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恩宠：周正毅现象

《谁引爆周正毅案》与读者见面了。地球上任何一个事件，历史终究会还其他本来的面目。发生於二○○三年上半年的上海「东八块」拆迁案，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来，上海市民不服强制拆迁、违法徵地而进行的一次可歌可泣的维权抗争案。这个故事至今没有完，也不会很快就结束。

二○○六年三月二十三日，陈良宇和韩正亲自到「东八块」强行举行所谓五百千伏世博变电站的开工仪式，该工程未经国家发改委批准，变电站只是使用了「世博会」的名称，而不是为二○一○年上海世博会提供电力服务的变电站。二○○一年至二○○二年上海批准了三百零一幅土地，采用了周正毅「东八块」的开发模式。据不完全的资料，二○○三年至二○○五年上海起码批了六百多个「东八块」。陈良宇、周正毅之流政治骗子、经济骗子的面目，需要人们逐步去认清。如果人们想用客观真实和全方位的视角去破解这个案例，短期内是不会「盖棺定论」的。

什么是目前中国人权首要的第一问题？我认为土地、房产是中国大陆目前及今后几十年内需要解决的首要第一人权问题。徵地、拆迁本是一个社会问题，但是今天中国大陆的党媒、官媒和拿了高薪非独立的专家、学者们将徵地、拆迁当作两个问题。中国不同於英国当年的「圈地运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生存著十三亿人口，有效的耕地人均只有一点五亩，按目前的科技、环保状况能适合人们常年享有幸福感并适合人类生存的土地占中国国土不到三分之一。在中国徵地必须包含著拆迁地上的建筑物，其中包括中国公民赖以生存的住宅。

拆迁必须徵地，上海人口不断在增加，十年中将二百八十万市民从中心城区逼迁到上海郊区，先要徵用一百万农民所居住或耕作的土地。将他们的住宅、经营用房全部拆除，再建房安置他们，然后安置从中心城区逼迁而来的市民。徵地拆迁是一个社会问题，如果要细化可分为二个法律关系的研究课题。

在中国徵地、拆迁都是政府行为，土地全部由政府垄断，住宅所在的土地永远是掌握在政府少数人的手里，我叫你走，你不得不走。我要拆，就得让我拆。我以合法名义抢你，你就得被我抢。刀把子、枪杆子、舆论、法院都由各地政府中少数人垄断。

没有只徵地不拆迁和只拆迁而不徵地的政府行为。迄今为止本人几乎经历这类案的全过程，为此付出了三年牢狱的代价。自二○○六年六月五日出狱以来，又生活在「家庭监狱」中，陈良宇们害怕我和「东八块」的受害者接触，怕更多的真相大白於天下。上海当局害怕我与更多的市民、学者接触，害怕暴露更多的周正毅。周已二进宫了，它是上海官商勾结的腐败案之一，它是个现象，上海至少有四、五十个周正毅。

没有土地权，没有房产权就没有实质意义上的人权。

二○○三年上海市民「东八块」一声吼，中国的简．雅各斯（ Jane Jacobs ）们站起来了。二○○五年《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华文版在中国大陆出版，作者简．雅各斯二十万字的原著於一九六一年在美国出版。一九一六年出生的简．雅各斯，一九四四年和当地一位规划建筑师结婚，定居纽约。

上世纪六十年代，她参加了抵制在曼哈顿地区兴建高速公路的抗议活动，这条将截断整个纽约的高速公路只照顾了富人上班的方便而无视於穷人的利益。一九六八年她在抗议集会上被捕，罪名是「暴乱」和「故意伤害罪」。经过十二年的维权抗争雅各斯们胜利了，「美帝国主义」放弃了这一政绩工程，败给一些穷人代表。以后她又到了加拿大参加了抵制多伦多修建 Spadinb 高速公路的运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个普通的公民成为了一个无畏的，不屈的激进份子，一个充满热情的社会活动家。

在一个所谓的「人压迫人的社会」中，她能够热爱集会，喜欢走上街头，喜欢加入那些热情的集会人群中去。简．雅各斯是一根压倒骆驼的伟大稻草。今天上海的八千名律师和全国十三万律师是公共知识份子的组成部分，一个有良心的知识份子要不要像雅各斯那样挺身而出向权力讲解真理，勇敢地承担社会责任？当今中国正在处於转制时期，如果民众与资本和权力的较量是一场稻草与骆驼的博弈的话，中国稻草为何要悲观？上海的雅各斯们让这个世界看到了稻草是如何压倒周正毅、陈良宇之流的！

我出狱之前的四十一天（四月二十五日），简．雅各斯在加拿大多伦多市的一家医院去世，离她九十岁生日还差九天。多伦多市长声明：她是「这个时代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她的洞察力和杰出贡献改写北美城市的发展史」。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影响了美国当时的规划界，正是这本书，终结了五十年代美国政府试图消灭贫民窟和兴建高速公路等大规模的城市改造运动。当时美国的建筑师、规划师以视觉上的美为真理的标准，以这一教条去评判一个城市的好坏。迷信只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就可以马上扫除各城市的贫民窟，甚至滥用权力，把普通人群像物品一样任意从Ａ处搬到Ｂ处，不顾一切破坏社会底层赖以生存的社会网路。结果这种拆迁运动实际上扩大和加重了贫困。

一九四九年后中国先是全盘苏化，「文革」后除了在政治和意识形态外，在经济、城市化改造等问题上全盘西化、全盘美国化┃┃在一个集权化的体制下，发生了美国五十年代来城市改造的错误，这是一个缺乏监督机制下所发生的灾难性的错误，是一个积重难返和难以纠正的错误。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上海卢湾区一幢石库门住宅的亭子间，在疯狂的拆迁中被消灭。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第一个放映国产片的大光明电影院也差点倒在陈良宇区长的推土机下 ...... 谁是爱国者，谁是卖国者？历史是人民写的。

中共一大会址附近，以拓宽马路为名将居民赶走，将大量公民私有住宅给一香港商人建「新天地」，一九二一年中共是在人民掩护之下秘密成立的，难道现在的上海政府抢了民宅的工程就是「新天地」？上海有个新天地，江苏、浙江也出现了许多「新天地」。

周正毅案引爆时间本可以在二○○三年四月初，最迟也应在五月二十一日中午，但因故在五月二十八日引爆，并点了原上海市一号人物的名。今年八月七日，这位原国务院副总理的秘书王维工被当局点名，涉嫌违纪正在接受审查。五月二十八日黄菊被选为中共十七大代表，六月二日去世。九十年代初，虹口区区长薛某人多次在政府机关工作报告中说，虹口区在拆迁中死几个人没关系。数年之后他又改口，说这是原上海一号人物多次讲话的精神。

周正毅原任上海农凯集团公司董事局主席，该公司办公室的领导成员和在二○○二年五月二十八日「东八块」合同上签字的上海静安区某地产公司总经理是我在上海某大学房产学院研究生课程班的同学，原静安区政府建设委员会某副主任是我中学五年的同班同学，黑龙江兵团十一年战友，对农凯集团的许多底细我是清楚的。对上海的周正毅现象，我已习以为常了。

二○○三年四月有部分「东八块」的居民向我谘询过，我中学一位老师家就住在「东八块」。四月十七日我在黑龙江兵团六师后勤机关的知青，刚与拆迁公司达成拆迁协议。五月初，当我见到沈婷送来周正毅签字合同影本的第二天，许多香港驻上海记者要发这个新闻，但本人坚持未经法庭质证的证据不要上媒体，这对媒体负责，也对本人的声誉负责。

我在上海东方广播电台担任过五年「坐堂律师」，在「房产两点半」（半小时）节目电台的直播间当场回答听众的问题达五年之久（一九九七年┃二○○一年）。我也曾在《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上海法制报》、《青年报》、《新闻晨报》、《上海住宅》用真名和笔名发表过近三百篇关于拆迁、徵地、规划、商品房买卖的文章。长期以来，我已养成新闻真实性的自律。我第一次走进国际媒体是二○○一年七月，在法国巴黎城市国际广播台〈反贪风云〉节目中，讲述我在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状告司法部案的进展情况。

上海市民在第一时间向国际媒体引爆周正毅案不是偶然的，是一九八九年六四以来上海市民在土地、住房等民生维权活动被长期压抑的情况下发出的一声吼。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蒋彦永医生是我的老师。」这是我在二○○三年八月二十八日下午刑事法庭上，法官问我为什么要将周正毅案新闻发到境外？我答；「为了消息出口转内销。」当庭我还谈到蒋彦永、周珂、高智晟 ...... 批评了黄菊、陈良宇、韩正等包庇周正毅。六月五日晚香港凤凰卫视在家中采访我二小时，我以周正毅案为例谈到上海十年拆迁、徵地大量弊案。上海是全国暴力徵地、拆迁恐怖的源头、龙头和中心，一切围绕ＧＤＰ至上，一切围绕少数人政绩、升迁、仕途转。第二天我被刑拘了，不久全球媒体关注此事。

上海市民一声吼后，全国各地也连续出现抗议现象。七月云南省漫湾水电站三千多名农民静坐在工地上阻止开工。八月二十二日，南京邓府基拆迁地块居民翁彪不满拆迁补偿过低，闯入当地拆迁办泼洒汽油点火自焚，死亡，五名拆迁办工作人员及一名治安民警烧伤。九月十五日，安徽一名农民因不满违法拆迁在天安门广场点火自焚。二○○五年一月九日在上海徐汇区麦齐里基地拆迁中，活活烧死一对老年夫妇。早在二○○三年一月我通过网路给上海陈良宇市长写信，指出麦齐里等基地拆迁可能引发的不良后果，三天后市长信箱将信转往上海市司法局处理，至今该信石沉大海不知去向 ......

当今中国土地批租、转让、徵地、拆迁的收入已占各级政府收入的百分之四十左右。不徵地、不拆迁各级政府的财政困难几乎是难以支撑下去的。二○○二年上半年，中国人民大学房产法教授周珂在《人民法院报》上发文称，近几年的房地产发展模式是个掠夺式的发展模式。土地储备只是在马来西亚的个别地区有过的几个案例，根本不是一个国际惯例。

陈良宇们将土地储备作为「东八块」的翻版，向全市和全国推广。二○○三年六月起，引起了全国民众对违法徵地和拆迁的抗争，历史将记住这一年。这年的四月，蒋彦永医生勇敢地向世界披露了中国非典疫情，中国少死多少人？

近十年来，全国每年土地违法案约十五万件左右，各级地方政府主导的违法用地占百分之八十，企业和个人违法用地占百分之二十。

一九九四年财政制度改革以来，中央财政喜气洋洋，省级财政稳稳当当，地级财政摇摇晃晃，县级财政哭爹骂娘，乡级财政地动山摇┃┃这也是造成暴力徵地、拆迁恐怖的原因之一。近年来下了台的省级干部，百分之七十倒在徵地、土地转让、拆迁、工程转让或贷款上，所涉及的腐败是中国第一大腐败。

长期以来，我一直认为房地产开发是个三角形，一头是政府的政绩，一头是开发建筑商的经济利益，另一头是老百姓的安居乐业。任何一个三角形都可以找到一个中心点，这是在中国初中生都会解的几何题。三角形构架是物理学上最牢固的结构形体，这个中心点就是社会的稳定点。而当今中国在这个三角形的构架中，政府的政绩第一，第二才是房地产投资开发和建筑发展商的经济利益，最后一头才是老百姓安居乐业。第一和第二头相互利用，组成利益的天然联盟，但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

二○○四年中国人权入宪后，我在监狱开始反思，在漫漫「家庭监狱」的长夜中，我醒悟到土地权、房产权是当今中国人权首要的问题。

法治的精髓是人权，光讲法治不讲人权是空谈法治。财产权是人权的基石，没有财产权就没有人权，而土地、住宅（房产）权又是财产权的核心。「有恒产、有恒心」，孟子讲这句话时，中国与这个世界尚未进入工业文明，当时没有工厂、公路、铁路、银行和矿山 ...... 他讲的恒产显然指土地、住房（包括其他房产）等不动产。这或许是中国最早人权思想的萌芽。

我想，有了土地权和住房权，才有美国原住民印地安人和大量移民的权利。《独立宣言》阐述每个人都有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力。

美国的《独立宣言》被共产主义的老祖宗马克思称为世界上「第一个人权宣言」，成为法国大革命中《人权宣言》的范本。《独立宣言》、《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人权公约关系如何？需要人们进一步去反思。在这个问题上我愿与各位读者、各界人士心平气和地去讨论和探索。

经济学、市场经济和各国土地权转让、房屋拆迁的实践无不证明，市场能够解决的拆迁双方的补偿问题，政府不应去干预。

在一个全球化、市场化和房地产竞争的行业，价格由市场供求所决定。市场通过自身的运行完全能够自行调节土地，房屋拆迁补偿的价格，无须由政府垄断定价。徵地、拆迁也是「三农」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不信强徵农民的地，强拆农民的房又补偿过低，「三农」问题会解决。

今年上半年，在同济大学一百周年校庆上，一位伦敦前市长作报告，多年来伦敦市通过给建筑商提供建设用地，在招投标中建筑商必须承诺所建的住宅百分之五十供中、低收入者购买。上海大动迁造成中环线内百分之九十四点四市民购不起房，五百万外省市农民工处在住房保障的边缘之外，没有住房的尊严。上海式的市场经济已走入误区。

周正毅案引爆遇上了互联网普及的机遇，网上纳言应成为中国领导层加强执政能力的新课题。改革不应使弱势群体利益受损。靠不断牺牲普通民众的利益来取得改革开放的成就，那么这种改革最终会失败。以往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暴力徵地、恐怖拆迁所遗留的问题，不从体制、机制层面上去解决，而让其蔓延，那么隐含的社会矛盾冲击力可能大於八九风云、法轮功等问题对社会的震荡。

人心向背，如果苏共亡党有人认为是从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开始，那么中国执政党如果亡在徵地、拆迁、住房价格过高，企业转制等腐败问题的蔓延上，那么实在太可惜。

对周正毅现象和陈良宇腐败案需要用一代人和几代人去反思，我们的社会才会进步。

借此机会，我愿与有兴趣对中国徵地、拆迁问题研究的学者保持联系，合作研究涉及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基本人权问题。

二○○七年八月十四日於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