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发生的事件
时光倒回去50年的1957年4月的一天，在成都第二师范学校（简称成都二师，现名成都市盐道街中学）阅报栏前，围着很多十六、七岁的学生娃娃，在争看上海《文汇报》上的一条消息，说的是安徽省某乡干部克扣小学教师工资，还殴打一位叫常金白的教师。对于这些明天就要去作教师的学子们，这消息无异是在他们心中投下了一个炸弹。整个上午阅报栏围满了学生，读报的、议论的，沸沸扬扬，人头攒动，有人在报上批字，有人响应，一时群情激愤象锅开了的水。很快，出现一张要求政府严惩殴打教师凶手的大字报。这天上午学生们不归教室，教导主任和各年级班主任前来劝说，说这些事与四川无关，大家回去上课。这个“与四川无关”的说法，立即引起广大学生们的反驳，他们举出所见所闻的一些四川的例子，比《文汇报》上说的还要严重。学生们有了新的想法，要求校方和成都市政府允许学生声援常金白，并希望把声援信刊登在报刊上，当然遭到校方的拒绝。于是一些学生联络全川师范生，准备调查此类事件，要求政府采取行动制止乡村基层干部的违法行为。无独有偶，恰在此时，省里来通知：从今年起对师范生的全年伙食费只供九个月，寒暑假伙食自行解决，这个改变建校以来传统作法，被一些学生和常金白事件搅在一起，一时群情沸腾，反抗之声不断，有人提出上街游行，一个叫徐航的高斑学生，当即写了《告全市人民书》。晚餐后学生们陆续涌向学校大门，发现大门被许多不名身分的“市民”堵住了，其中几个高大强壮的人在大声喝斥：“不许外出！不许闹事！”一些自称是工人、农民的代表和学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一些辩不过学生的工人、农民代表，竟然骂学生“忘恩负义，白吃人民饭，白拿人民钱”，是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坏苗苗”，不配做人民教师。忽然，有个学生发现不少“市民代表”衣服下藏有短棍，便大声惊叫：“他们要打学生，快跑！”几个胆大的学生上前去夺，带棍的人扬手就打，场面开始混乱。这时不知谁按响了学校的紧急电铃，有人打开广播高喊：“二师同学，暴徒冲进学校打学生了，快去增援啊！”于是，更多的学生奔向大门。“市民代表”见势退却，挨了打受了委曲的学生紧追不舍，还拾起遗弃在地上的木棍，一路追到派出所。派出所空无一人，“市民代表”也突然无影无踪。被激怒的学生们已有六、七百人，便手挽手一路雀跃欢呼，沿着几条小街狂呼口号返回学校。这本来就是不成熟的娃娃行为，当局却不这样看，认为是件不得了的“反革命爆乱”，很快上报省市委和中央……
民主空气的由来
成都二师是座专为全省各县市培养小学教师的师范学校。20世纪初，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为挽救濒于灭亡的大清国，下诏废科举办新学，用八国联军之役清廷对各国的赔款返还的银子，在全国十几个重要省会兴办的高等师范学堂，它位居榜首。自清廷、民国乃至49之后一段时间，一直实行向全省公招优秀学生，不仅吃饭不要钱，还发给生活费。作家巴金、艾芜、沙订等一代文化名人都是从这所学堂走出去的，中共五老之一的吴玉章曾担任过这所学校的校长，朱德以及王佑木、杨阊公、李硕勋等老一辈共产党人，都先后在这里受教或讲学，故名满蜀中。师范生是命定由国家分配，毕业后要去作小学教师和中学教师的。他们喜欢阅读书报，思考问题，关心国家和社会大事，乐于集会、结社、自办刊物和壁报，组织文学小团体。徐航本名徐荣忠，是58级学生，他想学梁启超办《少年中国》，就也办了张《蓉城少年报》，引来许多同学投稿，还刊登过作家石天河等人讨论文艺的书信。但他们不知道现在早已不是自由自在的年代，一切都需在党的领导进行。当然更不知道这一闹，已惹下包天大祸。接着，在一次全校的集会上，学校张校长给大家介绍了一位新调来的徐副校长，后来学生们渐渐知道这位徐副校长曾是东城区公安局的副局长。在这位徐副校长的领导下，学校成立了有共青团成都市委学生工作部、教育局、东城公安分局和校方保卫人员组成的“二师事件处理工作组”，这个工作组直接对成都市委宣传部部长叶石负责。工作组的任务是发动群众，调查揭露隐藏在二师学生中的“阶级敌人”和有“反社会主义情绪”的其它分子，以待上报并研究决定如何处理。
镇压悄悄来临
23年后与我一起在《成都晚报》副刊工作的朋友的吴红，他不是二师一年级跟班上来的学生，是随父所在的四川师范学院由南充迁往成都时，从永川师范学校转学入二师五七级二班的。这个班的学生大部分是从号称盐都的自贡招来的，他到二师直至毕业大约也就是五个月的时间。当时刚好15岁，是班上的小娃儿。但他很快喜爱上了这个班的大哥哥们，例如班长郭ＸＸ，篮球打的好而被选为四川体工队的中锋；同桌的李柏森，是辛亥革命时和吴玉章一起发动荣县起义、在攻打成都时牺牲了烈士李某的孩子。他语文、数理都十分优秀，篮球也打的好，还是成都市青年绘画比赛的第二名；简ＸＸ是成都乒乓球比赛的亚军，纯净得象山上的泉水。最令他不可思议的是一个二度驼背的残疾同学刘ＸＸ，平时走路都不方便却弹得一手好钢琴，因为家里穷周末也不回去，好为家里省下一天的米粮，一到周末他就钻进琴房，于是琴房里就飘出一个穷学生奋力求学的或高亢、或感伤、或悠扬的琴声，引来了不少老师同学驻足聆听，不停点头称赞……
就在宣布结束教育实习那天的会上，校方同时宣布了一个使全体57级300多名学生不安而又不明白的决定：根据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和成都市教育局文件，二师本年度应届毕业生在分配去工作单位前，将参加成都市东城区小学教师整风反右运动学习。于是学生们带着行李列队驻进成都磨子桥七中和成都空军驻地，负责运动的工作组宣布了不准外出，不准写信、收信，不准会客等严格的纪律。接着是动员大会，学习讨论，人人表态。学生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一切早已准备就绪。当同学按要求围成圆圈坐下时，早已准备好的积极分子和支持者们，立即开始揭发，并凶恶地大声喊：
“ＸＸＸ，你这个罪大恶极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还不站出来？”
“我揭发你参加二师暴乱，冲击无产阶级专政机关的滔天罪行”
“我揭发”
“我揭发！”
参会者争相举手，唯恐落后不能表现自已“靠拢组织”。昔日和睦近似兄弟姊妹的同学关系没有了，一下变成了深仇大恨的敌人，恨不得把对方嘶咬得鲜血淋淋，五赃破裂。
一般一个上午揪出两三个“阶级敌人”，天天都在揪，一连揪了一、二十天，而且日日加温，时时升级。学生娃娃们哪经过这种阵仗，一般都惊慌失措，进退失据，浑身发抖，第一天就有几个学生吓得小便失禁，尿了一裤子。凡被点名批斗的学生当晚就被命令卷起铺盖滚到阶级敌人和犯罪分子的泥坑里去了。谁敢反抗？谁又敢反抗？一当成为“阶级敌人”，上下就有人跟着、管着、看着、守着，来去勾着头，说话声音小得象哑了嗓子的鸡鸭，任人摆弄，任人折腾。
揪出“反革命大同党”
当反右运动进行到第二周，二师学生被要求列队返校，参加逮捕反革命“大同党”首恶分子及其同党的大会。那天下午天气阴沉，学生们列队走进校门，看到从校门通往操场的路两侧布满了荷枪实弹的武装士兵。刺刀的阴寒，钢盔的森冷，使阳春三月的蓉城近似数九隆冬。学生们快步疾行，在指定的地点坐下。会场上积极分子们情绪激昂，革命歌声不断，时而有人振臂呼喊口号：
“坚决镇压反革分子！”
“保卫无产阶级红色江山！”
台下一千多名各年级学生鸦雀无声，望着主席台一举一动。忽然，从人群里有人举起了一幅贴在木板上的，画着“大同党”首恶分子人物的漫画，接着，挂着大纸牌的“大同党”首要与主犯，被士兵押上审判台。一些人为显极积，跳上台就对着他们拳打脚踢，当场有两个“反革命”被打得头破血流昏倒在地。台下是叫好的口号声。这时学生们才发现，所谓的“大同党”十多个人，原来是58，59级的、不满20岁的学生娃娃。
零落成泥辗着尘
1958年4月“5．1”前夕，东城区教育系统在锦江川剧院举行“庆祝反右斗争胜利大会”，侥悻获得宽大的“内控右派”的吴红，坐在楼厢倒数第二排的一个位子上，他偷偷用眼光寻找二师57级同学，已有一半人不见了，全校一千多名学生划了一百多名右派，平均年龄不足20岁，全是黄毛未蜕，乳气未干的娃娃。这些定性为“右派敌人”的娃娃，绝大部分开除学藉送到西昌大凉山去“劳动教养”，这一去就20多年。那位驼背的钢琴家到凉山不久便去世，临终前想唱支歌也没了力气，大凉山灰暗的天空中似乎飘荡着这音乐奇材无尽的哀诉；那个想学梁启超办《蓉城少年》的徐航，在去劳改农场不久因饥饿难忍，劳动时捡了地上的一个烂西红柿，竟被当地民兵按在地上，用鹅卵石打得脑浆迸溅一命呜呼。直到1978年，有关部门为这批青少年右派进行所谓的“平反”时，他们中的不少人已经收不到这个“改正”通知书了。他们的父母亲人已经早就不知道他们的音讯下落了。二师的同学中至今来留传着57级某班两个少年右派的悲惨故事。当工作人员向他们宣读所谓的平反通知时，发现两个人的眼珠不动，正惊异间，两个同学忽然放声狂笑，笑声十分恐怖，然后突然倒下再也没有起来。那个父亲曾是吴玉章战友的李白森，侥幸留在成都市一所平民学校做看门人，后来让他代课，直到1978年平反后才被允许做一名小学教员。一位右派诗人在《祭友》中写道：“少年望北斗，壮岁作楚囚。笑傲南冠几多秋？岁月水东流。人非物依旧，青冢恨悠悠。泪洒“空吟闻笛赋”，日暮风雨愁。”
无言的结局
这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争争斗斗，使许多人的生活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二师事件中被调到二师任副校长的原东城区公安局副局长的徐某，竟也在运动后期被人控告，同情学生而被打成右派，而领导清查二师事件的中共成都市宣传部部长叶石也成了右派，这真是叫人哭笑不得的殊途同归。
而当年一些反右积极分子们，大都得到升迁，成为各级政权和单位的负责人，吴红所在班的13名所谓热爱共产党、毛主席，对阶级敌人斗争坚决的革命学生们，陆续被提拔成为教育局长，文化局长，城建大队长，体委副主任，人大副主任，书记，校长……
不知他们在颐养天年的现在，忘没有忘却这桩“小匈牙利反革命事件”？
时光倒回去50年的1957年4月的一天，在成都第二师范学校（简称成都二师，现名成都市盐道街中学）阅报栏前，围着很多十六、七岁的学生娃娃，在争看上海《文汇报》上的一条消息，说的是安徽省某乡干部克扣小学教师工资，还殴打一位叫常金白的教师。对于这些明天就要去作教师的学子们，这消息无异是在他们心中投下了一个炸弹。整个上午阅报栏围满了学生，读报的、议论的，沸沸扬扬，人头攒动，有人在报上批字，有人响应，一时群情激愤象锅开了的水。很快，出现一张要求政府严惩殴打教师凶手的大字报。这天上午学生们不归教室，教导主任和各年级班主任前来劝说，说这些事与四川无关，大家回去上课。这个“与四川无关”的说法，立即引起广大学生们的反驳，他们举出所见所闻的一些四川的例子，比《文汇报》上说的还要严重。学生们有了新的想法，要求校方和成都市政府允许学生声援常金白，并希望把声援信刊登在报刊上，当然遭到校方的拒绝。于是一些学生联络全川师范生，准备调查此类事件，要求政府采取行动制止乡村基层干部的违法行为。无独有偶，恰在此时，省里来通知：从今年起对师范生的全年伙食费只供九个月，寒暑假伙食自行解决，这个改变建校以来传统作法，被一些学生和常金白事件搅在一起，一时群情沸腾，反抗之声不断，有人提出上街游行，一个叫徐航的高斑学生，当即写了《告全市人民书》。晚餐后学生们陆续涌向学校大门，发现大门被许多不名身分的“市民”堵住了，其中几个高大强壮的人在大声喝斥：“不许外出！不许闹事！”一些自称是工人、农民的代表和学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一些辩不过学生的工人、农民代表，竟然骂学生“忘恩负义，白吃人民饭，白拿人民钱”，是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坏苗苗”，不配做人民教师。忽然，有个学生发现不少“市民代表”衣服下藏有短棍，便大声惊叫：“他们要打学生，快跑！”几个胆大的学生上前去夺，带棍的人扬手就打，场面开始混乱。这时不知谁按响了学校的紧急电铃，有人打开广播高喊：“二师同学，暴徒冲进学校打学生了，快去增援啊！”于是，更多的学生奔向大门。“市民代表”见势退却，挨了打受了委曲的学生紧追不舍，还拾起遗弃在地上的木棍，一路追到派出所。派出所空无一人，“市民代表”也突然无影无踪。被激怒的学生们已有六、七百人，便手挽手一路雀跃欢呼，沿着几条小街狂呼口号返回学校。这本来就是不成熟的娃娃行为，当局却不这样看，认为是件不得了的“反革命爆乱”，很快上报省市委和中央……
民主空气的由来
成都二师是座专为全省各县市培养小学教师的师范学校。20世纪初，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为挽救濒于灭亡的大清国，下诏废科举办新学，用八国联军之役清廷对各国的赔款返还的银子，在全国十几个重要省会兴办的高等师范学堂，它位居榜首。自清廷、民国乃至49之后一段时间，一直实行向全省公招优秀学生，不仅吃饭不要钱，还发给生活费。作家巴金、艾芜、沙订等一代文化名人都是从这所学堂走出去的，中共五老之一的吴玉章曾担任过这所学校的校长，朱德以及王佑木、杨阊公、李硕勋等老一辈共产党人，都先后在这里受教或讲学，故名满蜀中。师范生是命定由国家分配，毕业后要去作小学教师和中学教师的。他们喜欢阅读书报，思考问题，关心国家和社会大事，乐于集会、结社、自办刊物和壁报，组织文学小团体。徐航本名徐荣忠，是58级学生，他想学梁启超办《少年中国》，就也办了张《蓉城少年报》，引来许多同学投稿，还刊登过作家石天河等人讨论文艺的书信。但他们不知道现在早已不是自由自在的年代，一切都需在党的领导进行。当然更不知道这一闹，已惹下包天大祸。接着，在一次全校的集会上，学校张校长给大家介绍了一位新调来的徐副校长，后来学生们渐渐知道这位徐副校长曾是东城区公安局的副局长。在这位徐副校长的领导下，学校成立了有共青团成都市委学生工作部、教育局、东城公安分局和校方保卫人员组成的“二师事件处理工作组”，这个工作组直接对成都市委宣传部部长叶石负责。工作组的任务是发动群众，调查揭露隐藏在二师学生中的“阶级敌人”和有“反社会主义情绪”的其它分子，以待上报并研究决定如何处理。
镇压悄悄来临
23年后与我一起在《成都晚报》副刊工作的朋友的吴红，他不是二师一年级跟班上来的学生，是随父所在的四川师范学院由南充迁往成都时，从永川师范学校转学入二师五七级二班的。这个班的学生大部分是从号称盐都的自贡招来的，他到二师直至毕业大约也就是五个月的时间。当时刚好15岁，是班上的小娃儿。但他很快喜爱上了这个班的大哥哥们，例如班长郭ＸＸ，篮球打的好而被选为四川体工队的中锋；同桌的李柏森，是辛亥革命时和吴玉章一起发动荣县起义、在攻打成都时牺牲了烈士李某的孩子。他语文、数理都十分优秀，篮球也打的好，还是成都市青年绘画比赛的第二名；简ＸＸ是成都乒乓球比赛的亚军，纯净得象山上的泉水。最令他不可思议的是一个二度驼背的残疾同学刘ＸＸ，平时走路都不方便却弹得一手好钢琴，因为家里穷周末也不回去，好为家里省下一天的米粮，一到周末他就钻进琴房，于是琴房里就飘出一个穷学生奋力求学的或高亢、或感伤、或悠扬的琴声，引来了不少老师同学驻足聆听，不停点头称赞……
就在宣布结束教育实习那天的会上，校方同时宣布了一个使全体57级300多名学生不安而又不明白的决定：根据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和成都市教育局文件，二师本年度应届毕业生在分配去工作单位前，将参加成都市东城区小学教师整风反右运动学习。于是学生们带着行李列队驻进成都磨子桥七中和成都空军驻地，负责运动的工作组宣布了不准外出，不准写信、收信，不准会客等严格的纪律。接着是动员大会，学习讨论，人人表态。学生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一切早已准备就绪。当同学按要求围成圆圈坐下时，早已准备好的积极分子和支持者们，立即开始揭发，并凶恶地大声喊：
“ＸＸＸ，你这个罪大恶极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还不站出来？”
“我揭发你参加二师暴乱，冲击无产阶级专政机关的滔天罪行”
“我揭发”
“我揭发！”
参会者争相举手，唯恐落后不能表现自已“靠拢组织”。昔日和睦近似兄弟姊妹的同学关系没有了，一下变成了深仇大恨的敌人，恨不得把对方嘶咬得鲜血淋淋，五赃破裂。
一般一个上午揪出两三个“阶级敌人”，天天都在揪，一连揪了一、二十天，而且日日加温，时时升级。学生娃娃们哪经过这种阵仗，一般都惊慌失措，进退失据，浑身发抖，第一天就有几个学生吓得小便失禁，尿了一裤子。凡被点名批斗的学生当晚就被命令卷起铺盖滚到阶级敌人和犯罪分子的泥坑里去了。谁敢反抗？谁又敢反抗？一当成为“阶级敌人”，上下就有人跟着、管着、看着、守着，来去勾着头，说话声音小得象哑了嗓子的鸡鸭，任人摆弄，任人折腾。
揪出“反革命大同党”
当反右运动进行到第二周，二师学生被要求列队返校，参加逮捕反革命“大同党”首恶分子及其同党的大会。那天下午天气阴沉，学生们列队走进校门，看到从校门通往操场的路两侧布满了荷枪实弹的武装士兵。刺刀的阴寒，钢盔的森冷，使阳春三月的蓉城近似数九隆冬。学生们快步疾行，在指定的地点坐下。会场上积极分子们情绪激昂，革命歌声不断，时而有人振臂呼喊口号：
“坚决镇压反革分子！”
“保卫无产阶级红色江山！”
台下一千多名各年级学生鸦雀无声，望着主席台一举一动。忽然，从人群里有人举起了一幅贴在木板上的，画着“大同党”首恶分子人物的漫画，接着，挂着大纸牌的“大同党”首要与主犯，被士兵押上审判台。一些人为显极积，跳上台就对着他们拳打脚踢，当场有两个“反革命”被打得头破血流昏倒在地。台下是叫好的口号声。这时学生们才发现，所谓的“大同党”十多个人，原来是58，59级的、不满20岁的学生娃娃。
零落成泥辗着尘
1958年4月“5．1”前夕，东城区教育系统在锦江川剧院举行“庆祝反右斗争胜利大会”，侥悻获得宽大的“内控右派”的吴红，坐在楼厢倒数第二排的一个位子上，他偷偷用眼光寻找二师57级同学，已有一半人不见了，全校一千多名学生划了一百多名右派，平均年龄不足20岁，全是黄毛未蜕，乳气未干的娃娃。这些定性为“右派敌人”的娃娃，绝大部分开除学藉送到西昌大凉山去“劳动教养”，这一去就20多年。那位驼背的钢琴家到凉山不久便去世，临终前想唱支歌也没了力气，大凉山灰暗的天空中似乎飘荡着这音乐奇材无尽的哀诉；那个想学梁启超办《蓉城少年》的徐航，在去劳改农场不久因饥饿难忍，劳动时捡了地上的一个烂西红柿，竟被当地民兵按在地上，用鹅卵石打得脑浆迸溅一命呜呼。直到1978年，有关部门为这批青少年右派进行所谓的“平反”时，他们中的不少人已经收不到这个“改正”通知书了。他们的父母亲人已经早就不知道他们的音讯下落了。二师的同学中至今来留传着57级某班两个少年右派的悲惨故事。当工作人员向他们宣读所谓的平反通知时，发现两个人的眼珠不动，正惊异间，两个同学忽然放声狂笑，笑声十分恐怖，然后突然倒下再也没有起来。那个父亲曾是吴玉章战友的李白森，侥幸留在成都市一所平民学校做看门人，后来让他代课，直到1978年平反后才被允许做一名小学教员。一位右派诗人在《祭友》中写道：“少年望北斗，壮岁作楚囚。笑傲南冠几多秋？岁月水东流。人非物依旧，青冢恨悠悠。泪洒“空吟闻笛赋”，日暮风雨愁。”
无言的结局
这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争争斗斗，使许多人的生活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二师事件中被调到二师任副校长的原东城区公安局副局长的徐某，竟也在运动后期被人控告，同情学生而被打成右派，而领导清查二师事件的中共成都市宣传部部长叶石也成了右派，这真是叫人哭笑不得的殊途同归。
而当年一些反右积极分子们，大都得到升迁，成为各级政权和单位的负责人，吴红所在班的13名所谓热爱共产党、毛主席，对阶级敌人斗争坚决的革命学生们，陆续被提拔成为教育局长，文化局长，城建大队长，体委副主任，人大副主任，书记，校长……
不知他们在颐养天年的现在，忘没有忘却这桩“小匈牙利反革命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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