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副对子充其量只对了一半。文章固然不可能颠覆现代自由国家的"社稷"，但不等于不能颠覆专制国家的社稷。古代中国的王朝政权，都是专制帝制政权，即使其统治优容如唐、宋，也只是开明专制；专制政权需要人治的威权来维持，因此无法承受任何挑战其人治的威权的文章（舆论），否则统治就会动摇，僭主专制政权，如满清王朝、中共政权，由于政权不合法，更是容不得丝毫异议舆论，因此，该对子前半句"岂有文章颠社稷"是有问题的，至少在这个对子产生的年代，文章时却是能够"倾社稷"的。
如果放在中国传统的王朝社会，后半句"从来奸佞覆乾坤"，相当正确，确实，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几乎都是被"奸佞" 搞垮的：秦朝出了赵高、汉朝出了王莽、董卓、唐朝出了杨国忠、高力士、安禄山...直接消灭南宋、明朝虽然是当时的异族，但在造成宋、明之所以亡于异族之手，奸佞贾似道、温体仁确实负有重大责任。
对此，有人可能会说：难道皇帝就是好人？皇帝就没有责任？皇帝当然有责任，而且，皇帝往往是最大的 "奸佞"，对于"社稷"的覆亡，皇帝基本上负有主要责任：秦始皇的残暴和穷奢极欲事实上掏空了秦朝，赵高的弄权祸国，只不过是向正在倾倒的秦王朝踹上了一脚而已；明朝崇祯帝妒贤嫉能、昏暴多疑、死要面子、滥杀臣僚，导致君臣离心、士气瓦解、文武官僚纷纷投向李自成；清朝事实上的皇帝慈禧太后，祸乱朝纲、目光短浅、乖佞暴虐、剿杀维新变法、又自不量力，扶持义和团邪教向西方八国宣战，终于抢在自己"驾崩"之前，将满清元气、人气一起耗尽，奄奄待毙...中国历朝历代的许多皇帝，不仅是奸佞，而且使穷凶极恶的坏人。
尽管为中国改朝换代的历史验证，"从来奸佞覆乾坤"仍然只有一半正确，因为"奸佞" 从来颠覆不了自由国家的"乾坤"，迄今为止，没有哪一个自由国家的政权被本国的奸佞搞垮过。英国"光荣革命"确立了君主立宪体制，英国成为人类有史以来第一个实现宪政的自由国家，自"光荣革命"以来，英国"社稷"坚如磐石、国势蒸蒸日上，成为世界头号强国达两百年之久，"光荣革命"三百多年以来，英国再未发生政权倾覆之变故。
美国自立国以来已有两百三十多年，虽然其中发生了一次南方奴隶主分裂国家的战乱，但是有惊无险，只乱了四年，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宪政民主的的共和国，美国两百多年来以不可遏止的惊人力量訇然崛起，把老霸主英国及其他所有国家远远地甩在后面。美国，向全人类显示出自由，这无与伦比的巨大生命力和创造力！两百多年来，美国政府更迭虽然频繁，但那是按照规则的有序更迭，随着政府的更迭，自由、民主、法治不仅稳定、而且日臻成熟；两百多年，美国国家政权绝大部分时间非常稳定，三权分立的自由体制经受了南北战争的考验，稳如泰山、坚不可摧。
法国在一八七一年以前，国家动乱了九十年，各种革命接连上演、政权走马灯似地更换，自从梯也尔扑灭巴黎公社共产暴乱、在法国第一次建立三权分立的宪政政权之后，国家顿时复归太平、海波不扬，革命终于销声匿迹，一百三十年来，法兰西宪政共和国政权只在二战时被入侵的纳粹军队颠覆过一次，再也没有倾覆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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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从来奸佞覆不了自由国家的乾坤？在中国，奸佞为何能够产生那样大的破坏力？（中国共产）党为何不断的"犯错误"、甚至不断地重复错误？
这是因为自由国家国家政权所固有的权力制衡、司法独立、新闻自由等机制，使政权具备自我修错能力、能够有效减阻政客个人错误行为、犯罪行为对民族、国家、社会的危害，在成熟的自由国家，奸邪之徒即使能够当选为国家、政府的领导人，也不可能横行无忌，反而很可能会因其不良行为而遭弹劾下台、甚至遭到法庭审判，至少无法连任。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被迫下台、克林顿因为在性丑闻事件上撒谎，被迫出庭受审、韩国总统卢武铉因为亲共而遭到议会不信任弹劾、差一点翻了船.. .
而专制政权没有权力制衡、司法独立、新闻自由等机制，政权没有自我修错能力、不能有效减阻政客个人错误行为、犯罪行为对民族、国家、社会的危害，因此，奸佞、昏庸政客的个人罪恶、错误就成为民族、国家、社会的灾难，由于权力的专断，这种灾难效应往往会放到最大。在专制政权衰落的时候，这就必然会形成"奸佞覆乾坤"的现象。现在，胡锦涛正瞪着三角眼，不遗余力地循着"从来奸佞覆乾坤"的轨道奋勇前进。
专制体制不单不能有效减阻政客个人错误行为、犯罪行为对民族、国家、社会的危害，而且几乎总是造成奸佞、昏庸者上台；共产政权，则因为极端专制独裁，形成了"最坏者当权"的奇特规律。
列宁缔造的苏维埃极权政权，乃是迄今为止最为专制的专制政权种类，这种共产专制政权不仅对民众实行专断的政治控制，而且全面夺占了私人的土地、房产等不动产和一切生产资料，基本上将全民的私有财产剥夺净尽，这种彻底的掠夺，是之前人类有史以来最残暴的暴君都做不出的事，正因为全面控制了老百姓的钱票子和饭碗，共产专制体制犹如罩在共产国家国民头上的天罗地网、密不透风，共产统治者不仅专人民的政，更剥夺了被统治者衣食住行等几乎一切自由，这种严酷的专制统治，是历史上最暴虐的王朝做不到的事，也是人类有史以来从没有过的事。
正是在共产国家，这种史无前例的专制国家，产生了西方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反人类独夫斯大林，屠杀奴役俄国人近三十年、全面赤化中国、魔爪伸向世界八方；在这个史无前例的极权国家，雅戈达、叶若夫、贝利亚等杀人恶魔纷纷得势、权倾一时，良知者备受屠杀、迫害和压制，卑鄙无耻的告密小人反而普遍受到提拔重用。
在中国，在毛共极权统治下，"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大大小小"四人帮"式的恶棍势焰熏天、横行霸道、杀人如麻；邓小平虽然一度缓和了专政统治，但他死心塌奉行"四个坚持"，为之不惜制造"六四"大屠杀，杀害成千上万的爱国民众，"六四"大屠杀后，一党专制重新强化、政治控制大大收紧，"六四"后的十多年，成了"文革"以后好人最遭殃、坏人最得志的十多年，因为的邓小平死不悔改保专制，良知领导人胡耀邦、赵紫阳先后遭废黜、郁郁而终，而上海瘪三江贼民、西藏屠夫胡紧套却先后蹿升至权力最高层、鼎持大宝、一手遮天，虐民卖国有恃无恐......可见，在专制体制下，几乎总是造成坏人得志、坏人当道、坏人掌权。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专制体制的选拔机制是一种逆向淘汰的机制。在现代社会，专制独裁政权是一种没有合法性的僭主政权，为了保权，它必然要采取如封锁过滤信息等诸多手段愚弄人民、遏制社会活力，因此，专制政权的目标和民众、社会的利益目标往往不相符合、甚至相悖，专制政权要自我维持，就需要大批死心塌地把极少数人（统治集团）利益置于民族、社会、国家利益之上的工具人（如官僚、公务员等等），也就是说，专制政权的维持，需要一个不讲良心、不讲道德的"干部队伍"和愚民大众。
专制政权在初创阶段，可以通过意识形态迷魂药麻痹许多人的道德、良心（如把抛却良知做坏事当作"革命觉悟"、把杀人害命当作"与旧制度决裂"），骗取他们为政权行凶、卖命，尽管这些被洗脑的人往往原本不是坏人，甚至是正直单纯的人，但是客观上作恶的效果比之坏人是一样的，甚至常常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坏人知道自己在做坏事，容易"做贼心虚"，而被洗脑者在作恶时，却以为自己在做好事，自己的行为是"革命行为"，因而更加狂热。
专制政权到了中后期，因为意识形态破产，政治迷魂药失去了效用，专制统治者就几乎完全靠利益收买，这时候死心塌地为专制政权效犬马之劳的，基本上都是些见利忘义的卑鄙无耻之徒，没有了意识形态"正当性"包装，政权维护者们的邪恶行径就赤裸裸地显露出来。
专制政权的的反道德属性，决定了它天生需要作恶者，而排斥良知行为。在专制政权初期，需要镇压和重新洗牌，结果自然是心狠手辣或无知无识、头脑简单的狂热分子受到提拔和重用，如康生、王洪文之流，而良知者因为心慈手软，往往被斥为"革命立场不坚定"，受到排斥甚至压制；专制政权中后期，需要腐蚀人心、转移视线、不择手段保权，结果必然是江泽民这种圆滑虚伪、毫无理想的贪腐分子和马屁精上台，必然是胡锦涛这种对内镇压" 紧套"、对外献媚取宠、卖国求荣的酷吏和小人"接班"，而稍有些良知的杨尚昆、乔石、李瑞环等人则遭到排挤，一边凉快去了。
当年为了保住专制，邓小平又是屠城、又是"南巡"，以致一九九二年后的"改革"，成了完全堵死政治改革、彻底堵绝民众参与和民主监督的权贵掠夺分赃运动；这时候的"开放"，成了为了追求经济的一时发展不惜出卖国家利益的卖国运动。一九九二年以后，中共一味追求GDP高速增长，中共以纵容各级官僚不择手段先富起来为利诱，以换取其对专制政权的支持，在这种"改革开放"下，"少数人先富起来"和获取"政绩"的最快方式，除了横暴拆迁外，莫过于卖国"招商引资"，在卖国方面，谁胆子大、谁更无耻，谁就"思想解放"、"与时俱进"、保持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也就获取了升迁的"政绩"。污吏、酷吏、左吏、"汉奸"、 "买办集团"就这样应运而生、大行其道。坏人掌权、奸人得势，是专制国家的必然现象，坏人当权、大行其道，完全是专制体制在特定时代下结出来的毒果。
不择手段谋取"经济发展"等"改革开放"新时代的事情，良知者同样做不来、做不好，面对作为强拆对象的弱势群体，良知官员狠不下心，结果工程进度受阻，上级勃然大怒，斥之为"没有魄力"；面对廉价出卖资源、放纵外企污染的合同文本，良知官员签不了字，结果左右嘻笑嘲讽、上级恼羞成怒，斥之为"思想僵化"、 "观念落伍"，结果很可能就是"不换脑筋就换人"，贤者下、奸者上，形成"劣币淘汰良币"的效果。
在专制体制下，为什么"奸佞"的破坏力那样大？这是因为专制体制是一种天生缺乏修错能力的体制。
专制政权立法、司法、行政三权不分，没有权力制衡，行政权力的最高掌权者，同时又掌握立法、司法的最高权力；在共产国家，立法、司法、行政的最高权力则完全掌握在共产党党魁手中，因此，一旦最高领导人坚持犯错误或者犯罪，整个国家政权机关无法纠正、无法制止，除非采取政变手段推翻最高领导人，否则就只能跟着最高领导人一同犯错或犯罪，这样，最高领导人个人的错误或罪行就会变成整个国家的错误或罪行，造成祸国殃民的后果。
当年镇压法轮功很大程度上是江泽民的个人决定，但是其他多数政治局常委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而不敢反对江泽民的决定，于是镇压法轮功就成了中共中央的"集体决策"，整个国家无法制止江泽民这个犯罪行为。
胡锦涛政治上向朝鲜学习、以拉萨经验治国、变本加厉地侵犯人权、把北京奥运会办成军管奥运会等等错误和罪行，很大程度上是他个人的决定，在抓了陈良宇后，其他多数政治局常委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而不敢反对胡锦涛的决定，于是胡锦涛的倒退决策就成了中共中央的"集体决策"，整个国家无法制止胡锦涛的犯罪行为。
江泽民、胡锦涛在经济上都继承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制定的权贵私有化卖国保专制路线，因此，中共国无法制止"汉奸"、"买办集团"的破坏行为，无法扭转十六年来经济殖民化愈演愈烈恶化趋势。
再则，专制政权是一种奴役性的政权，带有有与民为敌的性质，这样的政权缺乏合法性，因此必须借助言论控制手段以假造"合法性"--或者将被统治者洗脑成迷信统治者的政治白痴（如朝鲜民众和毛共时期的"红卫兵"）、或者伪造出如"百分之百支持率"等虚假民意，否则，政权非法性就会暴露无遗，统治集团将权威扫地，政权难以维持。因此，专制政权必然实行思想言论检查制度，不同程度地剥夺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
专制政权必然钳制言论自由还在于：许多专制政权，如秦朝、满清等，在建政时罪行累累、杀人如麻；几乎所有的共产政权在建政前后无不大规模地杀人放火、劫财害命...为了掩盖累累罪行，专制政权创立当然要"焚书坑儒"、要大兴"文字狱"、要销毁档案、编撰伪史...共产政权的思想言论钳制法术，则在秦朝、满清等专制政权言论控制手段上"大跃进"，倒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不仅要管死世俗民众的言论思想，连和尚、尼姑、喇嘛这些"出家人"以及基督教会神父、牧师的思想都要统统管起来...中共国胡主席上台以后，大力装修言论控制铁幕，为了构建类朝鲜的"和谐"社会，不惜以"万乘之尊"扮演达赖、班禅的角色，亲自领导西藏喇嘛，对僧侣大搞"爱国主义"教育；红色辅导员出身的胡主席，以丰富的辅导经验，对出家人反复耐心进行"心理辅导"--揭批"达赖反动叛国集团"搞人人过关、个个表态、"不留死角"... "焚书坑儒"的秦嬴政、搞文字狱搞得最起劲的乾隆帝，若地狱之中有知，当自叹弗如，对紧套同志的"新思维"抚掌称奇。
然而，愚民的体制是一把双刃剑，在愚弄民众的同时，也蒙蔽了自己。专制政权大搞信息封锁过滤、把新闻媒体改造成自己的喉舌，这固然有利于愚弄民众、伪造民意，但因为媒体监督功能的丧失，包括政权统治效果反馈在内的社会反馈机制变得迟钝、残缺、甚至瘫痪。胡锦涛等人现在专制大权在握，因为可以肆意压制欺瞒哄骗老百姓而洋洋自得、不可一世，殊不知，随着对新闻、出版领域变本加厉地"紧套"，统治集团施政效果的真实反馈也越来越不可得：广大媒体几乎无一例外就是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 "主旋律"，胡主席急欲了解的统治薄弱环节、"保先"、"构建和谐社会"的收效等等事关党国存亡的真实信息，基本上都因为不符合"主旋律"，而统统被"和谐"掉了，他们听到的不是一片溢美之词，就是小骂大捧的曲线马屁，于是乎，党国的政治局常委们，一个个都是不同程度的失明者（包括选择性失明）、聋子，总觉得"主流是好的"、"形势大好"、"越来越好"，时时处于受蒙蔽的晚期癌症患者刚打了吗啡针后的那种快活当中。
有人认为，胡锦涛等人可以通过党国特情机构掌握社会的一切真实情况，同样可以明察秋毫。这是大错，国安、国保以及党委、政府里的秘密调查部门固然可以秘密向上级提供情报、信息，但是这些特情体系却远远无法象公开的社会媒体一样实现信息的大规模传递和交流：特情系统既远没有足够的人力和物力取代媒体的功用，也因为其保密性质，永远不可能象公开的社会媒体那样采取规模化运作，没有一个国家会蠢到去组织一个与该国记者队伍同样庞大的特务队伍、去组织一个比该国所有媒体加起来还大规模的特务组织；因此，一个国家的特情系统仅仅适合作专项的秘密调查，而远远无法象社会媒体那样全面大量地反馈社会信息。即使世界上手段最先进、信息最灵通的特情机构--美国中情局，也无法取代《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
再说，任何一个国家的特情系统都是该国最黑的黑箱子，在专制国家，谁能够监督特情系统呢？特情系统为了媚上取宠，就不会造假？因此，完全依赖特情系统获取社会真实情况是靠不住的。
有人认为，胡锦涛等人可以通过记者写内参掌握社会的一切真实情况。这是外行的看法。知名度是记者的第二生命，很难让一个记者长期有热情去做既要冒风险、又出不了名的吃力不讨好的"内参"采写工作，除非给予高昂的奖励；而为了调动记者写内参而花大钱，却是媒体不愿承担的负担，特别是媒体运营市场化、国家不再包养媒体的今天；因为媒体的经济效益取决于公开的署名文章、报道的出彩程度，与内参无关，写内参反倒是媒体实现经济效益的障碍和额外负担。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也很难调拨资金发动广大记者写内参，一则成本太高，二则因为与媒体的功能和自我目标相抵触而无法实施。所以，在共产国家媒体中，负责写内参的永远只是少数记者，而媒体的信息吞吐量巨大，统治者不可能指望这少数记者呈交的一叠内参，能够实现媒体巨大的社会功能。专制统治者更不可能依靠下级官僚获取社会真实信息。因为在专制体制下，各级官僚由上级任命，其仕途取决于上级的满意程度，与民意无关，因此各级官僚普遍都只对自己的上级负责，对民众、对社会不负责任，至少首先讨好上级，而把民众、社会的利益后置。专制政权的各级官僚，必然为了一己之私普遍逢迎、讨好上级；又因为没有舆论监督和权力制衡，各级官僚为了逢迎、讨好上级而普遍敢于弄虚作假，结果就形成"一级骗一级"的现象。
一九八九年之后的中共国，意识形态破产，不断加强的一党专制使整个国家政权机制彻底丧失了修错能力，如今的中共国官场，欺下瞒上普遍成风：说假话、造假数字、搞假政绩早呈常态，以致有话说"数字出官，官出数字"，良知者下、奸佞者上，以至于今日"官政皆贼民"、中央尽"紧套"，从江时代的贪官污吏到胡时代的贪官酷吏，逆向淘汰愈演愈烈。
胡锦涛等首恶分子，如何能从这些奸贼佞臣酷吏马屁精们的口中获知党国的真实情况？
诚所谓"害人终害己"，专制制度，既愚弄了老百姓，最终也会愚弄统治者，胡锦涛等专制统治者，因为失明失聪而一味"紧套"；接下来，因为一味"紧套"而更加失聪失明了，如此恶性循环。
专制政权因为一再祸国殃民，迟早人心丧尽，成为千夫所指、万众唾骂、人人几乎人人巴望其速死的孽障；由于人心丧尽、民怨沸腾，专制政权末期，越来越需要镇压维持和利益驱动，维持政权的成本越来来越高，为了维持政权，统治集团必然更加横征暴敛、更加祸国殃民，这反过来又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加重危机，如此恶性循环...最终政权必然因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的爆发而彻底覆灭。
共产专制政权更由于彻底消灭了体制外一切独立社会单位，一旦危机来临，政权以外没有力量能够帮助他，反而会引发墙倒众人推的效应，这就是貌似坚不可摧共产权力金字塔为何会在瞬间彻底崩溃的原因。
顽固信奉共产专制的独裁者胡锦涛等人，自以为只要"防微杜渐"、滴水不漏的镇压一切"不和谐"的苗头，就可以东方不败，殊不知：滴水不漏的镇压，如何能够阻止政权自身的肌体部件因为腐败而一块块坏死？民穷国弊之际，如何维持一整套愈来愈贪婪、愈来愈高耗的政权镇压机器呢？
曾节明 于民国九十七年八月二十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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