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观者昏：再说多难兴邦

多难兴邦的说法比起以前毛泽东的坏事变好事的说法多了点儿文气，加了些雄心壮志的份量，其实还是一回事。但是毛泽东的说法比较直白，圈子不兜，所以以前一旦有什么天灾出现（通常几乎也一样是人祸），只要说坏事变好事，大夥儿就得擦干眼泪，脸的尺寸长一些的就得扶扶下巴托出点儿笑容才安全。久而久之，毛泽东这套变戏法（他说是辨证法）就有人买帐了。是呀，坏事是能变成好事的，但因为有ＧＯＯＮ党和毛泽东的领导，坏事一定变成好事，那样一来，坏事可不就是好事？加上一点阿Ｑ精神，人们甚至能喜气洋洋，毛泽东那个时候有多少这样丧事被当成喜事办的荒唐啊。简言之，这就叫不分好歹。

多难兴邦作为一种说法只有在那个"难"可以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同时是自己选择、愿意承受的情况下才有一定的道理。比如说一个民族为生存而作的迁徙，开拓等等。

出了这个范围，没什么道理。不错，人们可以说历史上不少强盛的民族都曾经历过磨难，但磨难的意义其实远没有那么积极，不说历史上由于天灾人祸更多的民族或部落已然消失，就是那些兴旺的民族知难而进的辉煌历史里的每一个苦难之后，你都会找到更多的运气，这包括适时适地的一群人物，别人的慷慨相助，地缘政治的因素等等。你把这些因素加上去，那个难就算不得什么了。以前我一位同学在和我争论的时候说：你为什么以为一个民族在经受了苦难后就一定会复兴呢？你想复兴就复兴？那世界上还有什么不曾复兴的民族呢？我就没话。复兴确实不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那么简单。一个深重的灾难会让一个民族无法承受，哪里还能再豪迈起来说不在乎，咱多难兴邦呢。一个ＧＯＯＮ难就让中国面目全非，上千万的人死于非命，真得有一付铁石心肠才能看出兴邦的契机来。

多难兴邦哲学下的众多说法都有同样的破绽。说压迫越深反抗越重也常常不是这么回事。把人都杀了，拿什么反抗？把人都整出斯德格尔摩症来，也就不会反抗。说反抗是弹簧于事无补，弹簧出了弹性形变的范围之后照样无能为力。所以要分是个什么难。小到一个人道理也还是如此。都知道乔丹篮球功夫了得，他能成为一代巨星，不消说，不知吃了多少苦头。但重要的区别在于这些难都是他的选择，他有准备，能承当。可以问他说，那你是否愿意用运动损伤来锻炼自己呢？我敢打十块钱的赌说那是他极力避免的，因为没有任何积极意义！经常看到一些人在过去ＧＯＯＮ党的残酷环境下努力成材的故事，虽然感人但也会遮蔽视野，使你看不到那个时代更多的是愚昧残忍、堕落沉沦。没有那个难，成名人物何止这么少。听到人们说愤怒出诗人，国家不幸诗人幸，你能悟出的只有悲伤，除了对产生诗人的那个时代表示悲伤外，大概宁肯希望那个诗人去花天酒地才好，既然他／她的诗是那样昂贵。

古人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话我很同意但和多难兴邦不同。这里说的是人应该保持忧患意识，即便你今天的生活高枕无忧，也就是说你无"难"也要有忧患意识，才不会死于无"难"时候的纵情。居安思危与它更相近一些。再说得俗点儿，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的警醒也与之相近。在驾驶学校里学开车，老师会说你开车要ＤＥＦＥＮＳＩＶＥ。这就是说你要对别人可能犯的错误警惕才能一路顺风。ＭＵＲＰＨＹ‘ＳＬＡＷ也是说的类似的东西，它所要尽力避免的就是那个不期而遇的难，但却是主动的选择，和多难兴邦中宿命意味的陈述并不一样。这个警惕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好上加好，赢者通吃，富的越富，就是马太效应。和"难"好象还不大沾边了，更不用说多难了。看看众多的民主国家，只要起始时不是从ＧＯＯＮ党那里走过来的，兴邦本不用多难。

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多难兴邦这类口号大多是由权势者在自己的统治出问题的时候最先喊出的。但不妨想想邦虽要兴，难由谁承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回忆一下我们战天斗地的历史，还是这样来忧患一次吧：兴邦，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