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图）

北京市居民把家中铁制用具送去炼钢

1958年建立农村公共食堂时，我作为西南师范学院受二类处分的右派学生，正在重庆北碚金刚乡花灯生产队第三组劳动改造，有幸见证这一幕。

猫儿"自愿"吃辣椒

大约是7月20号晚饭后，全组社员集中在官家黄葛树院坝开会讨论建立公共食堂问题。由下放干部唐中富讲话，他说："人民公社、公共食堂都是毛主席提倡的新生事物，是进入共产主义天堂的门坎，大家在共产主义天堂的门口，是大步跨进还是畏缩不前，这是革命与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区别；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区别。我们要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就必须大办公共食堂......"唐中富才从乡里开会回来，他是按乡里的布署办事的。

唐中富命我作记录，我坐在小油灯前等待大家发言。几天前大家就议论这件事，都嘀咕着不愿意参加，因此会开得很沉闷，没有人发言。黑暗中我无法看清大家的表情，只听得咝咝的抽烟声和拍打蚊子的卟卟声。我想此刻，每个社员的内心一定斗争得很厉害，如果实话实说，肯定是不行的，那是反对毛主席，是不革命甚至反革命，不戴"帽子"也要遭"辩论"；眼前这个作记录的小伙子不就是嘴巴不乖遭了的？如果说愿意，那是骗人又骗己。所以大家只能沉默。

如果说公共食堂是一座巨大的坟墓，是两年后大规模饿死人的直接原因，那末现在他们正走在地狱门口。谁愿意进地狱？会场一片死寂。

唐中富再三启发；"大家表态嘛，不表态是不行的啊。"

后来一位寡妇（忘了名字）打破了沉默，她说自己带着三个孩子，日子艰难，"愿意加入公共食堂，有饭大家吃，过共产主义......"

带头羊过了河大家也无可奈何地跟着过河。我就全部记"同意"，轻松地完成了记录任务。于是公共食堂就成了"老百姓自愿办起来的"了。

猫儿本来不吃辣椒，传说毛泽东有一个方法：把辣椒抹在猫儿的肛门上，辣得它疼痛难忍，不得不用舌头去舔肛门，就把辣椒"自觉自愿"地吃下去了。

不管这个传说是否真实，但迫使百姓表态"自觉自愿"，再为其恶政冠以"尊民意顺民心"的美名，则是毛泽东牧民术的特点。统购粮食、合作化、公社化、思想改造......莫不如此。

后来扯了一些具体问题，生产队长宣布明天开始建造大灶，三天后取消小灶集体开伙；粮食、生猪、自留地一律收归集体。

会议即将结束，一个叫官二爷老头大声说："把粮食、生猪、自留地都没收了，要是患病吃药需要用钱啷个办？"他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都不由得一楞，又是一阵沉默。

唐中富说："哎呀！你就是前怕狼后怕虎的。进入共产主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你还怕没有药吃？吃鹿茸人参都由你。"唐中富是西师教育系职员，他未必能应对如此尖锐的问题。他的回答大概是乡里开会时拟好了的。

一个社员也大声说："要是男人们都吃鹿茸人参，那婆娘们怎么遭得住？"

他对共产主义神话的反问引来一阵笑骂。大家在哄笑声中一不留神就跑进了共产主义。

最后三天资本主义

第二天生产队长便带领民兵翻箱倒柜挨家搜缴粮食，登记生猪，查看自留地不许再采摘。几年前收拾地主的办法现在轮到了他们。共搜得稻谷300多斤，玉米100多斤。胡豆几十斤，全组17户70来口人就这点粮食，这样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也太可怜了。

经过没收后剩下一点可怜的物资，在进入共产主义前的三天，必须迅速作出处理，于是该吃的吃，该卖的卖；一会杀鸡杀鸭，一会上街买卖，上班钟都敲烂了也未见谁出工，他们对于即将来到的共产主义生活，充满了疑虑、迷茫和惊恐。

我的房东王大爷家损失最惨重，一年到头勒紧裤腰带节省下来的两百多斤黄谷眼睁睁被没收，两头肥猪早该交售，为了长大一些多卖点钱，也被没收。王大娘最气愤，穿没穿，吃没吃，整日劳累换来一场空。"我说把猪卖了，你不；我说把谷子打米吃，你不，现在安逸了！"王大爷只有耷拉着脑袋任她埋怨。后来他终于作出决定：五只鸡卖四只吃一只；两块腊肉一块给儿子儿媳一块自己吃；米缸中的米全部吃完；自留地里的辣椒、豇豆、茄子或吃或卖，不管生产队如何规定，全部摘尽......

过完三天"资本主义生活"，这些由贫穷变为赤贫的社员就到共产主义去过幸福生活了。

"天堂"里的"新事物"

没收了自留地，取缔了私人开伙，资本主义道路和生活方式全被堵死，在共产主义"天堂"里，出现了有许多"新生事物"。

第一件，速效减肥。虽说当时肥胖者不多，但全民都在瘦身。报上天天叫喊"鼓足干劲生产，敞开肚皮吃饭"，伟大领袖也在研究"粮食多了怎么办"，但大家都知道那是"捏着鼻子哄眼睛"。以前各家开伙，吃干吃稀，菜菜梗梗，总要把肚皮胀饱。现在每顿二两或三两，一箸小菜无油无浑，一口吞下，腹中空空，整天饥饿。新粮尚未收获，没收来的三四百斤粮食能够维持多久？所以从公共食堂成立那天起，就是饥饿，饥饿，无穷的饥饿。这样拖下去肥的拖瘦，瘦的拖病，病的拖死，一二年后，饿殍盈野，就不足为怪了。

第二件，不闻鸡叫闻猪叫。生猪归了集体不准私人喂养，生产队虽然派人专门养猪，可拿什么喂？人都没吃的还顾得上猪大爷？所以猪们饿得只能用嗓子表示抗议。鸡公早为主人作了贡献，不再唱男高音了--暂时还有狗叫，几个月后狗也被人果腹；再后来，猪也死光吃光。于是广袤的农村不闻鸡鸣、狗吠、猪叫，静如远古洪荒，绝无噪声污染；居民每月二两猪肉也无法供应，就成了社会主义的无比优越。

第三件，吃"再煮饭"。就是把打回来的饭菜放在锅里再煮一次。这是因为食堂站队打回的饭菜已冷，需要热一热；更需要加些野菜煮熟后填充肚子；另外，食堂的 "烹饪"技术实在太高明，有些东西拿回来必须经过加工，如把玉米粒炒熟后分给大家，谁的肠胃也没法经受这种革命化考验，所以必须再煮。但是再煮饭持续到九月份以后，强令各家砸锅献铁支援大炼钢铁，社员就无法再煮了。有个别胆大的社员交了大锅私藏小锅，晚上偷偷煮吃的，干部看见屋顶冒烟，便破门而入将锅里的东西泼在地上抢走小锅，或将锅砸烂！所以两年后公共食堂"光荣地完成革命任务"时，许多农户竟没有铁锅煮饭，不得不用瓦罐代锅，过上共产主义的生活--只不过要加上"原始"二字。

第四件，顺手"牵食"渐成风气。开始是儿童行为。公共食堂吃不饱，就去地里扣个红苕生吃，掰个包谷到僻静处烧吃，后来瘟疫般漫延传染，成年人也开始顺手 "牵食"，很快又发展到人人偷吃，凡可吃的都偷，来势凶猛不可阻挡，任何伦理道德也无济于事。毕竟"衣食足则知礼节，仓禀实则知荣辱"，伟大领袖一直强调思想先行，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但事实跟他开了个大顽笑。

第五件，纷争不断，干部专横。公共食堂物质匮乏人人饥饿，常常为争夺丁点生存资源而争吵不休，邻里互斗甚至家人反目，是当时最普遍的现象，斗争哲学已演绎到极至。例如打饭时我站队你插轮子，我打少了你打多了，我舀稀的他舀干的等等；打回来的饭菜家人分食，又少不了内斗......不是大家的道德沦丧，而是毛泽东将人逼到饿死的边缘，伦理道德只能让位于生存斗争。而干部们则利用职权多吃多占，吃喝偷拿，无人敢于吭声；如有声张正义者，动辄扣饭，罚做苦工，甚至捆绑吊打。再倔强的人饿他一二天，看你还敢不敢反对。这是实施共产主义最有效的方法。同食堂的"狗崽子"官久海就是经常被罚做苦工的对象。

公共食堂的"新气象"还很多，只是我体会不深。因为公共食堂成立不久，我就和我的同类一起抽调去修公路，修养猪场，修高炉大炼钢铁，以后回校参加右派学生劳动队继续劳动改造，就再也没有回过生产队了。后来听说公共食堂里饿死了许多人，房东王大娘和她的儿子、唐中富（他后来被西师除名）以及另外几个社员一共饿死六七人，接近10%。

谢韬先生说得好，一个制度好不好，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无论把公共食堂说得如何天花乱坠，是通向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也好，解放生产力也好，都被社会实践狠狠地搧了一耳光，那就是哀鸿遍野，饿殍千里，4000万同胞饿死在公共食堂这个现代地狱之中。50年后的今天，我们重温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应该记取的是毛泽东的专制暴政，绝不能在中国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