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的动怒,一方面突出了中共中央政令效度无法落实,出了中南海就变了调,即使上头三令五申,地方干部充耳不闻或另辟蹊径以对,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村骗乡,乡骗县,一路骗到国务院」,莫此为甚。另一方面,则突出了因为这种认知的断裂,让地方干部想方设法匀挪出逃避上级检查的空间,致使贪赃枉法、鱼肉乡民的事例层出不穷,甚至出现广东省阳江市被黑社会控制长达十年,令人匪夷所思的情况。因此,胡锦涛所谓的管治危机,不仅发生在干群关系、官民议题上,更发生在中共内部的纪律检查、思想武装上。无怪乎「十七大」的欢庆与踌躇满志言犹在耳,胡锦涛此刻必须说重话,正视中共面临的执政压力。
更让人关注的是,在这个让最高当局都不满意的施政体制里,身处其间的中国人民们,是要隐藏心中的怨怼,去迎合执政者刻意塑造的形象?还是要挺身而出,诉求对现实生活环境的压抑与不满?当中国内部的群众抗争事件频率升高,维权人士动辄被公检法系统以泄密或其他莫须有罪名羁押,信访制度形同虚设,整个中国大陆社会好似一个压力锅,不断出现对体制冲撞、向外扩充的力量,却被各级党政机关蛮横地制止。这样的恶性循环,怎能期待一个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的降临?当然,为了巩固执政合法性,中共编织了一幅和谐景象,要人民以大局为重,给执政者一个时间与机会;但是这个时间与机会的成本,是以人民的生活品质、身家性命当筹码,做一次幻想的投资,而投资获利所得,却不均衡地偏向于官僚体制内。中国共产党以「共产」为名,即使现在罕有人信奉共产教条,但只要这个名称存在一天,中共就应该怀着近乎政治洁癖的规律,不与民争权,不向民夺产,利,要还诸于民。只不过,眼前的景况恰恰相左,党政干部坐享国家资源,普罗大众却要承受不公平的待遇;这种和谐,可为真?中国人民可想要?
因此,胡锦涛的动怒,显示这个坐稳执政大位的中国领导人面对中共执政绩效不彰的忧虑,已经提升至「危机」的层次。当他要求全党必须以执政能力为主轴、要有危机意识的同时,也就意味着中国大陆目前依旧欠缺营造和谐社会的条件。令人莞尔的是,破坏这个条件者,是提出和谐社会的中共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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