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吴国桢的口述实录。我们这里对吴国桢过去的评价不高，因为他是上了当年战犯名单的人物。他在大陆的时候，做过武汉市长，国民党退出大陆前，他是上海市长。这个人有非常强的行政才干，也是一个具有极强民主理念的人。他后来到了台湾，深得蒋介石的信任，做到了台湾省主席。为台湾的土地改革和经济建设出过很大的力。后来他和蒋介石失和，最终离开台湾到了美国。他到美国后，对蒋介石和台湾的一些批评曾受到过胡适的指责，胡适不同意他对蒋和台湾的评价，这个情况不细说了。
吴国桢早年出身清华，后来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读政治学，最后拿到的是哲学博士学位。我近年在研究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时，较为看重他们早年的教育背景，因为一个人在他们成长过程中，早年的教育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他们的基本价值取向，对于学术界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这样，对于从政的自由主义官员也是这样，虽然他们的人生道路不同，但如果放宽历史的视野，就会发现，这些人最终价值理念的归宿，都要回到他们早年所受的教育上。这是前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一个主要特点，现在的知识分子是不是这样，我不好说，但前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大体是这样的。
吴国桢和周恩来是南开同学，和闻一多是清华同学，虽然他们最后走的路不同，但在对民主的认识和理解上，吴国桢达到很高程度。他的从政也是要为中国走上民主和宪政道路所做的一种努力。
我们过去对这一类知识分子的评价不是很公平，以为一入宦海，就没有什么正派人了，至少从中国现代历史的许多事实中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比如，像段锡朋友那样的国民政府官员，其品质的高洁，在共产党官员中就很难找到。
闻一多在武汉大学做文学院长的时候，吴国桢是武汉市长，他想到武汉大学兼个教授，闻一多还不同意。因为闻一多对吴国桢在清华时的一些表现有看法。这样的事发生在两个清华同学之间，其实是很正常的，可以见出各自的个性。在闻一多来说，他看不起做官的人，而在吴国桢来说，官至武汉市长，还想着做教授，也还不失他的一点书生本色。他在那样的时代里，在那样的官场上，能尽其努力而有所做为，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样的人，在他们有机会为民主尽力的时候，总还会有一些书生本色流露出来。
1950年，是蒋介石对吴国桢最信任的时候，有一次他和蒋介石一起过生日，在外出游山时，吴国桢想到蒋介石对自己的信任，感受到应当对蒋介石做点什么来表示他对他的尽忠。吴国桢在他的回忆录里讲到：他对蒋说："有一件事我早就想同你讲，但犹豫不定，因为不知道你是否喜欢我的想法，但我必须对你忠诚，所以不得不讲。我想现在是国民党鼓励组织反对党的时候了，这对我们只有百利，它可以使你成为比现在更为伟大的人物。"
对吴国桢的话，蒋介石一点也没有表现出不悦，他问吴国桢："我们怎样组织一个反对党呢？最好的人才都在我们这边，上哪儿去找能人、好人来组织一个反对党？"
吴国桢说："如果我们找不到，那么你为什么不让国民党自己分成两个党？就像土耳其的凯末尔做的那样呢？国民党一直分成许多派，直到现在，有分歧时还只在党内谈，而未延伸到党外。如你能将一党分成两党，两党都承认你的领导，但只有一个党执政，另一个做为反对党，这样就可以公开批评，我们就能逐渐发展成为真正的民主政府。不管哪边掌权，你仍然是最高领袖。"（该书137页）
蒋说："我要想想这个问题。"
吴国桢说，后来蒋介石并没有按他的忠告行事。吴国桢对蒋介石一生有一个评价，说他太嗜权。
吴国桢为官多年，不能说他对官场没有自己的判断，但他毕竟是一个早年受过民主教育和训练的人，能看出世界大势。他后来和蒋介石分道扬镖，虽然不是因为这一件事，但从他晚年的回忆中，可以感觉到吴国桢和蒋介石之间，最后分手关键是他们对于民主和宪政的期待不同，这是两种文化难以沟通的地方。吴国桢官至台湾省主席，但在他的内心里还存有民主的梦想，这就是早年清华和后来留美教育结出的果子。
为官多年的人常喜欢嘲笑知识分子的不切实际，以为民主没有他们想的那么容易，在我们的生活里，为官的人总是讲民主的难处或者坏处，总是强调民主的不易实行；而知识分子中，也总有人以中国国情特殊为理由，对民主的实行说些怪话。其实一个真正对民主抱有诚意的人，并不会因他个人所处的地位不同，而对民主再别有它解。
我们现在缺少的不是对民主的了解，而是对民主的诚意。要说做官，现在主张民主要缓行的那些人，很少有吴国桢的官大，要说实际操作，吴国桢是从二十九岁就做武汉市长，到战时做重庆市长和后来的上海市长，这些都是中国最重要的城市，也是问题最多的城市，还有比在这样的位置上更知道民主操作难易的人吗？但吴国桢在最能说话的时候，他说出的却还是简单的"民主"二字，而不是其它。
什么是对民主有诚意，我以为吴国桢这样的人就是对民主有诚意的人，台湾最终能走上宪政一途，就因为官场中还有吴国桢这样的人，还有一些有吴国桢这样气质的人，这些人才是民主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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