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著名的生理学家、瑞典人萨尔丁教授，为我们描述了一幅幅未来体育竞技场上的画面：
注入了增强肌肉基因的标枪运动员，打破98·48米的世界记录易如反掌。
将促进血红细胞增长素的基因注入马拉松运动员体内，大群大群的人，都可以轻轻松松地跑完全程，并突破2小时大关。
借用基因技术，注入增高荷尔蒙，篮球运动员可以很快增高十多厘米。这些场上巨人根本用不着起跳，就可以上演灌篮绝技。到时候，飞人乔丹算什么，不过是一个笨笨的小矮人。
这不是可怕的童话。一个世界反基因兴奋剂大会将在美国举行。一大批基因科学家、体育官员和运动员们，将共同商讨应对这一局面的措施。
尽管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听到基因改造在人身上运用的消息，但是，这项技术在动物实验方面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人类是否已经掌握了根据需要改变基因的做法？这种被称作基因兴奋剂的做法有多么普及？改变了体育初衷的魔法会不会被应用体育竞赛场上？2008年北京奥运到来之际，潘多拉魔盒是否再次已经开启？这些都是近年来大批研究人员和媒体记者探究的话题。
曾经两次被禁的游泳教练徐惠琴（前排中）又回到了国家队。图为徐惠琴在今年四月的英国曼城世界游泳锦标赛上。
7 月21日，北京奥运的前夕，德国电视一台播放了一部有关兴奋剂在中国的普及程度的记录片。片中显示：一名曾因禁药被取缔的教练又回到中国国家游泳队；中国市场上可以不费周折地买到人体生长贺尔蒙、类固醇和红血球生长激素；最糟糕的是，外国体育教练可以轻而易举地在中国找到医院为他的运动员进行基因兴奋剂治疗。影片中没有明确说出的一句话，显然是"基因兴奋剂恶梦成真，潘多拉魔盒已经重新开启"。
这部45分钟的影片一经播出，便掀起了轩然大波。国际媒体纷纷追踪报导，世界反禁药组织(World Anti-Doping Agency )主任总干事霍曼(David Howman)看完该片后表示，这个片子所呈现的"比我最坏的担心还要糟糕"。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在影片播出后一周内两次就此片发表评论，抨击德国电视一台"居心不良"。
德国电视一台为什么拍摄了这样一部记录片？在拍摄过程中是如何进行的调查？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田宇采访了拍摄该片的德国体育记者赛伯尔特先生（H.Seppelt）。
下面请看采访全文：
记者：赛伯尔特先生，您是德国媒体界的"兴奋剂专家"，做了很多这方面的报导。请问，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这个题材感兴趣的呢？
赛伯尔特：我从很早，很早以前就对体育成绩背后的事情感兴趣。通过我的工作经历，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优秀的成绩是建立在欺骗的基础上的，这方面的证据非常多。我们知道这种情况在德国有，在其他西方国家有，在中国也有。到处都有这种不诚实的情况发生，
记者：您从十年前开始就兴奋剂的问题写书、拍片。据我所知，您在1997年和一位德国籍的加拿大女游泳运动员卡琳·海尔姆施泰德（Karrin Helmstaedt)一起拍了第一部有关兴奋剂的记录片，名叫"国家机密：儿童使用兴奋剂"，讲的是东德小运动员被迫服用兴奋剂的事情。2005年拍摄的记录片"干净的体育运动使命"揭露了欧洲反兴奋剂检查不够严格的丑闻，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根据您的观察，这么多年来，兴奋剂的使用在国际上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赛伯尔特：坦率地讲，我认为竞技体育的思路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化。很多国家增加了兴奋剂检测的次数，监控系统也比以前好，但是人们使用兴奋剂的思路没有发生改变或者说基本没有发生改变，因为所有国家竞技体育的组织结构非常相像，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德国，市场经济对商业化了的竞技体育都有影响。包括经纪人、赞助商在内的很多人都在从中赚钱，电视转播为赞助商提供了上镜率，很多人都想通过竞技体育赚钱。当然了，比赛成绩越好，来的钱就越多。在这么大的金钱和经济效益的作用下，禁药对运动员就产生了很大的诱惑力。
坦率地说，中国也不例外。比如说，在全运会上，中国各个省之间的竞争非常强烈。运动员的比赛成绩如果好的话，能得到很多钱，也能赢得赞助。对运动员来说，这就存在着一种引诱他使用禁药的诱惑力。不同国家的机制有很多相似之处。所以说，从运动员使用兴奋剂这一点上看，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没有什么差别。除此之外，还有一点。前几个月我去中国做过两次调查，停留的时间比较长。我注意到，中国体育界的等级观念很强，教练员和体育界的官员对儿童和青年运动员管得很严，这种状况并不利于促进小运动员的独立性。但我要强调的是兴奋剂的问题不是中国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我们这次是拍了一个有关中国兴奋剂问题的片子，我们以前也拍过很多有关美国或德国运动员使用兴奋剂的片子，每次也有人抗议。这是正常现象，有人觉得伤了自己的面子，所以就会有反弹。
记者：您说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情况差不多，那您为什么这次专门拍了一部有关中国兴奋剂问题的片子呢？
赛伯尔特：因很简单：如果今年是美国举办奥运会，那么我们拍的就会是一部有关兴奋剂在美国的片子。但因为今年的奥运是在中国举办，所以德国电视台为了从多方面展现中国，对中国进行了大量报导。比如说：德国电视一台拍了有关长城的记录片，也拍了中国旅游、中国建筑和中国文化题材，这些片子都已??播放过。我们也拍体育题材，所以也就报导了兴奋剂的问题，这是全方位报导的一个组成部分。
记者：您去中国进行实地调查之前，对中国的兴奋剂问题有哪些了解？
赛伯尔特：中国在90年代出现过多起使用兴奋剂的事件，游泳、田径和举重方面都有，一直到前几年都有这种情况。大家都知道这个情况，中国也承认。也就是说，中国显然存在使用兴奋剂的问题，中国官方并不否认这一点。
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就想知道，中国作为奥运会主办国在反兴奋剂的斗争中，在奥运即将开始这段时间，到底会怎么做？官方的宣传和实际情况是否相符？
记者：2005年您拍的那部题为"干净的体育运动使命"的影片谈的是兴奋剂检测的问题。您在那个时候就开始涉及中国的兴奋剂问题了吗？
赛伯尔特：当时没有。我们是从2007年才开始调查中国的兴奋剂问题的。调查的过程非常、非常艰难，因为中国的体育系统非常封闭，给我们的感觉是，中国人不愿意或者是不敢和外国人多谈。
记者：听说您花了半年多的时间拍摄这部45分钟的记录片。您去了多少个国家进行调查？
赛伯尔特：相关调查一共涉及九个国家，我们亲自去了六、七个国家了解情况。在中国，我们去了七个城市和地区。我们想知道中国的反兴奋剂政策是否可信。在德国电视一台放映的这部影片也表现了中国在反兴奋剂方面作出的努力。我们采访了体育管理部门、教练员和运动员。我想，我们尽了很大的努力去展现中国处理兴奋剂问题的方式。我们得到的印象是，不只是在中国，在其他很多国家也一样，现实情况和宣传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记者：您这次在中国的采访进行的顺利吗？
赛伯尔特：采访官方机构非常困难，因为每约一个采访都要等好几个月，对方才告诉我们E?是采访对象。他们??常要求我们把所有的问题都写下来，从一个部门转到另一个部门，然后说："我们不负责这件事，您去找另一个部门。"而另一个部门又说："我们也不负责这件事，您再去找另一个部门。"就这么翻来覆去的折腾，跟打乒乓球似的，让人很恼火，而且在好多地方还是拿不到拍摄许可。
最让人恼火的是，中方不遵守自己的定下的规矩。2007年1月，中国开始实施"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根据这个规定，外国记者在中国大陆采访应该很自由，而事实上，西藏的事情出来后，我们去使馆申请签证的时候，不仅要求我们事先说明要采访，还要说明准备进行采访的时间、地点和采访主题。我认为这种做法完全不合理，我们和他们激烈地争论了很久，最后找到了一个折中的办法。我们没有说我们有可能在现场临时采访，事实上我们事先也的确没法安排，因为很多事情都得根据情况临时定。
记者：实地拍摄的过程进行的顺利吗？
赛伯尔特：每个去中国的人得到的印象有所不同。有的人在中国有过四周总有人盯着，走到哪里总有车跟着的经历。我们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但是我们有一次发现，一个酒店的服务员在我们的房间里仔细检查了我们放在房间里的资料。我们觉得很奇怪。
记者：您认为官方部门在接受外媒采访时，为什么推来推去呢？
赛伯尔特：我想，这倒不是说共产党什么都禁止，这里有官员们主动自律的因素在内。人们害怕和外国记者接触，害怕说错话后会给自己找来麻烦。中国的文化与我们不同，另一方面中国有一个庞大的官僚机器，干什么事都需要上面许可。
我想这是一个关键问题。当然了，时不时上面也会给下面施压力，禁止他们做一些事情。坦率地说，我认为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的体制，主要不在于时时刻刻有来自上面的压力，让人感到恐惧。不过，当然了，也有这方面的因素。但是，我想一个重要的因素在于人们有保留没信任，这一点给我的感受很深。
记者：您认为对于中共政府来说，举办一个干净的奥运重要还是多拿金牌重要？
赛伯尔特：我感觉，对于中国中央政府来说，在奥运会上拿好成绩很重要。但是在特殊情况下，北京当局或许会说，宁可少拿几块金牌，也别有让人查出使用兴奋剂的中国运动员，因为那样会严重影响北京奥运的形象。这是一种宣传手段，在其它国家现在可能也一样。
至于说是拿到了30块、35块还是40块金牌，对于这场运动会来说是无所谓的。重要的是别查出阳性案例，因为那样的话，多少年后人们还会记得这些丑闻。但是对于教练员和运动员来说又不一样。对他们来说，在运动会上拿成绩的压力非常大。这就可能导致他们使用兴奋剂。因此，我想中国在这两方面的考量都有。
记者：您对中国的兴奋剂检测和实验室的设备印象如何？
赛伯尔特：我的印象是，中国的兴奋剂检测实验室不错，但不算是世界上最好的。当然了，你也可以问，北京的实验室为什么不是最好的。不过应该说也算相当不错了，设备符合国际标准，以后有扩充的余地。我想问题不在实验室上，当然我们还要再观察，现在还不好说。当然了，分析师们不把检测方式的底都泄露出来是对的。在环法自行车赛上，我们也注意到，不把所有的检测方式都说出来比较好，那样才查出来一些运动员服用了兴奋剂，因为他们还以为有的药物实验室测不出来。
记者：您认为中国能做到全面对运动员进行兴奋剂检测吗，欧洲好像还做不到这一点？
赛伯尔特：我们没法查证。欧洲做不到的这一点，中国恐怕也做不到。中国在检测方面有很大进步，这些年来检测次数提高了很多。当然了，应该更多。我很想知道，奥运会之后，当全世界的眼睛不再盯着中国的时候会怎么样？
检测次数增加之后，也会产生一种强威慑作用。我想，现在要是有哪个运动员被查出来，他可能真的会受到惩罚。这当然也是一种对外宣传的手段，说："你们看，我们查出来了几个！"目的当然也是进行宣传。
我们没法核实这一点，因为尽管中共政府向外界承诺过要保持透明度，但是没让我们拍实验室，他们告诉我们的理由是："实验室关了"。有意思的是，我看到媒体报导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去参观了实验室，但为什么不允许我们去看看呢？
记者：既然实验室的设备很先进，拿出来给人看应该很有面子才对。您怎么理解呢？
赛伯尔特：我也不理解。让我们去看看，应该没问题呀。我感觉他们对西方媒体有戒心，把一切都看得很紧。尽管他们说一切都是透明的，但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
记者：兴奋剂问题很普遍，中国的兴奋剂问题与其他国家相比有什么异同？
赛伯尔特：资本运作的结构很相像，区别在于：中国的运动员往往处于军营一样的封闭环境中。他们远离公众的监控，你很难在大街上叫住他们。检测员在中国的工作难度很大，在其他一些大部分运动员被封闭起来的国家也是同样问题。在中国，绝大部分运动员都是在封闭的环境中，所以特别难查。
记者：中国在国际兴奋剂市场上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中国和国际兴奋剂市场的关联有多大？
赛伯尔特：关联非常密切。在消费市场流通的兴奋剂大多来自中国。去年美国和德国等国的机构联手举行过一次大的搜查行动，查出很多兴奋剂的来源是中国。但是在这部片子中，我们并没有说，中国人去做基因兴奋剂治疗，我们说的是在中国存在做基因兴奋剂治疗的可能性。我们举的例子是北美的人到中国去做治疗。
记者：影片中放映了您乔装成美国游泳教练走访中国某医院，当地医生向您提供基因兴奋剂治疗的片段。镜头中的中国医生脸上被打了马赛克，中文对白也被隐去了。这段场景是摆拍出来的，还是实地拍摄的？
赛伯尔特：这段场景是在医院里用针孔式相机拍的。这个医生做的事情显然是非法的，但我们也担心一旦他被查出来，不单单是会被罚款或丢工作，而是有可能受到更严厉的惩罚。我们并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出于这方面的考虑，我们隐去了他的面孔和声音。但是，我们手上有全部的拍摄资料。
记者：您的片子中有一个场景，就是瑞典的兴奋剂检查员想到一个大院里去抽查运动员，门口的警卫不让他们进。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是怎么规定的？
赛伯尔特：是很难，非常困难。问题在于，中国是一个大国，而一个守门的小战士他不知道这些规定。他不知道的时候怎么办呢？他就先说"不行"，中国的情况就是这样，总是有这种官僚系统带来的问题。我想他们倒未必是有意要拦住检查员。
记者：根据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的规定，门卫必须让检察员进去吗？
赛伯尔特：对。今年是奥运年，情况或许有些好转。但是一些兴奋剂检查员证实，在中国这样的国家，经常出现刚才讲到的那种情况。
记者：德国媒体似乎对兴奋剂的问题非常关注。这和以前东德的那段历史有关系吗？
赛伯尔特：德国有过非常严重的兴奋剂问题，所以我们对这个题材非常敏感，社会上对这个话题谈论的很多。大家在讨论，体育运动中使用兴奋剂的比例有多大。所以我们一直关注德国的兴奋剂问题，我们拍过德国、美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很多国家的兴奋剂问题。因此，我们当然也很想了解奥运会主办国的情况，所以我们就拍了这部片子。
记者：谢谢您接受本报采访。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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