步，表面上看，人们在吟唱此类歌曲时是向"国家 ""民族"表示膜拜之情，事实上，这种膜拜之情的最大受益者是：操纵着被扭曲了的"国家""民族"等心灵枷锁的专制魔鬼。专制魔鬼力图将"爱国热情"和民族主义渲染美化到极点，以制造彻底的臣服，将"国家""民族"扭曲成枷锁套在人民心灵上，而专制魔鬼则死死攥住被扭曲成枷锁的"国家""民族"，兀自阴森窃笑。诱人为奴的乐声枷锁在民众心里愈来愈紧，终有一朝，音乐和政治狼狈为奸的恶果会在短时间里全面爆发。
本文的小结论：
诸如"亲情""自强意识""国家""民族"等公共精神资源，本应是至纯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还应是神圣的，但是，在诸如刘欢、张明敏等人的有意无意的帮忙、帮闲中，被歪解，被扭曲，这样的结果正好被专制统治者拿来使用，并被进一步放大、变形，被制造成钳在民众心头的重枷，这时，被专制操纵着的音乐艺术便极尽美化渲染之能事，为枷锁镀金涂银添花描彩，企图使人之视线离开枷锁之中的饱受摧残的心灵，而只注目于看似美妙的枷锁，进而产生对枷锁的膜拜和敬畏，并对枷锁的实际操纵者格外驯顺，隐形枷锁一旦得手，便步步收紧对心灵的束囿，很多人完全失去了自我，或完成了自我的变异，将心灵交出去的同时，也把自己的独立之身变成奴隶之身。
（《隐形枷锁几重重》之其余分章，待续）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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