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戈：西藏危机源于对宗教习俗的无知

"现在，人们通常不把风俗视为任何重大事件的起因。我们自己大脑的内部活动，我们觉得是唯一值得探究的，但对风俗，我们有一种思路，即认为它是最为平凡的行为，实际不然，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地的传统风俗，乃是大量琐细的行为，它们与任何个人在个体活动中能形成的行为相比，都更能令人惊叹不已，而不论它们多么偏离常规。然而这仅是该问题的一个无足轻重的方面。头等重要的事实是，风俗在人类经验和信仰中起着的那种占支配地位的角色，以及它可能表现出的极为巨大的多样性"。（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从3月10日起，西藏出现了藏民的抗议示威。随着时间的推移，抗议活动的范围几乎蔓延到整个藏族的居住区；从西藏到甘肃，从青海到四川，持续时间之长，影响范围之广，可以说二十年来最严重的的一次。西藏问题由来已久，藏民与藏区各级政府间的冲突也不是一次两次。就每次的冲突而言，虽有不同的事件引发，也许我们能说出这样和那样的理由为自己辩护，但都不过是自圆其说，托词而已；因为就事论事找不到问题的症结所在，也就很难有行之有效的对策。在没有对西藏问题有正确的认识之前，当政者只能是盲人骑瞎马，任何对策都毫无意义，并将自己陷入左右不是的尴尬境地。这不但对西藏问题的解决不利，对冲突的任何一方都不利。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在世界各民族的长期历史过程中，宗教对各种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都是非常深刻的。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形态和民族心理很难与他信奉的宗教分开。这对于藏民族来说更是如此。

  甘南安多拉卜楞寺僧人手持藏旗抗议中共

西藏危机的症结究竟在哪里？这不得不从藏族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以及藏族的文化习俗，尤其藏族的现代宗教说起。所谓西藏的现代宗教是指大乘佛教，无论历史还是现实的原因，这种宗教事实上早已渗透进了这个民族以往的制度和这个民族的血液之中，并在西藏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形式，所以我们也把它称作藏传佛教。除了西藏，还有蒙古、锡金和不丹三地信奉藏传佛教，但它与其他远东地区的大乘佛教有所不同。其中一个最明显的差别就是喇嘛在藏传佛教所起的突出作用，所以这种宗教形式又称为喇嘛教。"喇嘛"一词并非是指所有的僧侣，仅仅是指大师（古鲁）而言。（梵文GURU（古鲁）是一个复合字，由"GU"和"RU"组成；"GU"乃黑暗之意； "Ru"为光明之意，排除无知与黑暗谓之Guru（古鲁）。古鲁代表着神圣和最高的智慧。）我们在藏族人民的生活--尤其是宗教生活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喇嘛所起的作用格外的昭着，即使在教理方面也是如此。

对于藏传佛教的信众来说，信仰的目标首先是喇嘛和宗教尊师，因此，喇嘛教的一大特点就是喇嘛（祖师）高于所有的神，甚至包括那些最为着名的神。喇嘛（甚至 高于佛陀）属于所有教派共有，其中包括格鲁派。任何"成就"，没有"尊师的瑜伽"，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弟子通过静修冥想而召唤喇嘛所选择的加持神，并使之与喇嘛密切地融合在一起；然后由于使弟子与尊师联系起来的爱慕和归顺，弟子便与其喇嘛结合，而且还可以认为喇嘛吸收了神，从中得到了所必要的净化状态。正如一位茶伽女（一女神）向贡保巴（1079－ 1153）所讲的那样："崇拜祖师的一根毫毛比崇拜三时（过去、现在和将来时）所有佛陀的功德还要大"。"只要没有喇嘛，就不会有佛陀；甚至千劫佛也会在喇嘛的基础上出现"。那罗巴如是说，（那罗巴是玛尔巴的师傅，印度有名的密教祖师）这就是喇嘛教的重要特点，这个特点使诸弟子都认为"喇嘛是佛陀个人（确实存在的）"，他们都充满极度的信仰。

所以，弟子必须绝对服从喇嘛，而喇嘛又对他施行一系列考验以证明其信仰的坚定性。他们的关系是命中注定的，也是不可分割的，其特点既是父亲对儿子的宠爱，也是君臣之间的忠顺。人们用来指他们关系的术语不仅是"父"和"子"，而且还是"长官"和"臣民"，以及弟子精神上的"母"。弟子的顺从是全面的。他必须把自己的人生（身、语和意）和财产毫无保留地布施给师父。从此之后，他便属于师父所有了，惟有其师方可将他引向救度。弟子与上师的关系，折射出藏传佛教中喇嘛的地位与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讲，喇嘛对弟子的权威和影响力已经超过父母。这并非是个案，而是藏传佛教最普遍的通例，是藏民族特有的文化。对于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告诉我们说："真正把人联系起来的是他们的文化，亦即他们共同具有的观念和标准。"而藏传佛教却为藏民族提供了基本的观念和标准。

达赖喇嘛，藏传佛教格鲁派两大活佛转世系统之一的称号。达赖，蒙古语意为大海，为藏传佛教四大活佛转世体系之首。四大活佛转世体系分别是：达赖喇嘛（前藏）、班禅额尔德尼（后藏）、章嘉呼图克图（内蒙古）、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外蒙古）。格鲁派是中国藏传佛教宗派，藏语格鲁意即善律，该派强调严守戒律，故名。该派僧人戴黄色僧帽，故又称黄教。创教人宗喀巴，原为噶当派僧人，故该派又被称为新噶当派。格鲁派是藏传佛教各大教派中最后兴起的一个，在公元15世纪时才兴起。它一兴起就迅速取代了其它各教派的地位，成为后期藏传佛教的唯一主角，在西藏社会发展史上，它具有任何教派都无法达到的重要地位。历史上该派在藏族、蒙古族居住区流传甚广，影响很大。由于格鲁派在藏传佛教中的重要地位，作为四大活佛转世体系之首的达赖喇嘛，在喇嘛教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可想而知。我们知道，在藏传佛教中，喇嘛的地位是高于所有的神，而喇嘛中最高地位的莫过于达赖，这对于喇嘛教的信众来说，达赖就是他们最高的神，是藏族信众心中的神圣，是藏民族心中的天，而不是哪个喇嘛可以随意替代的。由于藏传佛教的转世体系，十四世达赖既是一个佛陀个人，同时也是达赖喇嘛整个转世体系的象征。无论从尊重各民族的宗教，还是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来看，对达赖的打压都是没有道理的。我们不理解达赖喇嘛作为藏传佛教终极神的特殊地位，就在于我们对藏传佛教即喇嘛教特殊的宗教仪轨、制度、体系的无知，以至于在如何对待藏传佛教上犯了相当低级的错误。我们虽然承认藏传佛教的合法性，也承认尊重藏民族的宗教信仰，但我们不但不允许藏族信众供奉达赖喇嘛，而且还组织僧侣和信众批判达赖喇嘛，这就大错而特错。这如同我们在肯定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合法性，并肯定我们尊重他们宗教信仰的同时，却让基督徒去反对耶和华，让伊斯兰教信徒去反对安拉，这还能叫尊重宗教信仰吗？普天之下没有如此荒唐的道理！我们不能嘴上说尊重宗教信仰，但却对这些宗教的神圣性肆意亵渎，随意打压，这无论如何是讲不过去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藏民族可以说是一个为宗教所塑造的民族。藏传佛教对藏民族的影响之深，范围之广，没有在藏区生活过的人们很难认清这一点。即便是到藏区逗留过的人们，从那些一步一个长头，千里迢迢跪拜去朝圣的信众身上，也许我们能读出信仰在他们内心的力量。在那样恶劣的自然面前，在贫困和艰难的生活面前，他们始终以巨大的勇气，坦荡而平静的面对；他们都是那么的朴实，那么的安宁，那么的虔诚，如果没有信仰的力量，不知哪个民族能够在这世界的最高处，生存发展到今天？正因如此，信仰已经成为藏民族生活和风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信仰已经成为藏民族的风俗之时，藏传佛教对藏民族的已经不再是可有可无的一般文化形态，而是已经和他们的生命融合在一起的特殊形态。文化人类学的常识告诉我们：任何一个人，"从他出生之时起，他生于其中的风俗就在塑造着他的经验与行为。到他能说话时，他就成了自己文化的小小的创造物，而当他长大成人并能参与这种文化的活动时，其文化的习惯就是他的习惯，其文化的信仰就是他的信仰，其文化的不可能性亦就是他的不可能性。每个出生于这个团体的孩子都将与其一起分享它们，而出生在这个地球另一半球的孩子，则不能分享到这一半球的千分之一的风俗。没有什么社会问题比风俗作用问题更令我们有责任去理解了。在我们对风俗的规律、多样性作出明智的认识之前，我们将仍不理解人类生活的主要复杂的事实。"（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而这恰好是我们理解西藏危机的一个重要切入点。这就是说，我们必须理解风俗塑造着一个人的经验与行为，其文化的习惯就是他的习惯，其文化的信仰就是他的信仰，其文化的不可能性亦就是他的不可能性。一个由藏传佛教塑造的民族，他们会放弃对达赖的信仰？他们有批判达赖的可能性？真是天方夜谈！也许在某种压力面前，他们会应付你一时，但他们绝不可能死心塌地跟随你一世。

对于这次西藏危机，中共方面似乎也很委屈。他们始终想不通的是：这么多年来，中央给西藏投下千亿人民币和各种经济优惠政策，架桥铺路、修缮庙宇、建高楼大厦，藏区的经济也确实得到发展，藏人的生活水平也确实得到提高，为什么藏人就是不知感激，还要屡屡反抗呢？看来他们并不理解人之为人的灵性特征，也不理解宗教信仰是不能用金钱来替代的。尤其他们在藏传佛教上诸多的认识误区，对喇嘛教活佛转世体系的不理解，对达赖在喇嘛教中的神圣性的不理解，对藏民族在信仰上的虔诚不理解，这种认识误区上的政策怎么会是有效的？当然，这一错误认识上的错误政策并非这一代中共领导手上形成的，而是在毛泽东时代已经铸就，并成为后来中共领导人的一笔负资产。问题是，毛泽东留下的这笔负资产，这一代领导人有什么理由还要为他扛下去呢？

当然，这里还有另一个问题，就是中共党内"左"的倾向总是不断努力地表现着。他们相信"左"比右好，"左"是思想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左"是同志，右是敌人。尤其在这种敏感的政治问题上，"左"总是比右的好。好在哪里？好在安全，即使出了乱子当政者也不会承担政治责任，近几届的西藏党政领导人中就不乏其人。他们自己很 "左"于是政治上平安了，社会却未必因为他们的"左"就平安了。象这次藏区有些领导那些不负责任的妄语，不但于事无补，反而会加剧危机，甚至会惹出更大的麻烦。就如同医生看病一样，在没有看清楚问题的症结所在，就敢以猛药攻之；真是个糊庸滥用虎狼药，病没有治好，人却被你治死了。看来邓小平92年南方谈话，重申要反"左"防右，自有他的道理，并非是无的放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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