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清明节，是89“六四”后的第19个“清明”。现在在江苏无锡老家的“六四”难属丁子霖、蒋培坤夫妇，昨天祭奠了在“六四”遇难的儿子蒋捷连。
又是“清明”祭奠时
丁子霖女士说：“清明节我一切还是跟以前一样，我们在这里祭，昨天祭的。因为今天要上蒋老师家的祖坟上，他们有两个老家，一个是他的养父母，他养父是这里大饥荒时候给活活饿死的，我们有生之年‘清明’的时候都会到他坟上祭他。然后又到蒋老师生身父母那里去。所以，昨天我们在这里提前过了‘清明’，祭了儿子。跟每年情况一样，就是给老的、小的过‘清明’。
每年‘两代会’之后，就是清明，清明后，就要准备过‘六四’周年了。一年一年，只要我们还活着，我们都会坚持。我想一些难友大概也是这样。所以，每年上半年对我来讲，确实是比较沉重，也比较累。我也不知道这种情况我身体能坚持多久。”
89“六四”简介
1989年4月15日，被罢黜的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逝世。随后，北京爆发了以学生为先导，继而社会各阶层参加的大规模街头请愿游行。要求‘言论自由、解除报禁，清除腐败，铲除官倒’等等…从4月中旬到5月，先在北京，后在中国各地，游行规模越来越大，社会各界陆续加入。
5月20日，中国当局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6月3日夜里，戒严部队动用坦克和机枪，在北京街头射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
在6月3日夜里、6月4日清晨，以及随后的几天里，到底有多少人遇难，多少人受伤，时至今日，中国当局一直没有公布确切的数字和名单。
北京的丁子霖女士原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她的先生蒋培坤是这个系的教授。1989年6月3日夜里，他们17岁的儿子、中国人民大学附中高二学生蒋捷连，在北京木樨地被戒严部队枪杀。
1991年丁子霖接受外国记者采访，首先站出来公开儿子遇难经过，随后开始寻访“六四”遇难者家属和伤残者。到目前，已经寻访到189位死难者的亲属和71位伤残者。这些人组成的群体被称为“‘六四’难属群体”或“天安门母亲群体”。
每逢“清明”监控更严
每年“清明”前后，有的“六四”难属群体成员会受到警方特别的监控。在“六四”屠杀中失去一条腿的北京的齐志勇先生，与往年一样，前几天又被警察带走了。我拨打他的手机—— 齐志勇：“现在还在郊区呢。” 刚刚讲了几句话，电话突然中断，就再也打不通了。
扫墓，在警察警车的跟踪下
“六四”难属张先玲的儿子王楠1989年遇难前是北京月坛中学高二学生，19岁。
昨天刚刚祭过爱子的张先玲女士说：“我4月3日去‘万安公墓’给我儿子扫墓。今年‘清明’是4月4日，有的年份‘清明’是在4月5日。因为我儿子王楠的生日是4月3日，所以我总是在这天去‘万安公墓’看他。昨天（墓地所在）公园里有一些人，没有看到警察便衣迹象，但是有一个警察开着警车，跟在我后面。事先他也告诉我，要跟着我，我说‘请便吧’。 正好有个朋友来看我，一起去了万安公墓。”
难属的年纪都已经很大了
记者：“难属有没有结伴去的？”
张先玲：“按照惯例，清明节我们都是各自活动的多，以前基本上是段昌隆的母亲和袁力的母亲会一起去。但是现在段昌隆的母亲坐轮椅了，很不方便，他父亲身体也非常不好，所以我估计他们家也就是他姐姐或妹妹去了。袁力的母亲李雪文身体不大好。大家年纪都大了，想当年我才50多岁，现在都71岁了。他们的年纪就更大了，清明节自己都不一定能去了。只是在‘六四’的时候，我们才一起祭奠。”
“万安公墓”有八位“六四”遇难者
记者：“‘万安公墓’有几位‘六四’遇难者的墓？”
张先玲：“在墓地上安葬了的有袁力、段昌隆、王卫萍、郝致京。三位在骨灰堂的有王楠、杨明湖、杨燕声。还有另一位遇难者郭春珉，也是个很年轻的孩子，是在骨灰廊，墙上。 每年到‘六四’，亲人把骨灰堂的骨灰盒搬出来，放在袁力的墓边上，大家一起祭奠。” 和往年一样，张先玲女士扫墓，也同时去给其他遇难者扫墓。她说：“到每个万安公墓遇难的孩子们、每个遇难者墓前或骨灰堂前面都去看。他们扫自己孩子墓时，也都来给我们看，给每家都扫个墓”。
因救人遇难的女实习医生王卫萍
记者：“今天有没有看到其他‘六四’难属去扫墓？”
张先玲：“：“每个墓地我都去了，但是没有碰到。有的好像扫过了，我去的晚一点。平常王卫萍墓地扫墓的人少，今年我看王卫萍的墓上送上去不少花。王卫萍当时二十一、二岁，是刚刚毕业的医科大学学生，正在人民医院实习，她是在救人的时候遇难的。”
睹物思人祭爱子，也忆“八九”诉求声
张先玲女士在89“六四”后的第19个“清明”再祭爱子，心情更沉重。她说：“扫墓前几天有个瑞士电视台来采访，事先通知过我，希望我准备一点东西，我就把摆着王楠遗物的盒子打开了，拿一些东西，所以我心里很难过。这些天心情特别沉重，因为看拿出来的王楠被从土里挖出来（遗体，王楠被戒严部队枪杀后埋在地里）的照片。也看到…你也知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半小时”节目广播过他（遇难前读书时）写的那个手稿…这些东西我看着，事情就像活灵活现在眼前一样，还有他小时候的、中学生时的、遇难前去军训时的照片…还有他参加游行的头带、标语、口号…
我心里很难过。这事情一晃都快二十年了，当局一直都想隐瞒真相。正好我看到他的遗物里有当时大游行口号的单子，我把那口号看了一遍，一句都没有错——
‘反对官倒！反对腐败！我们要民主！我们要法制！’ 哪儿不对呀？都非常正确！我觉得当时大学生们的要求都是非常正确的，正是因为把他们镇压了，镇压了‘六四’民主运动之后，所以到现在已经不是‘官倒’了，这种腐败、贪污就一塌糊涂了，以致到现在不可收拾的地步。”
血不会白流，不能让刽子手永远杀人
张先玲表示：“我想，大学生们、这些孩子们的血也不会白流，总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只要我不死，就是有一口气，我也要追问下去。有无形的力量在支持着我们，因为不能让刽子手永远拿着屠刀杀人。为了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将奋斗终生。”
又是“清明”祭奠时
丁子霖女士说：“清明节我一切还是跟以前一样，我们在这里祭，昨天祭的。因为今天要上蒋老师家的祖坟上，他们有两个老家，一个是他的养父母，他养父是这里大饥荒时候给活活饿死的，我们有生之年‘清明’的时候都会到他坟上祭他。然后又到蒋老师生身父母那里去。所以，昨天我们在这里提前过了‘清明’，祭了儿子。跟每年情况一样，就是给老的、小的过‘清明’。
每年‘两代会’之后，就是清明，清明后，就要准备过‘六四’周年了。一年一年，只要我们还活着，我们都会坚持。我想一些难友大概也是这样。所以，每年上半年对我来讲，确实是比较沉重，也比较累。我也不知道这种情况我身体能坚持多久。”
89“六四”简介
1989年4月15日，被罢黜的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逝世。随后，北京爆发了以学生为先导，继而社会各阶层参加的大规模街头请愿游行。要求‘言论自由、解除报禁，清除腐败，铲除官倒’等等…从4月中旬到5月，先在北京，后在中国各地，游行规模越来越大，社会各界陆续加入。
5月20日，中国当局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6月3日夜里，戒严部队动用坦克和机枪，在北京街头射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
在6月3日夜里、6月4日清晨，以及随后的几天里，到底有多少人遇难，多少人受伤，时至今日，中国当局一直没有公布确切的数字和名单。
北京的丁子霖女士原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她的先生蒋培坤是这个系的教授。1989年6月3日夜里，他们17岁的儿子、中国人民大学附中高二学生蒋捷连，在北京木樨地被戒严部队枪杀。
1991年丁子霖接受外国记者采访，首先站出来公开儿子遇难经过，随后开始寻访“六四”遇难者家属和伤残者。到目前，已经寻访到189位死难者的亲属和71位伤残者。这些人组成的群体被称为“‘六四’难属群体”或“天安门母亲群体”。
每逢“清明”监控更严
每年“清明”前后，有的“六四”难属群体成员会受到警方特别的监控。在“六四”屠杀中失去一条腿的北京的齐志勇先生，与往年一样，前几天又被警察带走了。我拨打他的手机—— 齐志勇：“现在还在郊区呢。” 刚刚讲了几句话，电话突然中断，就再也打不通了。
扫墓，在警察警车的跟踪下
“六四”难属张先玲的儿子王楠1989年遇难前是北京月坛中学高二学生，19岁。
昨天刚刚祭过爱子的张先玲女士说：“我4月3日去‘万安公墓’给我儿子扫墓。今年‘清明’是4月4日，有的年份‘清明’是在4月5日。因为我儿子王楠的生日是4月3日，所以我总是在这天去‘万安公墓’看他。昨天（墓地所在）公园里有一些人，没有看到警察便衣迹象，但是有一个警察开着警车，跟在我后面。事先他也告诉我，要跟着我，我说‘请便吧’。 正好有个朋友来看我，一起去了万安公墓。”
难属的年纪都已经很大了
记者：“难属有没有结伴去的？”
张先玲：“按照惯例，清明节我们都是各自活动的多，以前基本上是段昌隆的母亲和袁力的母亲会一起去。但是现在段昌隆的母亲坐轮椅了，很不方便，他父亲身体也非常不好，所以我估计他们家也就是他姐姐或妹妹去了。袁力的母亲李雪文身体不大好。大家年纪都大了，想当年我才50多岁，现在都71岁了。他们的年纪就更大了，清明节自己都不一定能去了。只是在‘六四’的时候，我们才一起祭奠。”
“万安公墓”有八位“六四”遇难者
记者：“‘万安公墓’有几位‘六四’遇难者的墓？”
张先玲：“在墓地上安葬了的有袁力、段昌隆、王卫萍、郝致京。三位在骨灰堂的有王楠、杨明湖、杨燕声。还有另一位遇难者郭春珉，也是个很年轻的孩子，是在骨灰廊，墙上。 每年到‘六四’，亲人把骨灰堂的骨灰盒搬出来，放在袁力的墓边上，大家一起祭奠。” 和往年一样，张先玲女士扫墓，也同时去给其他遇难者扫墓。她说：“到每个万安公墓遇难的孩子们、每个遇难者墓前或骨灰堂前面都去看。他们扫自己孩子墓时，也都来给我们看，给每家都扫个墓”。
因救人遇难的女实习医生王卫萍
记者：“今天有没有看到其他‘六四’难属去扫墓？”
张先玲：“：“每个墓地我都去了，但是没有碰到。有的好像扫过了，我去的晚一点。平常王卫萍墓地扫墓的人少，今年我看王卫萍的墓上送上去不少花。王卫萍当时二十一、二岁，是刚刚毕业的医科大学学生，正在人民医院实习，她是在救人的时候遇难的。”
睹物思人祭爱子，也忆“八九”诉求声
张先玲女士在89“六四”后的第19个“清明”再祭爱子，心情更沉重。她说：“扫墓前几天有个瑞士电视台来采访，事先通知过我，希望我准备一点东西，我就把摆着王楠遗物的盒子打开了，拿一些东西，所以我心里很难过。这些天心情特别沉重，因为看拿出来的王楠被从土里挖出来（遗体，王楠被戒严部队枪杀后埋在地里）的照片。也看到…你也知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半小时”节目广播过他（遇难前读书时）写的那个手稿…这些东西我看着，事情就像活灵活现在眼前一样，还有他小时候的、中学生时的、遇难前去军训时的照片…还有他参加游行的头带、标语、口号…
我心里很难过。这事情一晃都快二十年了，当局一直都想隐瞒真相。正好我看到他的遗物里有当时大游行口号的单子，我把那口号看了一遍，一句都没有错——
‘反对官倒！反对腐败！我们要民主！我们要法制！’ 哪儿不对呀？都非常正确！我觉得当时大学生们的要求都是非常正确的，正是因为把他们镇压了，镇压了‘六四’民主运动之后，所以到现在已经不是‘官倒’了，这种腐败、贪污就一塌糊涂了，以致到现在不可收拾的地步。”
血不会白流，不能让刽子手永远杀人
张先玲表示：“我想，大学生们、这些孩子们的血也不会白流，总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只要我不死，就是有一口气，我也要追问下去。有无形的力量在支持着我们，因为不能让刽子手永远拿着屠刀杀人。为了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将奋斗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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