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清明節，是89「六四」後的第19個「清明」。現在在江蘇無錫老家的「六四」難屬丁子霖、蔣培坤夫婦，昨天祭奠了在「六四」遇難的兒子蔣捷連。
又是「清明」祭奠時
丁子霖女士說：「清明節我一切還是跟以前一樣，我們在這裡祭，昨天祭的。因為今天要上蔣老師家的祖墳上，他們有兩個老家，一個是他的養父母，他養父是這裡大飢荒時候給活活餓死的，我們有生之年‘清明’的時候都會到他墳上祭他。然後又到蔣老師生身父母那裡去。所以，昨天我們在這裡提前過了‘清明’，祭了兒子。跟每年情況一樣，就是給老的、小的過‘清明’。
每年‘兩代會’之後，就是清明，清明後，就要準備過‘六四’週年了。一年一年，只要我們還活著，我們都會堅持。我想一些難友大概也是這樣。所以，每年上半年對我來講，確實是比較沈重，也比較累。我也不知道這種情況我身體能堅持多久。」
89「六四」簡介
1989年4月15日，被罷黜的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逝世。隨後，北京爆發了以學生為先導，繼而社會各階層參加的大規模街頭請願遊行。要求‘言論自由、解除報禁，清除腐敗，鏟除官倒’等等…從4月中旬到5月，先在北京，後在中國各地，遊行規模越來越大，社會各界陸續加入。
5月20日，中國當局在北京部分地區實行戒嚴。6月3日夜裡，戒嚴部隊動用坦克和機槍，在北京街頭射殺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
在6月3日夜裡、6月4日清晨，以及隨後的幾天裡，到底有多少人遇難，多少人受傷，時至今日，中國當局一直沒有公布確切的數字和名單。
北京的丁子霖女士原是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副教授，她的先生蔣培坤是這個系的教授。1989年6月3日夜裡，他們17歲的兒子、中國人民大學附中高二學生蔣捷連，在北京木樨地被戒嚴部隊槍殺。
1991年丁子霖接受外國記者採訪，首先站出來公開兒子遇難經過，隨後開始尋訪「六四」遇難者家屬和傷殘者。到目前，已經尋訪到189位死難者的親屬和71位傷殘者。這些人組成的群體被稱為「‘六四’難屬群體」或「天安門母親群體」。
每逢「清明」監控更嚴
每年「清明」前後，有的「六四」難屬群體成員會受到警方特別的監控。在「六四」屠殺中失去一條腿的北京的齊志勇先生，與往年一樣，前幾天又被警察帶走了。我撥打他的手機—— 齊志勇：「現在還在郊區呢。」 剛剛講了幾句話，電話突然中斷，就再也打不通了。
掃墓，在警察警車的跟蹤下
「六四」難屬張先玲的兒子王楠1989年遇難前是北京月壇中學高二學生，19歲。
昨天剛剛祭過愛子的張先玲女士說：「我4月3日去‘萬安公墓’給我兒子掃墓。今年‘清明’是4月4日，有的年份‘清明’是在4月5日。因為我兒子王楠的生日是4月3日，所以我總是在這天去‘萬安公墓’看他。昨天（墓地所在）公園裡有一些人，沒有看到警察便衣跡象，但是有一個警察開著警車，跟在我後面。事先他也告訴我，要跟著我，我說‘請便吧’。 正好有個朋友來看我，一起去了萬安公墓。」
難屬的年紀都已經很大了
記者：「難屬有沒有結伴去的？」
張先玲：「按照慣例，清明節我們都是各自活動的多，以前基本上是段昌隆的母親和袁力的母親會一起去。但是現在段昌隆的母親坐輪椅了，很不方便，他父親身體也非常不好，所以我估計他們家也就是他姐姐或妹妹去了。袁力的母親李雪文身體不大好。大家年紀都大了，想當年我才50多歲，現在都71歲了。他們的年紀就更大了，清明節自己都不一定能去了。只是在‘六四’的時候，我們才一起祭奠。」
「萬安公墓」有八位「六四」遇難者
記者：「‘萬安公墓’有幾位‘六四’遇難者的墓？」
張先玲：「在墓地上安葬了的有袁力、段昌隆、王衛萍、郝致京。三位在骨灰堂的有王楠、楊明湖、楊燕聲。還有另一位遇難者郭春珉，也是個很年輕的孩子，是在骨灰廊，牆上。 每年到‘六四’，親人把骨灰堂的骨灰盒搬出來，放在袁力的墓邊上，大家一起祭奠。」 和往年一樣，張先玲女士掃墓，也同時去給其他遇難者掃墓。她說：「到每個萬安公墓遇難的孩子們、每個遇難者墓前或骨灰堂前面都去看。他們掃自己孩子墓時，也都來給我們看，給每家都掃個墓」。
因救人遇難的女實習醫生王衛萍
記者：「今天有沒有看到其他‘六四’難屬去掃墓？」
張先玲：「：「每個墓地我都去了，但是沒有碰到。有的好像掃過了，我去的晚一點。平常王衛萍墓地掃墓的人少，今年我看王衛萍的墓上送上去不少花。王衛萍當時二十一、二歲，是剛剛畢業的醫科大學學生，正在人民醫院實習，她是在救人的時候遇難的。」
睹物思人祭愛子，也憶「八九」訴求聲
張先玲女士在89「六四」後的第19個「清明」再祭愛子，心情更沈重。她說：「掃墓前幾天有個瑞士電視臺來採訪，事先通知過我，希望我準備一點東西，我就把擺著王楠遺物的盒子打開了，拿一些東西，所以我心裏很難過。這些天心情特別沈重，因為看拿出來的王楠被從土裡挖出來（遺體，王楠被戒嚴部隊槍殺後埋在地裡）的照片。也看到…你也知道（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午間半小時」節目廣播過他（遇難前讀書時）寫的那個手稿…這些東西我看著，事情就像活靈活現在眼前一樣，還有他小時候的、中學生時的、遇難前去軍訓時的照片…還有他參加遊行的頭帶、標語、口號…
我心裏很難過。這事情一晃都快二十年了，當局一直都想隱瞞真相。正好我看到他的遺物裡有當時大遊行口號的單子，我把那口號看了一遍，一句都沒有錯——
‘反對官倒！反對腐敗！我們要民主！我們要法制！’ 哪兒不對呀？都非常正確！我覺得當時大學生們的要求都是非常正確的，正是因為把他們鎮壓了，鎮壓了‘六四’民主運動之後，所以到現在已經不是‘官倒’了，這種腐敗、貪污就一塌糊塗了，以致到現在不可收拾的地步。」
血不會白流，不能讓劊子手永遠殺人
張先玲表示：「我想，大學生們、這些孩子們的血也不會白流，總會有水落石出的一天。只要我不死，就是有一口氣，我也要追問下去。有無形的力量在支持著我們，因為不能讓劊子手永遠拿著屠刀殺人。為了我們自己的孩子，我們將奮鬥終生。」
又是「清明」祭奠時
丁子霖女士說：「清明節我一切還是跟以前一樣，我們在這裡祭，昨天祭的。因為今天要上蔣老師家的祖墳上，他們有兩個老家，一個是他的養父母，他養父是這裡大飢荒時候給活活餓死的，我們有生之年‘清明’的時候都會到他墳上祭他。然後又到蔣老師生身父母那裡去。所以，昨天我們在這裡提前過了‘清明’，祭了兒子。跟每年情況一樣，就是給老的、小的過‘清明’。
每年‘兩代會’之後，就是清明，清明後，就要準備過‘六四’週年了。一年一年，只要我們還活著，我們都會堅持。我想一些難友大概也是這樣。所以，每年上半年對我來講，確實是比較沈重，也比較累。我也不知道這種情況我身體能堅持多久。」
89「六四」簡介
1989年4月15日，被罷黜的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逝世。隨後，北京爆發了以學生為先導，繼而社會各階層參加的大規模街頭請願遊行。要求‘言論自由、解除報禁，清除腐敗，鏟除官倒’等等…從4月中旬到5月，先在北京，後在中國各地，遊行規模越來越大，社會各界陸續加入。
5月20日，中國當局在北京部分地區實行戒嚴。6月3日夜裡，戒嚴部隊動用坦克和機槍，在北京街頭射殺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
在6月3日夜裡、6月4日清晨，以及隨後的幾天裡，到底有多少人遇難，多少人受傷，時至今日，中國當局一直沒有公布確切的數字和名單。
北京的丁子霖女士原是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副教授，她的先生蔣培坤是這個系的教授。1989年6月3日夜裡，他們17歲的兒子、中國人民大學附中高二學生蔣捷連，在北京木樨地被戒嚴部隊槍殺。
1991年丁子霖接受外國記者採訪，首先站出來公開兒子遇難經過，隨後開始尋訪「六四」遇難者家屬和傷殘者。到目前，已經尋訪到189位死難者的親屬和71位傷殘者。這些人組成的群體被稱為「‘六四’難屬群體」或「天安門母親群體」。
每逢「清明」監控更嚴
每年「清明」前後，有的「六四」難屬群體成員會受到警方特別的監控。在「六四」屠殺中失去一條腿的北京的齊志勇先生，與往年一樣，前幾天又被警察帶走了。我撥打他的手機—— 齊志勇：「現在還在郊區呢。」 剛剛講了幾句話，電話突然中斷，就再也打不通了。
掃墓，在警察警車的跟蹤下
「六四」難屬張先玲的兒子王楠1989年遇難前是北京月壇中學高二學生，19歲。
昨天剛剛祭過愛子的張先玲女士說：「我4月3日去‘萬安公墓’給我兒子掃墓。今年‘清明’是4月4日，有的年份‘清明’是在4月5日。因為我兒子王楠的生日是4月3日，所以我總是在這天去‘萬安公墓’看他。昨天（墓地所在）公園裡有一些人，沒有看到警察便衣跡象，但是有一個警察開著警車，跟在我後面。事先他也告訴我，要跟著我，我說‘請便吧’。 正好有個朋友來看我，一起去了萬安公墓。」
難屬的年紀都已經很大了
記者：「難屬有沒有結伴去的？」
張先玲：「按照慣例，清明節我們都是各自活動的多，以前基本上是段昌隆的母親和袁力的母親會一起去。但是現在段昌隆的母親坐輪椅了，很不方便，他父親身體也非常不好，所以我估計他們家也就是他姐姐或妹妹去了。袁力的母親李雪文身體不大好。大家年紀都大了，想當年我才50多歲，現在都71歲了。他們的年紀就更大了，清明節自己都不一定能去了。只是在‘六四’的時候，我們才一起祭奠。」
「萬安公墓」有八位「六四」遇難者
記者：「‘萬安公墓’有幾位‘六四’遇難者的墓？」
張先玲：「在墓地上安葬了的有袁力、段昌隆、王衛萍、郝致京。三位在骨灰堂的有王楠、楊明湖、楊燕聲。還有另一位遇難者郭春珉，也是個很年輕的孩子，是在骨灰廊，牆上。 每年到‘六四’，親人把骨灰堂的骨灰盒搬出來，放在袁力的墓邊上，大家一起祭奠。」 和往年一樣，張先玲女士掃墓，也同時去給其他遇難者掃墓。她說：「到每個萬安公墓遇難的孩子們、每個遇難者墓前或骨灰堂前面都去看。他們掃自己孩子墓時，也都來給我們看，給每家都掃個墓」。
因救人遇難的女實習醫生王衛萍
記者：「今天有沒有看到其他‘六四’難屬去掃墓？」
張先玲：「：「每個墓地我都去了，但是沒有碰到。有的好像掃過了，我去的晚一點。平常王衛萍墓地掃墓的人少，今年我看王衛萍的墓上送上去不少花。王衛萍當時二十一、二歲，是剛剛畢業的醫科大學學生，正在人民醫院實習，她是在救人的時候遇難的。」
睹物思人祭愛子，也憶「八九」訴求聲
張先玲女士在89「六四」後的第19個「清明」再祭愛子，心情更沈重。她說：「掃墓前幾天有個瑞士電視臺來採訪，事先通知過我，希望我準備一點東西，我就把擺著王楠遺物的盒子打開了，拿一些東西，所以我心裏很難過。這些天心情特別沈重，因為看拿出來的王楠被從土裡挖出來（遺體，王楠被戒嚴部隊槍殺後埋在地裡）的照片。也看到…你也知道（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午間半小時」節目廣播過他（遇難前讀書時）寫的那個手稿…這些東西我看著，事情就像活靈活現在眼前一樣，還有他小時候的、中學生時的、遇難前去軍訓時的照片…還有他參加遊行的頭帶、標語、口號…
我心裏很難過。這事情一晃都快二十年了，當局一直都想隱瞞真相。正好我看到他的遺物裡有當時大遊行口號的單子，我把那口號看了一遍，一句都沒有錯——
‘反對官倒！反對腐敗！我們要民主！我們要法制！’ 哪兒不對呀？都非常正確！我覺得當時大學生們的要求都是非常正確的，正是因為把他們鎮壓了，鎮壓了‘六四’民主運動之後，所以到現在已經不是‘官倒’了，這種腐敗、貪污就一塌糊塗了，以致到現在不可收拾的地步。」
血不會白流，不能讓劊子手永遠殺人
張先玲表示：「我想，大學生們、這些孩子們的血也不會白流，總會有水落石出的一天。只要我不死，就是有一口氣，我也要追問下去。有無形的力量在支持著我們，因為不能讓劊子手永遠拿著屠刀殺人。為了我們自己的孩子，我們將奮鬥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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