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威森塔尔在他著名的《宽恕？！》一书中，记述了他在纳粹时期波兰里木堡集中营中，亲身经历的一件往事：一个年轻的德国士兵，在濒死之际，让护士给他找一名犹太人倾诉他内心一直压抑的不安。这个叫卡尔的德国士兵，用悔恨的口吻，向西蒙先生诉说了他在德军服役时，亲身参与的对犹太人的屠杀。他要求西蒙先生代表犹太人宽恕他，让他安心地死去。西蒙先生拒绝了这位临死幡悟的忏悔者的要求。
西蒙先生从此肩负上这个沉重地负担：我应该宽恕他吗？我能代表那些遭到他屠杀的人宽恕他吗？西蒙先生把这件事告诉了集中营中的难友，引起了争论，大家纷纭莫是，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谁也没有替受难者宽恕凶手的权力。其后，这件事一直如梦靥般缠绕着作为集中营幸存者的西蒙先生，他甚至亲自到斯图加特，去见这位党卫队队员的母亲，去印证自己做法的对错，仍然没有结果。
西蒙先生在战后加入了美国追查战犯委员会，后来与昔日的难友们创建了犹太人文献中心，他们成功地将1100多名纳粹战犯移交审判。西蒙先生的工作，使得他有条件与许多罪恶昭著的凶手接触，直接观察这些凶手的表现。
西蒙先生在参与的纳粹审判中发现，"只有一个被指控的罪犯表现出有悔改之意。他甚至坦白了没人看到的一些罪行。其他的罪犯都极力反驳事实。许多人居然对一件事感到遗憾--他们遗憾证人还活着，现在能出来告诉真相。"，"我经常见到一些受到指控的人非常傲慢无礼地对他们的罪行进行解释，或嘲弄般地露齿一笑......"。西蒙先生总结罪犯的情况发现，"他们很少天生就是凶手的。他们大部分曾经是农民，手工业者，职员，或是官员......。年轻时，他们接受宗教教育，以前谁也没有犯罪记录。可是他们都成了凶手，变成了信仰坚定的职业凶手。他们从衣柜里取出党卫队服装。换上这样的服装，他们也就换掉了他们的良心，他们换掉了自己的良心就像换掉了他们的平民服装一样。"
这位名叫卡尔的党卫队队员和他的母亲，典型地表现了二战时德国民众的情形。卡尔的母亲一直坚信卡尔是"一个好孩子"，是一个"随时准备帮助别人"的人。但就是这个从小笃信宗教"可爱的好孩子"，最后还是在希特勒的鼓惑下，参加了党卫队，并且参与了一系列残杀包括犹太平民在内的暴行。作为没有参与屠杀的像卡尔母亲这些人，是怎样看待纳粹的暴行呢？卡尔母亲得知西蒙先生是犹太人时，向他表白："在我们这个地区，我们一直都是和犹太人非常和平地相处的。我们对他们的命运不负有责任。"是的，他（她）们没有直接参与对犹太人的屠杀，并且"经常对被压迫者显示出同情"，但正如西蒙先生所说："......她自己家庭的幸福对她来说还是最重要的。成千上万的家庭都是在关心着自己小圈子的和平与安宁。这就为凶手上台和保住政权搭好了台基。"，纳粹因此得以对包括犹太人在内的其他民族造成灾难，并把整个德国的人民也拖进灾难的深渊。
那么，作为同样是德国纳粹受害者的波兰人、俄国人对犹太人的态度是怎样的呢？德国纳粹的种族主义理论，同样感染了这些后继的受害者。他们把德国纳粹的种族主义本土化的工作既简单又迅速，只是把"神圣的日尔曼民族"换成波兰人或俄罗斯人就完成了--魔鬼的笛子总是比上帝的话语诱人--他们同样把犹太人视为"瘟疫"、"虱子"，疯狂地排挤这个在世界上四处流浪的民族，他们都跟着希特勒的步伐，成为残杀迫害犹太人的帮凶、帮忙或帮闲。在德军的坦克履带碾压到波兰人、俄国人的国土上时，这些波兰人、俄国人面临同样的杀戮时，他们仍旧没有幡悟，仍旧漠视自己已沦为"同类"的犹太人的存灭，甚至有人还在被德国纳粹处死的犹太人身上，放置写有"犹太肉"的纸条，表示对犹太人的憎恶和侮辱。
战争结束后，先是人们了解了纳粹令人难以置信的罪恶；不久，神甫、慈善家和哲学家开始恳求世人宽恕纳粹；其后，人们对这场屠杀过千百万无辜者的人类灾难逐渐淡忘；再后，卢旺达、波黑、科索沃、车臣等地，一系列人类屠杀悲剧再度在世界各地复活重演，"新纳粹"等极端势力也以各种形式死灰复燃。
为什么人类总是这么快就遗忘这些惨烈的罪恶？为什么人类总是徘徊在罪恶的沼泽地，不时地自陷灭顶的境地呢？为什么我们总是哀前人之不屑而不鉴之，一次次重蹈罪恶的覆辙呢？无他，置根人心深处的有我无他的私心使然。"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无限度的张扬，导致个人的罪恶，而为民族、国家争取更多生存空间的所谓"爱国主义"，与人们深藏内心难露峥嵘的贪得无厌的本性是多么的符合，这种应和人类内心邪恶的邪火一旦点燃起人们的贪欲，形成民族、国家的合力，害人害己的灾难就来临了。制约不住企图超越自由界石的"心中之贼"，就抗拒不了假民族利益或"爱国主义"行罪恶之实的诱惑，希特勒之流的鼓噪，就会形成肆虐人类飓风的蝴蝶效应。布什总统基于防范权力的滥用，认为必须"把政府关进笼子里"；人类为避免罪恶的一再肆虐，也应用正义做尺矩用清算做藩篱，绑扎起约束人心的坚固的笼子。
中国所经历的灾难，也是西蒙先生笔下的悲剧的再版。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在上一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末肆虐中国，造成中国人几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邓小平上台伊始，出于政治需要，"恩准"了在胡耀邦等人的推动下，进行的有限的"冤、假、错"案的平反。但在这个过程中，不但没有对罪恶的责任人进行清算，反而掀起一场以曲萧为代表的对中共献媚的闹剧。其后就是：1981年的封堵国人之口的取缔西单"民主墙"及"地下刊物"，抓捕"民运分子"；1983年开始的持续十几年的"严打"；1987年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最后终于酿成1989年的震惊世界的"六·四"大屠杀。
他们杀地主、资本家，我不吭声；他们抓民运人士，我不吭声；他们杀新疆人、西藏人，我不吭声；他们杀北京的学生，我不吭声；他们抓"法轮功"，我还是不吭声。为什么？他们杀你抓你证明你有问题，否则，为什么抓你？最后，他们奔我而来，下岗、拆迁、圈地，房改、医改、教改，一个个大山压了过来。我们中国人现在正在重复着人类灾难形成的程序。
面对罪恶，我们怎么办？既然是罪恶，都是过去式或正在进行式。我们能阻止正在进行的罪恶的继续，但我们只能面对已成事实的罪恶。我们是为了所谓的族群"和解"，一味地宽恕凶手甚至遗忘罪恶，导致灾难接踵而至？甚或跪着乞求凶手和解？还是坚守正义，清算罪责人的罪行，让戒惧拢住人心中恶的无限度膨胀？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耶酥说：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是的，我们知道，很多人的罪行是因为"他们不晓得"，或因为惧怕而陷于罪恶之中，但是也确有"晓得"他们的作为是罪恶的人，他们仅仅因为自己或帮派的私利，而主动去制造或促成这些罪恶实施的。"二战"及对犹太人的屠杀之与希特勒，苏联"大清洗"之与斯大林，中国的"镇反"、"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之与毛泽东，"六·四"大屠杀之与邓小平、李鹏，"法轮功"之与江泽民，这些都是例证。我们基于人道考虑或能宽恕那位幡悟的党卫队队员卡尔，但我们怎样宽恕那位杀人如麻临死还给自己立七杀碑的张献忠呢？我们可以在清算罪恶的基础上和解，我们也可以以悲悯的心胸宽恕那些我们的伤害者，但前提必须是罪责者对自己的罪行负责，接受正义的审判或谴责。只有罪责者对自己的罪行真心忏悔复苏自己的良心，人们才有宽恕其罪与之和解的基础，才能在今后避免这些灾难的发生。
宽恕？和解？那必须在凶手放下屠刀，接受审判，真心悔改之后。慎言宽恕！慎言和解！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这些因罪恶而伴生的不应有的宽恕、和解。
2008-5-26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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